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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员注册婴儿潮世代通常狭义上指美国二战后1950年代左右出生的一代人，广义来说，一个国家一段时期内的出生人数单方向、大规模、密集性的增加，称为婴儿潮世代，反之即可称为婴儿谷世代。通过上述的定义，发现：其一，美国1934-1961年的人口世代以及1976 - 2007年的回声世代是婴儿潮世代，1962 -1975年的世代及2007年以后的是婴儿谷世代；其二，中国的1946 -1963年的世代和1980 -1987年回声世代(婴儿潮一代的子女)是婴儿潮世代，1964 -1979年世代和1987年之后的世代是中国的婴儿谷世代；其三，日本的婴儿潮世代包括1946-1949年的人口世代和1967 - 1973年的回声世代，婴儿谷世代包括1950-1966年的人口世代及1973年之后的世代。
总体来看，从劳动力供给方面来看，人口出生率是影响经济的长期潜在增速和增速拐点的重要因素。本文把本土人口出生率趋势决定经济增长趋势的现象，称为经济受到人口学规律支配，如果历史的低出生率的趋势较大程度上影响了未来经济增长率的趋势，称为经济形势受到人口的诅咒。
通过对比二战后中日美三国的历年出生人数，我们发现：其一，中日美都交替地存在婴儿潮世代和婴儿谷世代，且历年出生人口规模的轨迹均呈现出“先上升后下降，再上升再下降”的M型特点；其二，美国无论是回声潮，还是婴儿潮的时间跨度都长于中国，中国长于日本，但是婴儿谷和回声婴儿谷却恰恰相反；其三，美国回声潮高度超过了婴儿潮，而中日都没有超过；其四，日本1973年之后，迎来回声婴儿谷，中国1987年之后迎来回声婴儿谷，美国2007年之后，才迎来回声婴儿谷；其五，国际移民对美国人口转变有重要影响，这也明显区别于中国、日本以及西方发达国家的人口转变过程。总之，从维持代际人口稳定以及人口与社会经济协调发展的视角来看，美国的人口结构优于中国，中国的优于日本，美国的人口红利期要长于中国，中国的长于日本。此外，与美日两国比较，中国人口世代规模的演变轨迹受到1959-1961年的自然灾害和1970年代初的计划生育政策这两个因素的重要影响，正是由于这两个外生力量冲击的叠加使得中国婴儿潮和回声潮的长度和强度减弱了。基于统计描述发现，当中日美的婴儿潮世代和婴儿谷世代依次进入劳动力市场时，将使得20年后的中日美三国经济增速轨迹同样呈现“先上升后下降，再上升再下降”的M型特点；并且第二个峰值均小于第一个峰值。
通过对先行国家如1990年前的美国和2010年前日本的考察，发现了历史上婴儿潮世代逐步进入劳动力市场会导致经济增速逐年攀升，婴儿谷世代进入劳动力市场时期，会导致经济增速持续下滑，婴儿潮和婴儿谷交替进入劳动力市场会使得经济产生周期性波动，即人口的生育波动或者出生波动引致的人口世代更迭会引致经济增速的周期性波动。但是1990年之后的美国，却呈现不同的特征。
据此，当中国的1990年后和2000年后出生的婴儿谷世代进入劳动力市场时，仅在出生率作用的人口规律支配下，中国经济增速就很可能进入下降的轨道。合理的人口世代跨度是在婴儿谷进入劳动力市场时刚好错开婴儿潮的大规模老龄化。在比较中日美的人口世代跨度后，可以明显地发现美国的情况最为乐观，即在婴儿潮大规模老龄化(1934-1961年)的同时步入劳动力市场的是回声潮(1976 -2007年)，而非婴儿谷；而中国和日本的情况则相反，婴儿谷(日本是1974年之后，中国是1988年之后)进入劳动力市场刚好碰上婴儿潮(日本是1946 -1949年，中国是1946 -1963年)的大规模老龄化。
日本婴儿潮这样一个较大规模人口世代冲向顶峰后，接替的世代规模的时间跨度和人口数量均比之前的世代小很多，日本经济出现了失去的20年，这对中国经济有何启示呢?其一，日本没有采取相应的人口政策改革，如养老以及退体制度，降低抚养比负担，增加社会储蓄，减轻人口世代更迭对宏观经济的冲击，为产业转型赢得时间；相反，依然采取代际供养的现收现付的模式，使得本来趋于减少的劳动人口，又背上重重的养老负担，大大降低了社会储蓄，影响了资本累积速度，进而影响产业结构升级的推进。其二，在人口红利期或者婴儿潮世代进入劳动力市场时期，忽视了人口红利的储蓄。如在人口红利和工业化时期，忽视了生育政策调整和婴儿潮世代再造，如通过鼓励生育或者采取其他解决生育外部性的措施，造成婴儿潮世代和婴儿谷世代在进入劳动力市场的时间方面的不对称，前者劳动时间长度相对偏短，后者的劳动时间长度又过分延长。其二，没有很好地利用全球化，吸纳其他国家的人口 和资本红利。如国内落后产业转移，积累资本；特别是没有制定较为合适的吸纳国际优秀移民的政策，同时增加资本投入，升级本土产业，降低历史上本土出生率下降对经济增速下降的影响，重塑劳动、资本、人力资本及技术四大引擎。相反，采取庞大的财政和货币刺激，不但没有起到缓解人口结构问题的作用，反而大大加重了政府债务，使得社会财富向着老年人倾斜，年轻人压力巨大，生育无法释放，短期生产效率无法提升，长期人口红利无法积蓄，无法迎来生育带来的人口、资本以及技术红利。以技术层面的货币宽松(安倍经济学)制度建设是不可取的，所以日本经济一直没有打破出生率下降支配下的人口诅咒，伴随着人口总数的低迷，经济也呈现低迷。
未来中国真正要做的是，吸取日本教训，参照美国经验，要像美国1990年代以后那样，打破出生率下降的人口规律对经济增速支配的诅咒。在适龄劳动人口减少的背景下，采取合适的养老制度，如自己养自己的储蓄或者积累制养老，给劳动人口和财政减压，增加储蓄，提高资本的积累效应，降低人口世代更迭对宏观经济的负面影响，为长期结构性改革赢得时间。在人口红利期要有战略眼光为未来积蓄人口红利(如鼓励生育)，尽量延长婴儿潮进入劳动力市场的时期；在人口红利消失期，要及时调整生育政策，甚至采取政策，鼓励生育，积蓄人口红利，使得婴儿谷进入劳动力市场的时间尽量缩短，国家尽快迎来人口、资本以及技术红利。在人口红利消失的空档期，要充分开放国内和国外市场，汲取发展中国家的人口红利和资本红利。如淘汰落后产能，进行产业转移和海外投资，提高资本收益；吸纳优秀移民和发展中国家的资本红利，升级本土产业，适应本土的人口结构。最终通过养老制度变轨、延迟退体、生育政策调整以及利用全球化等一揽子政策，重塑经济增长的人口、资本、人力资本以及技术四大引擎。抵消历史上出生率下降的人口学规律对经济的诅咒，使得中国经济在人口低迷的情景下，走出由历史上出生率下降的人口规律支配下的轨道，变轨到由技术、资本及人口素质主导的轨道上来，打破出生率下降作用下的人口诅咒。
[作者简介]周晓波，系中国农业银行总行和对外经济贸易大学联合培弄博士后；杨华磊，系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公共管理学院讲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