为什么全球市场会遭受长期的产能过剩？——来自凯恩斯、熊彼特和马克思的视角

    内容提要：1970年代末全球主要国家转向新自由主义政策，阻碍了世界经济的需求增长，加剧了企业全球竞争的强度。全球核心产业中企业的“强制竞争”，使其边际成本随着产业的增长反而保持不变甚至下降。低利润率行业中企业的退出不是“自由”的，由于退出会使资产价值遭受重大损失，它们往往转而订立寡头垄断协定；但在恶性竞争的全球环境中，企业的“强制投资”更加剧了产能过剩。
关键词：新自由主义/产能过剩/完全竞争/寡头垄断/强制竞争/强制投资作者简介：詹姆斯·克罗蒂(James R. Crotty)，美国马萨诸塞大学经济学系教授，主要从事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研究，马萨诸塞大学经济学系，美国马萨诸塞州01002
        引言
    在大萧条和二战以后，各国经济普遍都被置于政府的最终控制之下，即使那些市场化程度非常高的国家也是如此，而国际经济关系也被IMF和世界银行有意识地加以管理。西方国家的政府都不同程度地对工会加以支持，对商业进行管理，加强对金融市场的控制，并建立社会福利体系。它们还通过管理总需求以实现高就业率和快速的经济增长，这就是所谓的“凯恩斯革命”。商业和金融利益集团接受了这些变化，这部分是因为战后强有力的资本控制与低水平的贸易和投资流动，使它们没有对抗政府管制政策的可靠手段。战后持续四分之一个世纪的全球繁荣——所谓的现代资本主义的“黄金年代”，强化了市场经济需要强有力的社会调节才能有效运转的信念。黄金年代资本主义内在的矛盾最终导致了繁荣的终结。[1]经济的不稳定始于1960年代后期，随着1970年代两次石油危机的冲击、布雷顿森林体系的解体和第三世界国家债务的累积，经济危机全面爆发。这些问题带来了一场强有力的运动，其领导者是商业、特别是金融利益集团，这场运动旨在打击政府对经济的管制能力，用自由市场“看不见的手”取代社会的有意识的调控，消除商品和货币跨境流动的限制，创建一个一体化的全球经济。
    新自由主义全球化的支持者利用新古典经济理论来兜售他们的方案。标准的新古典理论认为，如同大学教科书里的完全竞争市场模型一样，在没有政府干预的条件下，一国和全球的经济将能够有效地运行。竞争市场的压力将使劳动和生产性资本得到充分利用，使总需求与充分就业的产出相平衡，即满足萨伊定律。因此，政府的凯恩斯式总需求管理是不必要的，全球一体化的金融市场将提高效率和生产率，因为，据称其能够把全球的储蓄配置到最优的生产性投资项目中去。对进出口和投资跨境限制的取消同样能提高效率，因为，这能够把国内落后的寡头垄断企业置于更加激烈的竞争压力之下，并可以让小国家的企业也能享受到全球规模经济的好处。总之，新自由主义者们坚信，只要用全球自由市场体系取代政府主导的经济体系，就会给所有国家带来更高的收入增长和更好的经济绩效。
    然而，对新自由主义持批判态度的非主流学者认为，一旦放弃以增长为目标的主动需求管理，将会导致实际GDP增长的放缓和失业率的增加。高失业率和“灵活的”劳动力市场反过来造成实际工资的低增长和不公平的加剧。金融的自由化又导致实际利率高企，并增加全球金融市场的不稳定性。而对于发展中国家而言，用新自由主义代替干预主义的经济发展政策，也减弱了它们快速长期增长的可能。这些问题并不是全球一体化本身的不可避免的结果，而是由新自由主义的特殊制度及其实践所造成的。
    尽管双方都选择对自己有利的数据来捍卫各自的立场，但过去二十年的主要证据支持了批评者一方。与黄金年代相比，现在全球收入和资本积累的增长率都出现了显著的放缓，生产率和实际工资的增速下降，大多数国家的社会不平等加剧。实际利率高企，金融危机越来越频繁(特别是发展中国家)，失业率上升，除东亚以外，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的差距被进一步拉大，而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之后，东亚国家的增长也放慢了。
    是什么造成了新自由主义时代长期的全球产能过剩？本文把关注的焦点放在新自由主义全球化所造成的一个最重要的经济问题上，即大多数的全球主要竞争产业中大量过剩产能的产生及其持续问题。
    关于全球产能过剩并没有官方的数据，甚至连一个如何定义和测量产能过剩的共识也没有。但是，来自咨询公司、产业贸易协会以及国际组织的研究报告都一致认为，大规模的产能过剩已困扰几乎所有的全球竞争性产业至少二十年之久了。《商业周刊》提到：“到处都是供给超过需求，造成价格下降、利润受损和裁员增加。”①前通用电气董事长韦尔奇认为，“几乎所有的行业都存在产能过剩。”②《华尔街日报》称：“从羊绒衫到牛仔裤，从银饰到铝罐，世界处于过剩之中。”③《经济学家》担心，“产能过剩和需求不足会造成严重的通货紧缩，”并认为目前全球销量和产能之间的鸿沟是“自1930年代以来之最”。④钢铁的过剩产能接近20%，汽车的过剩产能达到30%，而与近期在半导体和通讯行业出现的闲置产能相比，上述数字还算小的。
    要充分理解产能的长期过剩，首先必须认识到和新自由主义扩张相伴随的全球经济增长的显著放缓。尽管经济学家们对这一问题的原因争执不休，但增长放缓的事实从经验数据上看是毋庸辩驳的。关于全球经济长期增长问题，最广为接受的报告是麦迪逊为OECD所作出的：全球实际GDP的年均增长率从黄金年代1950-1973年的4.9%，下降为1973-1998年的3%，降幅达39%，按人均GDP来算，降幅达到55%；在拉丁美洲，前后两段时期GDP增速的降幅为43%，非洲的降幅则为38%。GDP增速提高的唯一主要地区只有亚洲(不包括日本)，而该地区从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之后也降了下来。[2]联合国用了与麦迪逊不同的一套方法来计算，得到的结果是：全球GDP的年均增速在1960年代为5.4%，1970年代为4.1%，1980年代为3%，1990年代为2.3%。[3]
    新自由主义的鼓吹者们没有预见到全球经济增长率的减速，因为他们依赖于萨伊定律，以为需求不可能长期落后于供给。正如诺贝尔奖获得者、前世界银行首席经济学家斯蒂格利茨所言，新自由主义经济理论体现的是“市场原教旨主义，它假定市场能够完美地运行，对劳动力以及任何商品或要素的需求必然与其供给相匹配”，资本的供求也是如此。[4]然而，凯恩斯教导我们，在一个不受调节的市场经济中，总需求是可能会长期不足的，比如在大萧条时期。
    对1970年代初以来的全球需求增长的放缓，给出一个有说服力的解释是不难的，许多经济学家已经做到了这一点。过剩产能的最初形成因而也不神秘。但是，为什么全球的供给始终没有因需求增长率的放缓而相应调整，实现慢一些但更为均衡的经济扩张？这个问题的答案并不清晰。新自由主义者没能预见到长期产能过剩存在的可能性，因为在标准的新古典微观理论中，这是不会发生的。甚至凯恩斯宏观理论对此也存在盲点，因为它假定总需求增长的放缓能通过对投资和生产率的影响，最终导致总供给增长的相应减速。
    笔者对长期产能过剩的解释综合了熊彼特和马克思的观点，并归纳如下：两次石油危机及应对其后的通胀所采取的紧缩型宏观政策压低了需求，而1970年代末全球主要国家转向新自由主义政策，则给世界经济的需求增长进一步造成了阻碍。需求增长的停滞反过来又导致了全球竞争性产业过剩产能的剧增。同时，全球的自由化消除了商品和货币跨境流动的限制，国内的寡头垄断市场失去了保护，全球竞争的强度加剧。初始存在的大量过剩产能，加上资本跨国流动的障碍被清除，引发了企业的生存竞争大战。正如下面将详加解释的那样，这使得企业采取了那些进一步限制全球需求增长并扩张产能的举措，它们以超过新古典或凯恩斯框架所能理解的速度去制造更多的过剩产能。因此，全球新自由主义在宏观和微观层面的经济活动之间，激起了一个破坏性的互动，一个恶性的经济循环。
    哪些原因造成了全球需求增长率的放缓？
    由于全球需求的放缓已经被许多进步的乃至主流的经济学家所分析过，因此，我在这里仅列出六条阻碍全球总需求增长的因素，其每一条都根植于全球新自由主义的制度和政策之中。
    第一，全球新自由主义造成的工资和就业缓慢增长，阻抑了消费需求的增长。工资增长受到以下因素的限制：高失业率、工会的衰落、政府对集体谈判支持力度的减弱，以及全球范围内生产率增长的减速。一份对19个发达国家(不包括美国)的研究发现，在1970年代早期的迅速增长后，实际支出的年均增长率在1979-1989年降至1.2%，在1989-1996年进一步降至0.7%。[5]人们对失去工作的担忧迅速上升，这是由于进口产品竞争的加剧、实物资本的流动性增强、1990年代的兼并重组大潮，以及与劳动节约型的技术进步和企业采用人员精简和机构重组战略，对工作的稳定性长期不断的“搅动”。通过弱化劳动者的谈判力量，工作的不稳定性压低了实际工资和家庭收入的增长。在许多国家，由于税负从资本转向了劳动力，加上家庭债务负担的上升，工人可支配收入的增长也因此受阻。
    第二，全球金融体系的演变压低了全球经济增长。1980年以来，独立、保守和饱受通胀困扰的中央银行实行高水平的实际利率。1980-1990年代金融去管制化的扩散，进一步强化了独立央行对高实际利率的偏好。对于那些实施低利率以求提振增长和就业的国家，全球投资者们可以越来越方便地利用资本外逃的手段去惩罚它们。进一步地，全球金融市场高度的不稳定性大大增加了银行和货币危机的发生率，危机在其影响的地区内造成了严重的衰退，并导致金融投资者们对其所提供的贷款要求更高的风险溢价。
    第三，私人和公共的投资支出的增长放缓。这是由于低利润、高实际利率、不确定性的增加、总需求增长的停滞，以及保守派对政府支出的攻击。
    第四，财政政策越来越趋于紧缩。欧洲和北美的政府支出仍然较大，但毫无疑问的是，除了为应对1980年代和1990年代早期的低增长和高失业，政府支出曾有过显著增长之外，随着保守政治势力的空前强大，很多国家的政府支出在其收入中所占比重达到了峰值之后开始下降。作为政府支出和税收对总需求的净刺激，1990年代发达国家结构性预算赤字占GDP的比重减少了3.4%，进一步阻碍了总需求的增长。[6]
    第五，包括G7国家的政府、世界银行和IMF在内的内外部新自由主义势力强力推行的自由化项目，严重地削弱了包括东亚在内的第三世界国家的政府主导型发展模式，降低了发展中世界的总需求增长。⑤
    第六，IMF和世界银行在发展中国家主导的紧缩和重组项目，严重地限制了全球经济的增长。
    为什么新古典“完全竞争”理论不能帮助我们理解长期产能过剩？
    要对长期产能过剩作出充分的解释，就需要一个面向现实的竞争理论。在新古典理论中，激烈的或“完全的”竞争通常能带来最优的效率，并迅速消灭过剩产能。主流的完全竞争理论主要关注的是完全竞争均衡的美妙状态，而不是达到这一状态所要经历的混乱并常常具有破坏性的非均衡过程。准确地认识新古典竞争理论的短板在哪里是很重要的。
    非学术的商业分析和大多数商业史家们懂得，竞争可能变得过度直至对企业“要命”，包括价格大战、低利润、危险的债务负担，以及那些在短期内或许必要却损害长远产业效率的做法(例如在劳资关系上的焦土策略)。新古典微观理论通过两条在经验上站不住脚的关键假设，排除了剧烈竞争所具有的破坏性方面：第一条在表面上看起来无伤大雅，即生产的单位成本随着产出的增长而迅速上升；第二条就是资本可以“自由”或无代价地从低利润产业退出。
    该理论的一个主要信条就是激烈竞争将促使价格下降，并一直降到刚好等于经济学家们所称的“边际成本”为止。边际成本是最后一单位产出所消耗的额外生产成本(劳动力、原材料等)。如果生产的单位成本在任何产出水平上都保持不变，那么边际成本与平均成本将会相等。当完全竞争促使价格等于边际成本时，企业的总收入将等于总生产成本，而没有多余的收入来弥补企业的“固定”成本，即为贬值和报废准备的用于维持资本存量的成本，或补偿那些为企业提供金融资本的投资者支付利息和红利的成本。在这样的情形下，激烈的竞争将导致代表性或典型企业在每一个周期里都遭受固定成本无法弥补的损失，最终使产业无法长期持续下去。需要注意的是，大多数全球重要产业的领先企业都有着巨大的固定成本投入。
    新古典理论通过生产的单位成本总是随着产出的增长而迅速上升这一经验上的错误假设，掩盖了激烈竞争破坏性的一面。该假设意味着边际成本和价格将超过平均生产成本，均衡时单位商品价格与平均生产成本的差额足以弥补所有的固定成本，即使竞争激烈，典型的企业也不会亏损。
    考虑一个简单的数值例子。假定某典型企业生产第一件产品的成本是1美元，生产第二件产品的成本是2美元，生产第三件也是最后一件产品的成本是3美元，那么，平均的单位生产成本就是2美元。即使竞争迫使价格降低到边际成本3美元，企业仍将在平均生产成本的基础上获得1美元。这个价格和平均生产成本的差额将足以弥补固定成本的支出，因此，企业能够在产业中快乐地生存下去。那么，如果单位生产成本维持在2美元不变会是什么后果呢？显然边际成本和价格都将是2美元，因此，价格将与平均生产成本相等，企业将面临固定成本无法弥补的损失。考虑产业在价格为3美元时达到均衡的情况，假设此时需求出现下降并导致一次暂时的产能过剩，由于产销量下降，边际成本和价格也将随之下降，导致价格和平均成本之间的差额缩小，从而不足以弥补全部的固定成本。因此，产能过剩至少可以让典型企业在短期内蒙受损失。那么，产能过剩问题在新古典条件下会变得长期化吗？这里，第二条假设就开始发挥作用了。如果我们假设退出是“自由”或无损失的，那么，产能过剩所导致的亏损将促使企业退出该行业，并把它们的生产资本转移到利润率更高的行业中去，直至产能过剩被消除为止。当产能重新得到充分利用时，留下来的企业将重新获得足够高的收入以弥补生产成本和固定成本，行业将回归均衡状态。
    新古典理论给我们讲了这样一个故事：在一个有效运行的市场体系中，产能过剩是一种能够自我修复的、过渡性的现象，因此，当然不可能长期化。但不幸的是，这个故事是虚构的。要理解为什么产能过剩变得长期化，我们必须把关于边际成本和投资资本可转移性的假定建立在现实基础之上。
    全球贸易和投资被以下一些产业所主导，如汽车、电子、半导体、飞机、耐用消费品、造船、钢铁、石化和银行业，我称它们为核心产业。关于核心产业的经验研究表明，随着产能利用率的提高，它们的边际成本通常并不随着产出的增长而上升，而是保持不变甚至下降，除非其产能已经达到了充分利用的水平。因此，如果不受约束的竞争迫使核心产业的产品价格降低到与边际成本相等，最终将会导致一系列的企业破产。
    这个问题从重要且新兴的信息技术和通讯(ITC)产业最容易看出来，这些产业的产品边际成本常常接近零，制作一份软件拷贝或者增加一人次的网络服务几乎是零成本的，因此，许多主流经济学家也认识到新古典完全竞争理论不能用于ITC产业。例如，哈佛大学校长、美国前财长萨默斯就声称，ITC企业有着“巨大的固定成本和相对小得多的边际成本”。他认为，这种“新经济是熊彼特式的”：“推动企业生产的唯一动力来自暂时的垄断权力，如果没有垄断权力，价格将会被压低到边际成本线上，高额的初始固定成本将无法收回。因此对垄断权力的不懈追求成为新经济的驱动力量。”⑥
    但这些经济学家所没有认识到的是，ITC产业与其他核心产业在这方面仅仅是程度上的区别而已。认识到大多数的生产性资产不能流动是至关重要的，它们很难转移或变现。因此，企业退出一个低利润率的行业不是“自由”的，而是要承受资本价值的重大损失。一旦资产购置到位，将其转移到别的产业或在二手市场上卖掉都将遭受很大损失。一项对航空业的研究估计，“流出该部门的资本只能卖到三分之一的价钱”。[7]近期一些破产的通讯企业则将它们的资产打两折出售。由于资产不能自由流动，退出将使企业损失其投资资本中的大部分。需要注意，企业在利润前景黯淡和产能过剩严重时离开该产业的动机是最强烈的，但这恰好也是该产业的专用资产价格在二手市场上处于最低点的时候，因为，此时这类资产的供给增加而需求大减。
    最后，核心产业拥有的规模经济范围很广，在很大的产出范围内，企业生产得越多，其成本就越低，因此，营销努力也越有效，融资的成本也更低。例如，通用电气、福特汽车和IBM的总资产分别为4050亿、2730亿和880亿美元。[8]这对于核心产业的竞争理论有几个重要的含义：第一，随着规模经济的提升，固定成本上升而边际成本下降，规模经济的程度越高，则与激烈竞争相伴随的边际成本定价就越具有破坏性；第二，对于核心产业的重点企业而言，过剩产能的增加意味着单位产品固定成本的上升，产能如果达不到充分利用的话，产业就不可能有效运行；第三，参与核心产业竞争所需要的投资极大，因此，退出产业将会有重大损失；第四，由于最低的有效生产规模很大，少量的一些巨型企业通常就能够给全球市场提供足够的产能，这使得产业寡头垄断协定的建立和延续是可为的。
    熊彼特的自然寡头垄断理论
    现在可以清楚地看到，新自由主义追求的无限制的全球经济一体化所内含的全面竞争大战，将最终导致核心产业的毁灭。只要我们拒绝接受那些支撑新古典竞争理论的不合实际的假定，就能看到企业之间进行必要合作以维持价格显著高于边际成本，是核心产业存在和延续的必要条件，这就是克拉克(John Maurice Clark)为什么把这些产业称为“自然寡头垄断”的原因；也是熊彼特为什么认为，美国经济史上最重要的产业只有在其主要企业形成“相互尊重的竞争”之后，才能长期地存在下去；商业史学家钱德勒在其经典之作《规模与范围》一书中，对此也有论述；[9]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的商业史学家Louis Galambos最近提到，“全球寡头垄断就如同太阳升起一样不可避免。”⑦
    自然寡头垄断的企业必须相互合作，把价格维持在边际成本以上，从而保证有足够的盈余，才能避免亏损，同时也能为大型的资本品投资和技术进步提供资金。如前所述，规模经济的存在，使那些占主导地位的少数企业的相互合作在操作上可行。对市场的控制力和相互尊重的竞争还提供了稳定的、有利可图的环境，使企业能够承受巨大的固定资本项目投资的风险。最后，企业的相互协定，对于避免大量过剩产能的出现至关重要。或早或晚，大量的过剩产能将促使一些处于困境的企业削减价格、扩张销量，以降低因产能过剩所形成的过高的单位固定成本。然而，少数企业的降价行为最终将触发价格大战，因为其他企业也要维护其自身的市场份额。正如《金融时报》所言，“由于钢铁厂或芯片厂的巨额资本投入成为了沉没成本，当需求减缓时，企业总是趋于在竞争中拼尽全力，最终却只能冲向边际成本这个最低点。”⑧受产能过剩的拖累，钢铁的近期售价为每吨200美元，明显低于每吨260美元的生产成本。《商业周刊》报道了计算机硬件产业“在供给过剩和需求停滞环境下的一场无约束的价格大战”。⑨企业试图通过非正式的对资本积累节奏的调节，保持供给不要超过需求的增长，以避免产能过剩。值得注意的是，新自由主义时代全球需求增长率的重大放缓，使得核心产业维持集体纪律以避免供给过剩的努力异常艰难。相比起来，企业之间达成如何分享新市场的协议是容易的，而在由谁承受损失和谁关闭工厂的问题上达成共识就不容易了。
    熊彼特强调，自然寡头垄断的大企业之间的竞争也是激烈的，尽管通常它们竞争的手段尽量不采取影响行业利润率的方式。它们通过削减成本的投资、技术和组织创新、市场营销和分销策略、开发新产品等手段来谋求高市场份额和产业主导地位。那些在长时间内仍不能降低成本和提升质量的企业，将受到更强大的竞争对手的攻击。如果行业内的企业在长时间内都没有实现足够的成本削减，这将最终导致更高效率的新进入者的侵入，或是顾客会放弃它们并寻求其他替代产品。
    熊彼特坚持认为，对于企业动态效率最为重要的竞争形式，并不是静态的新古典理论所关注的价格竞争。“在迥然不同于教科书所说的资本主义现实中，有价值的不是(价格)竞争，而是新商品、新技术、新供应来源、新组织形式(如巨大规模的控制机构)的竞争，也就是占有成本上或质量上决定性优势的竞争，这种竞争打击的不是现有企业的利润边际和产量，而是它们的基础和它们的生命。这种竞争是……在长期内扩大产出和降低价格的有力杠杆。”[10]尽管进入壁垒给了这些寡头垄断企业以较大程度的定价余地，但它们也不能让价格和利润率太高，否则将会吸引外来者的进入。因此，核心产业的竞争强度与效率之间的关系比主流理论所认为的要复杂得多。核心产业既可能陷入过度竞争所导致的破坏性价格大战，又可能由于竞争的压力太弱，不能刺激足够的投资、技术进步和保证产业长期存续的成本削减。关于激烈竞争会摧毁核心产业的论点，显然并不意味着自由放任的经济政策和相互尊重竞争的结合，就能保证好的绩效。历史告诉我们，现代资本主义市场只有处于有效的社会控制之下，才能实现长期的普遍繁荣。
    引入马克思的理论：破坏性竞争与长期产能过剩
    我们现在已经准备好提出核心问题了。为什么过去二十年里全球供给的增长不能随着全球需求增长一起减速，从而消灭过剩产能呢？把马克思关于竞争破坏性的观点和熊彼特的自然寡头垄断及相互尊重竞争的理论相结合，带来了一个有趣的答案。
    全球新自由主义的兴起摧毁了大多数核心产业维持相互尊重的关系所必需的条件，长期产能过剩就在这个过程中形成。相互尊重的关系要得以维持，必须依赖长期的需求增长以及对产业内大企业数量的限制。全球新自由主义通过减缓需求增长而加大了产能过剩，通过消除竞争的国家间限制等政策，加剧了竞争的强度。结果就是本文所称的“强制竞争”(coercive competition)的爆发，这导致了自杀式的定价，安全的寡头利润边际的丧失，以及核心市场上日益脆弱的金融体系。
    强制竞争的概念是理解长期产能过剩的核心。在相互尊重的竞争和需求充分增长的环境中，核心产业能实现高利润，这是成熟工业化经济体中的大型跨国企业为什么总是谋求行业主导地位的原因。然而，在战后的发展历程中，发达国家之间相互进入对方国内市场的障碍逐步消除，而发展中国家的企业也试图进入核心产业，并希望以此攀爬技术—生产率—价值增值的阶梯。例如，经济学家Robert Feenstra构建的美国进口商品渗入指数，从1970年的14%上升到1980年的31%。[11]每一波新进入者都使市场更加拥挤，使企业间的相互合作关系越来越难以维持。如果全球的总需求保持强劲增长，那么新进入者较容易融入到产业中去。在黄金年代，即使日本以及后来的韩国和台湾地区开始发展和提升本国的出口，但由于得益于经济的快速增长和对国际竞争的限制，北方国家的垄断巨头们还能够维持一定程度的相互尊重的关系。然而，新自由主义在全球的推行严重限制了全球总需求的增长，由于需求的停滞，有新企业进入就必须要有旧企业的退出，才能避免产能过剩。
    为什么新企业要不断进入既不赚钱又不稳定的核心产业呢？一个关键原因是，新兴国家要想实现经济发展，必须在技术阶梯上一个梯级接一个梯级地爬升。它们无法从劳动密集型的纺织品出口，直接过渡到汽车、电子和半导体的出口。政府因此必须鼓励本国的企业进入核心产业，或通过设立公共企业来直接操办。否则，就相当于放弃成长为一个工业发达国家的希望，而这在政治上是不可接受的。
    在面对需求增长停滞和新进入者导致利润下降时，为什么在位企业也不退出呢？新古典微观理论没能认识到，在位企业有充分的理由并不急于从无利可图的核心产业退出。因为，它们有巨大的固定资本以及人力和组织资产，一旦它们被迫退出该行业，这些资产的价值将会遭受重大损失。考虑一下企业不退出的可能前景：在新自由主义条件下，产业内生存竞争的结果是不可预料的，如果能够提前知道哪些企业会在竞争中失败，那么失败者还可以早早退出，以锁定损失，通常那些明显比竞争对手弱小的企业也会选择退出。但是，面对退出的巨大损失，大多数竞争者们还是会试图留下来。只要能在竞争中存活下来，那些最后的胜利者将会消灭过剩产能，重新获得寡头垄断权力，并获得安全的、高于平均水平的利润。因此，退出所要承受的损失是确定的，而如果企业能够在竞争中存活下来，就有希望保存其资产价值，并重新获得占有垄断资格和高利润的前景，这样一来，拒绝退出就常常成为企业的理性选择。因此，产能过剩绝不是新古典理论所描述的短期现象。
    还可以增加一个观点来理解产能过剩为什么会长期持续。决定留下来的企业必须继续投资，以应对行业生存环境的恶化，并增加在生存竞争中获胜的可能。我的一篇分析竞争在马克思主义投资理论中所扮演的复杂角色的文章，把这种现象称为“强制投资”。[12]
    要留在行业中，企业必须投资以利用由迅速的技术进步和全球市场一体化所带来的递增的规模报酬。投资还出于减少劳动力的需要，通过裁员、工程再造、对劳方的经常攻击，以及增加对工人的直接监督和控制等。企业必须通过投资，采用最优惯行技术(best practice technology)，降低成本和提升品质。在汽车和半导体等核心产业，采用最优惯行技术常常需要巨额的资本投入和扩大生产规模。它们必须投资于款式和型号的改变，以在时尚和潮流变化无常的市场中维持其份额。最后，为了进入未来有很高增长预期的发展中国家的国内市场，它们必须到这些国家内部进行投资。上述这些投资项目大多都是增加产能的，并由此制造了更多的过剩产能，尽管企业的投资动因并不是为了制造过剩产能。《经济学家》发现，新产能形成背后的一个关键原因是降低成本压力与全球化的结合，“在世界各地忙于建立工厂，仅仅只是制造了更多的产能。”⑩当然，在强制投资的过程中也有工厂关闭，但在需求增长停滞的背景下，其影响太微弱而不会对产能过剩的缓解起到多大作用。
    熊彼特认为，相互尊重的竞争能够导向他所坚信的资本主义内在的“创造性毁灭”机制。无疑，强制竞争有其创造性的一面，例如，它加速了废旧资本的淘汰和新技术的引入，但在全球新自由主义的制度和政策下，强制竞争的破坏性方面占据了主导地位，盖过了其积极的方面。
    核心产业中大量强制投资的存在，与我们在经验观察中看到的总投资放缓并不矛盾。社会总投资包括居民投资、公共投资、仅为增加产能的投资以及非破坏性竞争产业的投资等，所有这些投资的总额在过去二十年内显著放缓，并限制了需求的增长。
    我们在这里看到的是一个破坏性的宏观—微观的辩证法在起作用。在全球新自由主义时代，总需求增长的停滞和长期总供给过剩不断地彼此强化。1970年代和1980年代早期，商品和货币跨境流动的障碍被逐步消除，全球竞争的激烈程度上升，而全球总需求的放缓，又造成普遍的产能过剩，使竞争程度进一步加剧。竞争越剧烈，企业就越是不得不减少投资支出、裁员、降薪、攻击工会并用低工资劳动力取代高工资劳动力，用临时工取代合同工。商人和高收入利益集团给政府施加压力，要求削减社会福利和减少基础设施支出，从而在不增加财政赤字的前提下，能够对企业和富人实施减税。政府在压力下降低了对资本以及流动的熟练劳动者的征税，利于他们从事跨国的商业活动。但所有这些举措都进一步限制了全球总需求的增长，进而造成了更激烈的竞争，陷入了一个看起来无限向下的螺旋。
    全球汽车产业的强制竞争
    全球汽车产业为我们观察这些竞争过程的运作，提供了一个很好的范例。汽车产业拥有巨大的经济规模和固定成本。全球市场的缓慢增长趋势，新的进入和有限的退出，造成了全球汽车产业大量的过剩产能。1999年《商业周刊》报道，全球四十大汽车制造商中，至少有三十家“负债累累且产能过剩：这个产业每年能够生产的汽车比它能够卖出去的汽车要多出2000万辆。”①普华永道会计师事务所认为，全球汽车业的产能利用率从1990年的80%下降到1999年的不足70%。(11)1990年代后半期，汽车产业巨额的固定成本和大量的过剩产能，消灭了全球除美国之外所有汽车市场上的利润。据《华尔街日报》报道，“开发新车型和大型汽车厂运营所需的巨额固定成本，意味着汽车制造商将不得不维持或扩大其市场份额。”(12)《商业周刊》指出，这导致了“在过剩产能问题上的自杀式定价”。(11)更糟糕的是，2001年随着建立在脆弱金融基础上的美国经济繁荣的逐步消退，以及美国企业在运动型乘用车(sport utility vehicle)和轻卡销售上暂时垄断地位的终结，美国的汽车市场也变得无利可图。
    尽管企业面临产能过剩、亏损或微薄的利润边际以及大量的债务，它们却仍不断地在本行业大量投资。为了利用快速增长的经济规模，投资是强制性的。据估计，当前最低有效生产规模的范围，从每年200万辆至惊人的400万辆。福特、通用和戴姆勒—克莱斯勒都在亚洲投入巨资，尽管要经过8年的发展，销售规模才能回到1996年的水平。根据《华尔街日报》的报道，亚洲“已经变成一个拼消耗的战场，三大汽车厂商都意在取胜”。(13)与此同时，本田和丰田在美国的产能自1996年以来已经增长了50%。(14)通用公司最近又在土星(Saturn)项目上投资15亿美元，以试图维持其竞争力并由此避免先前的50亿美元投资打水漂。(15)戴姆勒—克莱斯勒、大众和雷诺，计划未来中期在墨西哥共同投资50亿美元建立生产设施。(16)《华尔街日报》报道，“许多专家警告，如果汽车厂商们哪怕是完成了他们所宣称的新工厂建设计划的一小部分，亚洲和南美就将面临巨大的过剩产能。”(17)所有的大型汽车厂商都在投入巨资开发新车型，这种代价高昂的行为被认为是维持市场份额所必须的。
    以上大多都属于强制投资，其主要后果就是在产业内持续地再造过剩产能和债务负担，延续对工资和就业的向下压力，以及造成对总需求增长的限制。
    展望：全球规模的寡头再垄断化？
    马克思为我们理解企业之间的竞争与合作关系提供了一个重要的视角。他认为，企业之间的竞争与合作的平衡处在不断的变化之中。全面的破坏性的竞争最终会迫使企业寻求相互尊重的和平与安全的关系。但反过来，过多的利润和竞争压力的长期缺失，又将导致低效率，进而导致国内外竞争者的侵入，重新引发激烈的竞争。下面是马克思的一段话，这里的“垄断”一词应该被理解为广义的企业之间的合作关系。“在实际生活中，我们不仅可以找到竞争、垄断和它们的对抗，而且可以找到它们的合题，这个合题并不是公式，而是运动。垄断产生着竞争，竞争产生着垄断。垄断者彼此竞争着，竞争者变成了垄断者。……合题就是：垄断只有不断投入竞争的斗争才能维持自己。”[13
    近20年来，快节奏的强制投资、微薄的利润以及不断攀升的债务负担，使核心产业的企业出现了分化，一些企业衰落了下去，还有一些企业维持了相对的强者地位，尽管它们事实上也处于虚弱状态之中。强制竞争终于开始筛选胜利者，当企业的数量降到足够少的时候，它们就将试图重建合作关系，以提升产业的利润率。尽管技术优势会对这一过程产生影响，但决定企业在这场生死斗争中最终胜利的主要因素，则是它们钱袋的深度，而不是设计或生产的效率。从1990年代中期开始，全球核心产业经历了一场大规模的兼并与联合的浪潮。2000年全球的兼并与联合交易涉及金额为3.5万亿美元，约为1994年的6倍。2000年的跨境兼并交易涉及金额为1.1万亿美元，是1991年的13倍。(18)
    结论
    目前，全球核心产业的合并进程正处于一个无秩序和不确定的阶段，这给我们提出了一个极为重要的问题。在这个全球需求增长停滞的时期，当前的兼并运动能够重建合作的竞争关系，使企业获得寡头利润，从而克服破坏性竞争的压力吗？看起来，全球的总需求仍然受到那些造成破坏性竞争的力量的限制，除非全球需求增长有重大的起色，否则，企业试图重建有效寡头垄断的努力将难以成功。而且，即使我们假定核心产业的企业之间的兼并、重组和联合最终能够重建有效的寡头垄断格局，还将面临一个严重的问题，谁来管理这些全球超级企业集团，使它们的行为符合全球大多数民众的利益？目前看来，还没有一个民主化建立和管理的国家或跨国政府机构，有能力和意愿来做这件事情，在未来的近中期也看不到此类机构出现的可能。
    *：本文译自James R. Crotty，“Why There Is Chronic Excess Capacity，”Challenge，vol. 45，no.6，November/December 2002，pp. 21-44，副标题为该文最初作为工作论文发表时所书写。本文已经得到作者及原载期刊在中国内地以中文发表的授权。
    注释：
    ①Business Week, January 25, 1999. pp.69-118.
    ②New York Times, November 16, 1997, p. 3.
    ③Wall Street Journal, November 30, 1998, A17.
    ④Economist, February 20, 1999, p. 15.
    ⑤关于该过程如何在韩国展开的分析，参见James Crotty and Kang-Kook Lee, Economic Performance in Post-Crisis Korea: A Critical Perspective on Neo-Liberal Restructuring, Working Paper no. 23, 2001, Political Economy Research Institute, UMASS, www.umass.edu/peri/research.html.
    ⑥Lawrence Summers, "The New Wealth of Nations," Speech Presented May 10, 2000, San Francisco, U. S. Treasury Department, www.ustreas.gov/press/releases/ps617.htm.
    ⑦Wall Street Journal, March 8, 1999, B1.
    ⑧Financial Times, December 6, 2001.
    ⑨Business Week, June 30, 2001, p. 32.
    ⑩Economist, May 10, 1997, p. 21.
    (11)Economist, January 8, 2000, p. 58.
    (12)Wall Street Journal, January 16, 2000, B1.
    (13)Wall Street Journal, December 8, 1999, B1.
    (14)Newsweek, February 4, 2002, p. 38.
    (15)Wall Street Journal, April 20, 2000, A4.
    (16)Financial Times, May 24, 2000, p. 10.
    (17)Wall Street Journal, August 4, 1999, A1.
    (18)并非所有的兼并都是为了重建失去的市场势力。其中有许多是根源于股票市场上的压力，当对其所在产业进行再投资以实现增长的做法不再有效的时候，企业则通过系列并购以维持其报告期收益。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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