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型激励机制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兼论“十三五”时期我国经济政策逻辑

    *中国社科院世经政所全球发展展望研究系列（GDP）讨论稿，2016年3月12日
    Policy Brief No. 16.008
    本文已发表于《中国金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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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型激励机制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兼论“十三五”时期我国经济政策逻辑
    曾铮
    2015年11月10日召开的中央财经领导小组第十一次会议提出，“要在适度扩大总需求的同时，着力加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着力提高供给体系质量和效率，增强经济持续增长动力，推动社会生产力水平实现整体跃升”，并提出了“三去一降一补”的近期重点任务。但是，从更长时间和更大范围看，围绕构建新型激励机制的政策体系，才是供给侧结构改革的本质内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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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实施“一带一路”战略，加强全球资源配置能力，拓展开放新空间。我国已经逐步进入工业化中后期阶段，国内市场空间对于传统企业来说增量有限，亟需拓展海外市场；而随着我国企业规模不断扩大、实力不断增强，需要在全球进行生产、经营活动和资源配置。在消费者层面，随着我国收入的不断增长，消费者开始要求更为多样和级别更高的消费模式。为此，要通过“一带一路”战略和加快推进开放型经济体建设，推进双向开放，促进国内国际要素有序流动、资源高效配置、市场深度融合，切实为企业提供外部空间激励和为消费者创造消费激励。首先，要重点实施“一带一路”建设，以企业为主体，实行市场化运作，推进同有关国家和地区多领域互利共赢的务实合作，加快基础设施互联互通和国际大通道建设，强化对外产能合作，加强对外能源资源合作，与各国共同重塑新的全球产业链。其次，要实施“优进优出”战略，培育有全球影响力的先进制造基地和经济区，提高边境经济合作区、跨境经济合作区发展水平，加快对外贸易优化升级，发展服务贸易，向全球扩大市场开放。此外，要构建更为开放的新体制，全面实行准入前国民待遇加负面清单管理制度，健全有利于合作共赢并同国际贸易投资规则相适应的体制机制，建立便利跨境电子商务等新型贸易方式的体制，健全服务贸易促进体系，扩大金融业双向开放机制，签署高标准双边投资协定、司法协助协定；提高自由贸易试验区建设质量，并在更大范围推广复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