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鳌亚洲论坛的结构优化及功能完善

    （七）适度淡化论坛的官方色彩与中国身影
    一个国际会议组织的发展壮大过程，通常也是品牌意识的树立和品牌形象的构建过程。一般而言，论坛创建者的影响力是树立品牌形象的决定因素。论坛成立初期，主讲者、参会者、关注者的影响力，乃至参会人数等都是公众判断论坛层次的重要因素，影响论坛在公众心目中的初始品牌形象。因此，论坛组织者要善于运用政界、商界、学界、媒体界等多重力量，例如邀请政界要人、知名专家、社会名流、大众媒体参加等，同时还要建立庞大的智力支持体系和品牌形象营销网络等，不断提升论坛的知名度和美誉度。
    博鳌亚洲论坛成立之初，如果没有中国政府的参与、推动甚至主导，就不可能形成现在的发展规模和成就。“博鳌亚洲论坛有着达沃斯论坛所不具备的优势，政府的资源就是其中之一。博鳌亚洲论坛虽然是一个非官方的国际组织，但得到了中国政府的大力支持，政府可以在诸多方面为博鳌亚洲论坛提供帮助”[3]。从这个意义上来讲，在博鳌亚洲论坛的发展过程中，中国政府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不可替代的核心作用。但另一方面，随着论坛的稳步发展以及国际形势的变化，尤其是中国的迅猛崛起导致周边国家疑虑重重的背景下，博鳌亚洲论坛也常常被它们看作是中国政府的发声筒和发言台，这种负面认知理念的日益形成以及固化，反而会使论坛的非政府、非官方色彩有所淡化，其生命力和影响力也将受到一定程度的影响，甚至中国政府在论坛上的一些声音和表达，在受众的接受度与认同度上也出现了打折扣的现象。从目前情势来看，中国政府的角色发挥与博鳌亚洲论坛的发展之间，似乎形成了一种微妙的联动效应和棘手的两难选择。事实上，近年来召开的论坛年会，如果没有中国高层领导人到会，论坛对各种参会人员的吸引力就会下降；反之，如果不断通过中国高层领导人到会来增加论坛的影响力，显然又容易给外界造成中国政府主导和掌控博鳌亚洲论坛的心理错觉。
    根据建构主义的观点，国家的自我认知与观念结构至关重要，并在此基础上塑造了自己的身份、利益与行为方式。[4]16-24国际政治认知学派大师罗伯特·杰维斯（Robert Jervis）也认为，“人们对客观世界的认识是极端重要的。对于同样的客观世界，不同的人会有不同的理解，不同的理解又会带来不同的决策”[5]12。就此意义而言，中国其实需要用更长远的眼光来看待博鳌亚洲论坛，并在此基础上对其进行二次打造和转型升级，要逐渐减少官办的色彩和官方的角色，回归到论坛“非政府、非正式”的初始宗旨，要有足够的心胸、气度和自信，善于在当前利益和长远利益之间做出取舍，做到以退为进、收放结合，须知有时必要的放手恰恰是为了抓的更牢。正如当今之美国，对于国际组织和国际机制的掌控，美国并非总是冲到台前，很多时候是退居幕后，通过掌握规则的制定和机制的运行，来实现自身的目地和利益。与直接走到前台相比，这样反而更加进退有据、转寰自如。
    从未来考虑，在博鳌亚洲论坛的运转过程中，中国政府也应适时地退居二线，要适度淡化中国的色彩与身影，避免过于显露台前而成为众矢之的。例如，博鳌亚洲论坛的运行机构可以适当引入更多的外籍人士，甚至秘书长也可以由外国人担任，中国只要在理事会、秘书处等机构中发挥核心作用就行了，不必担心由此会失去对论坛的掌控力和影响力。基于当今中国的体量和份量，只要自身不断发展和进步，中国对其的掌控力和影响力就不可能被稀释和取代。事实上，博鳌亚洲论坛的永久会址在中国，这本身就是中国影响力和掌控力的最好载体。只有这样，博鳌亚洲论坛才能成长为具有世界性吸引力和公信力的国际会议组织，这既是中国承担大国责任向国际社会贡献的公共产品，更是话语权的生动体现和影响力的现实写照。
    （八）尝试有选择地参与地区和全球性事务
    随着国际形势的深刻发展和变化，博鳌亚洲论坛除了深入讨论富有吸引力和前瞻性的热点议题外，还可以考虑适当拓宽自身的宗旨与功能，尝试有选择地参与区域性和全球性事务，以便为论坛的影响力提升注入丰富的活力并产生更多的溢出效应。例如，有没有可能为亚太地区的冲突争端当事方，提供一个公开会面、交流对话的中立平台？能否作为顾问或代表，参与全球范围内的多边治理机制，如联合国气候框架谈判、WTO贸易争端机制多边谈判、全球反恐合作与恐怖主义治理等；可否以会议论坛组织的名义，参加世界范围内的一些高端峰会，如联合国峰会、G20峰会、金砖国家峰会、东亚峰会、亚洲安全峰会等。就未来而言，在冲突比较频发的亚太地区，尚存在着诸多的争端事项和热点问题，为了推动地区的安全稳定与和平发展，博鳌亚洲论坛是否可以作为第三方参与调停或者展开斡旋？事实上，参与调停地区冲突，围绕争端展开斡旋，积极推动地区和平进程，并不意味着干涉别国内政，而是提升“负责任”的国际形象之举，国际会议组织作为第三方参与上述事项的案例并不鲜见。
    以达沃斯论坛为例，其在1987年正式更名为“世界经济论坛”后，就努力成为一个解决国际争端的平台，让政治领导人使用达沃斯论坛这个中立的平台进行交流对话或弥合分歧。例如，1987年，德国外交部长敦促论坛年会的参加者“给戈尔巴乔夫一次机会”，标志着冷战的转折；1988年，希腊和土耳其在论坛年会上签署了“达沃斯宣言”，使双方在战争的边缘悬崖勒马；1989年，在论坛年会上进行了第一次南北朝鲜部长级会议，也是在这次会议上东德总理和西德总理进行会晤并讨论了德国统一的问题；1992年，时任南非总统德克勒克与曼德拉在论坛年会上会面，这是两人首次在南非之外的场合同时亮相，是南非政治转型的里程碑事件；1994年，以色列外长佩雷斯与巴解组织领导人阿拉法特，在论坛年会上就加沙和杰里科地区问题达成协议等。除此之外，达沃斯论坛作为主办方、正式代表或顾问，也经常性地参与全球多边治理机制以及各种高端峰会之中。例如，1982年就举办了一次17国贸易部长非正式会议，促进了乌拉圭回合贸易谈判的发起。
    三、结语
    纵观达沃斯论坛等国际会议组织的发展历程及其运作模式，虽然各自成功的经验并不完全相同，但大都具有某些方面的共同特征，如非官方、非正式、非营利的组织色彩，结构严密、运转高效的组织机构，富有实力和影响力的组织会员，具有吸引力和前瞻性的议题设置，平等、开放、融洽、分享的组织氛围，品牌意识的树立和品牌形象的推广，强有力的综合支持与保障系统等。对比以上要素，博鳌亚洲论坛作为新生的国际会议组织，虽然距离世界一流还存在着若干差距，但借助中国崛起的时代背景和全球化浪潮的东风，已经在复杂多变的国际舞台上取得了不俗的表现，并为后续深层次、全方位发展奠定了广阔的提升空间。当前，面对世界范围内逆向全球化、经济本土化、政治保守化、文化排它化、价值多元化等暗潮涌动，博鳌亚洲论坛应该在已经取得成就的基础上，勇于突破自我，不断开拓创新，顺应时代潮流，保持与时俱进，为变动中的国际与地区局势注入更多确定性，同时为新时期的全球化不断增添新希望和新动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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