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人才集聚

摘要：人才集聚是解释集聚、开发和集聚地经济发展的重要概念之一。19世纪90年代以来，人才集聚的研究单元从点转向了面，在不同人才集聚地的空间范围内对其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基于此，以人才集聚为主题，从机制、载体和集聚地经济发展的影响和人才集聚效应等方面进行总结和概括，以期深入实施人才开发战略，促进人才集聚能力的开发和人才集聚地经济的发展。
    关键词：人才集聚，机制，集聚载体，人才集聚地经济发展
    一、导论
    
    人才集聚是关于人才开发战略的重要概念之一。在学术界，国外学者围绕这一命题已经进行了颇具意义的研究。在经济学文献中，早在19世纪90年代，英国经济学家马歇尔就阐明了人才集聚问题的核心是一个点，而不是面。在此基础上，西方理论界对人才集聚的研究根据其机理可以划分为集聚的经济结构和因素结构分析，根据集聚的类型划分为横向人才的集聚（同一类型人才的集聚）和纵向的人才集聚（不同类型人才的集聚）。
    在这种背景下，许多学者转向结构分析研究人才集聚的类型，强调人才集聚类型的动态特征，特别是在经济结构和因素内探讨人才集聚的类型，以及人才集聚所有影响的不同方面。已有人先沿着两条主线对人才集聚进行了深入的研究。第一条主线主要是根据集聚的经济结构和因素结构进行分析，特别是阐释人才集聚地的经济机构与人才集聚能力之间的关系。受Paul Krugman（1995）的启发，Krugmanand Venables（1990）建立了新国际贸易理论模型，并将人才集聚模式归于知识共享和外部经济的横向集聚。Scott（1983，1986）从生产、交易成本、知识外部经济性、知识共享性之间的关系的角度提供了人才和知识外部化及共享性的逻辑框架。第二条主线是通过人才集聚的结构因素分析方面，研究人才集聚的推动力因素。在企业用人单位方面，相关研究者从企业家能力产生的可能性上，研究导致人才集聚开发的因素，探讨了雇主的可模仿性对推动人才集聚能力开发的影响（ Taylor1988）。在消费者方面，同样基于促使人才集聚开发的因素，讨论了不同人才集聚地对人才集聚能力的促进作用的不同，包括地方观念和雇主识才、用才的能力不同所导致的不同结果。
    从人才集聚研究单元转换可以看出，人才集聚成为关于人才开发战略的重要概念之一，也成为探索性变量研究的一个实践，在一个统一的分析框架中将人才集聚能力开发与集聚地的经济结构因素结合起来能够更好地解释人才集聚能力不同和集聚地经济发展。因此，本文将围绕人才集聚、集聚地经济结构差异化这一主题，只要针对近年来有关人才集聚的研究成果进行总结和概括。
    二、人才集聚机制
    （一）人才集聚模式的结构分析机制
    
    1.基于人才集聚地经济结构的人才集聚机制。根据人才集聚地经济结构的不同，主要包括三种情况：一是中心—外围的横向人才集聚模式研究。新国际贸易理论模型（Krugmanand Venables，1990）假定人才不能自由流动，在规模报酬递增的假定下，简单化地考察产业集聚的经济学机理，根据Paul Krugman（1991，1995）的研究，人才集中可由历史中的“偶然事件”引起，接着是继起的累积因果效应。二是知识共享和外部经济的横向人才集聚模式。知识经济时代以人才作为核心生产要素，人才作为知识的载体，可以基于知识的外部性和共享性形成强化性集聚。Scott（1983，1986）提供了一个人才和知识的外部化及共享性的逻辑框架，对生产、交易成本、知识外部经济性、知识共享性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分析和演绎，是新的人才集聚制度下知识外部化和共享性说明的核心。三是基于交易成本的纵向人才集聚模式。交易成本是纵向人才集聚的重要变量，Scott（1986）的研究表明，当交易成本、信息成本与转移成本相互作用时，交易成本和信息成本就成为解释纵向人才集聚的理论基础。Scott和Storper（1987）的研究表明，处于增长中心的高新技术会形成巨大的人才集聚辐射力，生产中的知识分工和公司间交易活动的结构内生地衍生出纵向人才集聚模式。
    2.基于人才集聚的结构因素的人才集聚机制。通常人才集聚与人才集聚的结构有关。Taylor 和Lje Heron（1977）区别了五种人才集聚的推动力，依次为：创造性工作的丰富程度—机会的多寡；企业家能力产生的可能性——雇主的可模仿性；容易识别知识的消费者——地方观念和雇主识才、用才的能力；容易识别的供应者—经纪人和中介状况；未来的提升空间。认为“人才集聚能够培育产业、企业家能力和有利的商业环境，进而进一步促进人才集聚”（Taylor）。
    （二）人才集聚模式的市场分析机制
    
    1.市场主导性人才集聚模式。这类模式市场机制发挥主要作用，一般是以欧美等市场经济高度发达的国家为主，如美国硅谷、五大湖工业区、德国德鲁尔工业区，外部政策力量对于市场主导性人才集聚区的形式，演化的影响是间接的、辅助性的，主要是通过人才集聚的制约要素，防止集聚外部性的发生，政府的调节作用主要表现在集聚出现后的调节方面。
    2.计划型人才集聚模式。这种模式主要是前苏联和我国改革开放前的人才集聚模式，是计划经济下的产物。由于经济本身具有其特殊性，使得在这种计划下的人才集聚模式与经济建设中的实际情况严重不符，带有很强的时滞性，长此以往不利于经济发展。
    3.政府扶持性人才集聚模式。日本、韩国、印度以及中国台湾主要采用的是政府扶持性人才集聚模式。通过对人才集聚规律的研究，通过政策变量强化适合人才集聚地区的环境，推动人才集聚进程加速发展，使得落后国家用比较少的时间来完成这一进程，在这几个地区主要采用直接投资建立人才集聚载体来加快人才集聚。
    三、人才集聚的影响因素
    
    （一）人才集聚与利益因素。利益因素是影响人才流动的最根本因素。人才流动最为主要的目的就是为了获得更高的经济收入，获得更多的发挥个人才能的条件和机会，因此利益因素，对人才流动和人才集聚有着重要的意义。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价值规律对人才配置起着不一般的作用，人才的价值是通过市场来体现的，人才的薪酬水平实际上既体现了人才这种特殊资源的价格，也反映了人才对于其自身贡献的收益预期。收入水平成为人才“留”和“流”的关键，也成为人才集聚的主导因素之一。
    （二）人才集聚与宏观环境因素。人才是社会的组成部分，受社会因素制约。人才集聚和宏观环境之间的逻辑关系显而易见。促进人才集聚的动力因素主要包括集聚地的经济发展水平、集聚地的教育发展水平、公共设施完备水平等硬件要素（或指标），还包括集聚地的人文环境、就业机会、相关专业的企业科研机构的数量以及著名高校的数量等软件要素（或指标），这些要素侧重于降低人才流动的社会成本，或提高人才流动的收益预期，从而促进人才的区域集聚。
    （三）人才集聚与微观环境因素。克鲁格曼（Paul Krugman）和斯科特（Allen Scott）在此基础上，从不同角度分别解释了人才集聚的初始诱因。在克鲁格曼（Paul Krugman）和斯科特（Allen Scott）比较具有先创性的研究的基础上，安德森（Anderson N H）提出经济利益为人口迁移的主要因素，其中收入、劳动力需求、教育程度、住宅及环境质量是影响人们迁移与否的最主要的内容；阿隆索（Alonso W）认为，家庭与子女束缚是影响人口迁移的最主要因素之一；艾普维奇（Alperovich G.）的研究观点则认为，区域之间各相互作用中心的距离及规模是影响人口迁移的重要因素。近年来，国内学者对此也进行了许多有益的探索。一般认为，影响人才集聚的因素主要有利益因素、精神因素、环境因素等三个方面。而不同类型、不同区域的人才集聚，其影响因素不尽相同。对于科技人才而言，其集聚的主要影响因素表现为政策、组织和个人三个层面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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