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立科学评价体系　释放人才活力——“完善人才评价机制”研讨会发言摘登

    人才评价是一个很复杂的问题，要与时俱进。
    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百废待兴，举国上下忙于恢复和发展生产，在这个时期对人才的评价，主要是以其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作为衡量标准，强调的是理论联系实际。
    改革开放以后，为了与国际接轨，国家采取了一系列人才培养措施，比如派遣出国留学生到国外大学深造，参加或组织国际会议，在国际杂志上发表论文，请进来、派出去等等。这个时候的人才评价标准也相应地发生了一些变化，有些单位出现了过分强调论文的问题，甚至把科技人才的评价标准演变成以论文为主。然而这种评价标准已暴露出了一些弊端，比如一部分人急于求成，已经陷入从论文中来，到论文中去，脱离实际、脱离群众的圈子。长期这样下去，对国家及其本人的发展都很不利。有些论文质量不高，只是在别人开创的方向上做一些补充，真正自己创新的、开拓性的较少。
    人才评价要在总结过去经验的基础上与时俱进。根据中央提出的建设创新型国家的要求，我们需要大量创新型科技人才，这是当务之急。从人才评价体系上说，今后可以从三个方面来加强：
    第一，加强和提高对实践出真知的宣传教育和认识。要提倡科技人员深入实际，从工业、农业、国防等实际需求当中发现问题、凝练问题、集中攻关、争取突破，这是国家最迫切的需求。
    第二，洋为中用。目前我国已经有相当数量的归国优秀人才，对这部分人要以其对国家需求与科学发展的实际贡献为主要考核标准，论文作为评价的参考即可。
    第三，古为今用。从我们国家传统的文化当中吸取营养，为祖国建设和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作贡献。
    （李振声 中国科学院院士、国家最高科技奖获得者、第三世界科学院院士，著名小麦遗传育种学家，中国小麦远缘杂交育种奠基人，有“当代后稷”和“中国小麦远缘杂交之父”之称。）
    用人所长 容人所短
    在构建创新型国家的今天，我认为人才应具备一些共性的特质，即道德修养与社会责任感是首要条件，创新能力是核心要素，专业技能是基本要求。虽然人才都具有一些共同的特质，但是人才评价标准更应该是多元性的，不能一概而论地一刀切，不同层面的人才评价标准不一样，不同类别、职业、行业的人才，评价标准也不尽相同。
    更值得关注的是，人才的个性特质非常重要，除了必有的共性特质，如何个性化地评价人才，柔性化地管理人才，至关重要。人无完人，各有所长，同时各有所短。往往创新和创造能力强的人个性也很强，甚至缺点也很突出，因此如何用人所长，容人所短，注重人才的个性化培养、个性化成长是人才评价与管理的关键所在。
    当前国内社会对人才评价的某些量化指标偏离了人才的本质内涵，误导了人才的精力投放，导致了急功近利和浮躁的倾向。在诸多的评价指标中，成果的定量化，人员的头衔化，十分突出。实际上，真正评价一个人的能力和水平，应该看他实实在在的贡献，应该考察其解决了多少实际问题，解决的问题对国民经济、国防建设、科技进步有什么重要作用和意义，而不应该光凭论文的数量和影响因子、得奖的数量和级别、专利的数量等。
    需要强调的是，虽然人才评价很重要，但人才不是评出来的，而是实践中造就出来的，时势造英雄，实践出真知。但人才评价指标体系的优劣，将对人才成长、对人才队伍建设产生直接的影响。
    （周 玉 中国工程院院士、哈尔滨工业大学副校长、教授，无机非金属材料专家。曾获国家“有突出贡献的中青年专家”和“中国青年科学家奖”等荣誉称号。）
    健全艺术人才评价体系
    当前，我们需要健全艺术人才评价体系，完善国家层面对于艺术人才的战略性评价机制。这不仅有助于解决片面的市场评价和国际评价带来的问题，而且能够推动培育民族文化艺术的经典，提高民族文化的创造力，更好地发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精神导向作用。所以，完善艺术人才评价的体系，有三条必须坚持：以人民为中心，以创作为导向，以服务为宗旨，真正形成战略性的评价体系，发挥指导和激励作用。
    艺术人才具有自身的特殊性。一方面，艺术界和科技界一样，能够发挥创新性和创造性的引领和带动作用。另一方面，艺术人才的创作和成果往往难以量化评价，大多需要比较长的积累和成熟的过程。所以，评价艺术人才，要看他的经典作品，不能年年评审，要经过五年、十年甚至更长时间的检验。对艺术人才的评价不能用速成法。
    艺术人才的评价体系要符合国情、要考虑长远，搁置市场化等短期效益，培育我们民族艺术的经典，确立文化精神的高度。目前，我们自己的文化精品产出不多，不完美的地方被放大。同时，盲目效仿西方文化的东西很多，不管有没有消化也被放大了，这反映出我们的文化价值判断出现了问题。艺术人才也好，文艺作品也好，将发挥意识形态和价值观念的影响作用，不能盲目复制和迎合，要增强民族文化的自觉、自信和自强，在文艺的标准、文艺人才的评价上，要有主动权。
    提几个建议，第一要设立我国文艺人才评价体系的重大课题，从研究、创作、管理、服务、传承等方面推进相关制度建设。第二是建立健全国家艺术人才荣誉制度，奖励在文化艺术领域作出重大贡献的杰出人才，以人民艺术家为荣。第三是建立国家艺术人才评价信息平台，形成艺术人才相关的大数据系统，把握相关评价资源及智库。第四是建立艺术人才评价跟踪机制，就人才现状、特色、创新和创造力等发布年度评价报告，把握好人才发展的环境、规律和趋势。
    （潘鲁生 山东省文联主席、山东工艺美术学院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全国政协委员，系中国文化名家、中央联系的专家、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专家。）
    引导人才有序流动
    当前我国人才不足，主要表现在尖端人才、大师级人才的匮乏，满足不了国家发展的需求，严重制约中西部快速和可持续发展。对此，我谈一点自己的认识。
    首先，人才评价要打破一刀切的制度，要建立不同区域标准体系。我国现行人才评价的体系是全国统一的，出发点当然是为了公平公正，但是对于中西部来讲，这种看似公正的评价体系其实带来的是一些负面影响。比如，长江学者、千人计划及百千万人才等指标分配到中西部的名额较少，这就很难对中西部的发展建设起到积极作用。如果能将这些人才指标适当多分配一些到中西部的话，将会引导高端人才流动到中西部，解决人才逆向流动问题。
    其次，要建立一种人才评价的动态机制。美国高科技之所以能够领先世界，原因之一就是其人才评价的动态机制。这种机制使得美国的科技人员只争朝夕，孜孜不倦地潜心科研，不敢有半点懈怠，也正因如此他们的成果不断涌现。我们应该以此为鉴。
    第三，要建立以重大产出为导向的人才评价机制。例如以色列，这个1948年建立的国家仅有700万人口，却拥有7位诺贝尔奖得主，他们的创新能力世界领先。究其原因，那也要归功于以色列的人才评价体制非常重视成果转化，这同样值得我们学习，就是通过实际产出和贡献来评价人才。
    最后，人才评价机制应该重视引导青年学者走向生产一线。我们国家的人才流动并不畅通，为了优化人才培育、发挥人才资源最大化，应该聘请一些企业家到学校工作或讲座，同时也提供机会让青年教师能到企业工作。但是目前看来，这些举措都很困难，这就需要对人才评价体制进行改革。我建议，在评价指标中，对有较长时间在基层、农村、企业、艰苦地区和艰苦行业工作经历者应给予加分，引导更多优秀毕业生主动选择到生产一线和艰苦地区工作。
    （黄庆学 太原科技大学副校长、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机械工程学会常务理事、山西省机械工程学会理事长。）
    论文数只可作评价参考
    完善人才评价机制，建议首先从人才的分类着手，制定好人才分类、分类评价标准以及分类管理的办法。绝不能不加区别地一律按发表的SCI检索的论文数量做人才评价的指标。
    近年来，我国科研工作各方面的条件都有很大的提升，经费投入也很大，论文数量已达世界第二，但提出的重大创新成果和有重要影响的科学论文却很不尽如人意。研究开发与转化应用脱节，长期没有解决，科技工作体制越改科技工作越乱。以论文数量取人，以完成经费投入计划为考核目标，只会引导与逼迫人们极力追求论文数量而不看其实际内容与作用。写论文是重要的，也应多写，但它应是研究开发成果的总结与升华。论文是为成果交流推广之用，更不能成为升官发财的敲门砖。不解决人员正确评价，改善工作环境，创新只会成为一种空口号。
    此外，现在科技研发领域行政化趋势越演越烈，必须尽快纠正。评成果，评立项，评进展，评职称，评各种“杰出”人物，推行各种各样的奖励等等，好像越来越批量化，形式化，行政化，外行化，使科技工作日益成为行政工作的附属物。科技成果评价与人才识别是一项很复杂而专业性强的工作，需要投入时间与精力，要深入下去的。这里，还应强调了解成果才能更好地认识人才；人才的成长既要靠个人努力又要靠单位提供的创新平台；还应对青年人给予必要的指导帮助，以使少走弯路。科技成果，特别是自然科学理论成果，应当通过评论与批判来提高。因为研究自然科学追求的就是真理，而真理是批不倒的，一旦批倒了，那就绝对不是真理。要开展学术评论与批判来互相学习提高。现在学界风气并不好，也使中国科技难以更快地提高。
    （赵文津 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国地质科学院研究员，长期从事青藏高原研究、行星科学研究、深部找矿研究。）
    下功夫做好“减法”
    目前的人才评价机制中，存在的突出问题是政策导向言行不一。宏观政策鼓励潜心研究，但很多具体措施却有些急功近利。比如评奖名目繁多，“掀锅盖”太勤，不利于人才潜心研究；比如资源配置的功利化过度，学术评价的利益化与行政化交织，使得个人的竞争变成单位、地区在竞争。这样的制度环境必须改善。
    我建议下功夫做“减法”。一要减名目，改变“帽子（头衔）满天飞”的浮躁氛围，减少评奖项目，让人才从名目繁多的评奖项目中解脱出来；二要减频度，南开大学在降低数量门槛突出“代表作”评价的基础上正探索每三年一考核，有的甚至更长周期，不干扰他的研究。三要减利益，目前的学术评价功利化过度，必须去利益化。四要减“官气”，现在人才评价的行政化色彩比较严重，似乎评奖单位的行政级别越高就说明其科学价值就越高，应以专业化取代行政化。
    说到专业化，就涉及各行各业的岗位“本职”要求，我认为，人才评价要有一个“务本”的导向。人才最重要的是“务本职”，把自己的专业、本职做好。如果你是军人，你就要打赢仗，你歌唱得好、文章写得好，打仗不行，那是不行的。学校的教师要能教善教，搞研究是要提高教学水平，而不是相反，育人是学校亘古不变之“本”，对各类人才的评价首先要看他“务本”的质量和水平，要通过人才评价机制，引导人才必须在专业上有自己的发展目标、行业的发展目标，潜心研究，创新贡献。
    最后，我想提一下“建设性”改进，比如目前对人才评价中的量化体系的缺点看得比较清楚，但也不能简单取消。在改进的过程中要科学地操作，要以更科学、更公正的办法取代目前过度量化的方式。在现实条件下，拼数量总比拼关系好，两弊相权取其轻，一定要找到真正的替代法，不要以为简单地取消就能把一切问题都解决掉，一定要建设性地进行改善。
    （龚 克 南开大学校长、教授，中国科协常委，世界工程组织联合会副主席兼信息通信委员会主席，国家技术发明奖获得者。）
    要鼓励更多原始创新
    生命科学和医学领域里有三大块，即微观生物、宏观生物和医学，医学里包括临床医学、基础医学、药物学、中医等。这个领域涵盖的内容非常多，各个学科间又存在着较大差异，这个领域的人才应该如何评价呢？就以下三个方面谈谈自己的看法：
    第一是人才评价的科学分类管理。应建立生命科学和医学领域的基础创新研究和应用转化研究两个人才评价体系，基础创新研究以目前大多采用学术业绩来评价；应用转化研究学术业绩和协同创新、团队建设及转化应用并重来综合评价，将社会效益及团队贡献作为重要评价指标。同时，为鼓励更多的新兴或原始创新研究，对通过独立自主建立起新的研究高峰的学科带头人应予以鼓励和重点支持。
    第二是鼓励合作共赢。由于生物医学领域研究的复杂性和学科交叉，越来越多的高水平有影响的研究来自国际国内学者的合作研究，协同创新。目前学术评价体系中只重视第一或通讯作者，对其他参与者缺乏评价指标。这对合作研究，协同创新的高水平论文有些不公。为此建议在人才评价体系中对合作研究中非第一或通讯作者的个人要有评价指标，尤其要鼓励高水平合作研究。
    第三是海外和国内人才并重。为鼓励海外优秀人才回国服务，国家出台了一些政策及人才计划吸引海外人才回归，起到较好的作用。但要看到的是，这些人才长期可持续发展的体制机制尚不健全，同时要看到的是作出同样重要贡献的国内人才，尤其是通过自身独立创建平台及研究前沿科学技术的带头人似乎没有得到相应的重视，可能会影响这批人才的积极性。归根到底，任何人才，不管来自海外还是国内，相对合理的评价是对我国科学研究，经济社会的贡献。为此建议建立以相对科学合理的标准综合评价，海外与国内人才并重。
    （王松灵 首都医科大学副校长、教授、博士生导师，全国政协委员，中华口腔医学会口腔生物医学专业委员会主任委员兼口腔医学教育专业委员会主任委员。)
    直面中国 走向国际
    在全球经济一体化进程不断加快的今天，人才评价机制必须要有国际化标准。但仅仅以国际性为唯一标准来评价与选拔人才也是有缺陷的。为了鼓励人才直面中国的现实、理论联系实际、回应中国改革开放与发展中的重大问题，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作出更大贡献，人才评价机制还应有本土化标准，尤其是人文社会科学人才更应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色”。
    以经济学的人才评价机制为例。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经济体制由计划经济转向市场经济，改革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开放中遇到的重大理论与现实问题在传统政治经济学的理论体系中找不到答案，从而有了共识，即照搬照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个别教条是没有出路的。市场经济最成熟的运行模式是现代西方国家的市场制度，揭示市场经济运行规律最成熟的理论就是现代西方经济学。但实践证明，由于中国面临的特殊国情及不同于发达国家的发展阶段，照搬照抄现代西方经济学的教条也不行。于是，经济学的创新——中国经济学时代到来了。中国气派、中国风格经济学理论体系与教学模式的形成，是以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为指导、吸收现代西方经济学的有用成分，直面中国现实解答中国改革开放与经济发展中的重大现实问题，形成既能与国际接轨又能解决中国问题的研究成果及具有国际竞争力的优秀经济学人才。
    由此可见，经济学人才评价标准不能以国际化排斥本土化，也不能以本土化排斥国际化，而应是把国际化与本土化标准有机结合起来，激励人才直面中国、走向国际，形成具有中国气派、中国风格的经济学理论体系与人才培养模式，提升我国经济学人才的竞争力，为中国的改革开放与经济发展做出更大贡献。
    (杨瑞龙 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北京市政府顾问、北京市经济学总会常务副会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