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放式创新下企业开放度与外部关键资源获取

【内容提要】在开放式创新范式下，外部技术合作成为企业有效获取技术创新所需关键资源的一个重要途径。合作模式和开放度成为有效管理企业技术合作获取外部资源的关键。本研究对213个装备制造业企业为样本进行统计和曲线拟合得到了在不同模式下开放度与外部关键资源获取之间的关系。合作化开放度对新技术获取和专用性互补资产获取都呈现不同形状的倒U型关系，市场化开放度对新技术获取也呈现倒U型关系，但是对专用性互补资产呈现直线下降关系。统计结果有助于企业对照自身情况选择适当的合作模式和开放度以有效获取外部关键资源。
    【关 键 词】开放式创新 合作模式 开放度 关键资源 曲线
    1引言
    
    资源理论将企业资源定义为附属于企业的，能够支持企业制定战略并最终获取优势或劣势的东西，包括所有资产、能力、组织流程、企业属性、信息、知识等等(Wernerfelt，1984[1]；Barney，1991[2])。资源同时也是支撑技术创新的基础(Teece，1986)。随着技术创新的复杂化和跨学科化趋势的出现，单一企业很难完全拥有进行复杂创新所需的全部技术知识和资源。加之技术创新的不确定性和高成本性也增加了技术创新的风险和难度。为解决这些问题，Chesbrough(2003)在战略联盟理论基础上提出了“开放式创新”的概念，在企业内部和外部获取技术和市场资源的运作框架之上，重点强调了技术市场和风险投资的应用对于技术流动的推动[3]。开放式创新理论为企业外部创新资源获取管理提供了新的视角，如何获取外部资源仍然是开放式创新的主要目的所在。
    学者进一步指出，作为企业竞争优势来源的特殊资源需要具备有价值的、稀缺的、难以模仿并不可替代的(Barney，1991)，以及可盈利性、低流动性、稳定性、异质性的特征(Rivard，et al.，2006[4]；Kristarndl，2007[5])。有学者将具备这些特征的资源称为“关键资源”(王喜庆，2004[6]；陈劲，2010[7])。根据Teece(1986)的创新资源框架，先进技术和专用性互补资产被作为主要的关键资源，即资源中支持竞争优势的核心所在。
    然而到底如何管理技术合作才能从外部有效获取关键资源？国内学者多从合作模式、技术搜索、知识转移、吸收能力等角度研究了促进外部资源获取的影响因素，但很少关注到企业技术合作开放程度对外部资源获取效果的重要影响。同时研究者鲜以关键资源获取作为研究对象，因此难以触及资源获取促进技术创新的实质。对于开放度这个较新的研究领域国外学者进行了一些定性的基础性研究，但对于这一新概念仍然缺乏定量研究，导致企业对开放度控制这一重要管理手段缺乏清晰认识难以有效利用。本文以国内装备制造业为研究对象，通过统计及曲线拟合方法对企业分别在合作化合作和市场化合作两种模式下的开放度对关键资源获取的影响进行描述和分析，绘制了企业外部关键资源获取随着开放度变化的函数曲线，以期能够对开放式创新理论研究的发展和我国装备企业的开放式创新管理提供参考和帮助。
    2文献回顾与研究假设
    2.1开放式创新对于外部资源获取的促进作用
    
    单一企业内部创新资源的匮乏一直以来是企业进行开放式创新的主要原因之一(Caloghirou，et al.，2004[8])，寻求外部资源互补成为开放式创新下企业常用的创新手段。大量的文献指出引进外部资源是提升创新绩效的核心内容和主要影响因素，开放式创新的核心是外部技术知识的引进(Knudsen，2006；Hastbacka，2004[9])。技术知识和市场知识的引进也是企业进行合作创新的重要动机之一(Knudsen，2006)。对于技术之外其他资源方面，企业需要积极通过利用并购、合作和购买等方式引进互补资产完成技术创新(Teece，2006[10])。
    不少学者从具体的合作对象资源互补的角度提出开放式创新有利于促进创新绩效。横向方面，企业间合作创新为企业互补知识的转移和利用提供了一条有效的途径(Mitchell & Singh，1992[11]；Hagedoorn，et al，1990[12]；Das & Teng，2000[13])。通过合作共享双方互补的创新资源，共担创新风险和成本，能缩短创新周期，提高创新效率(Pisano，1990[14]；Tyler & Steensma，1995[15]；Das & Teng，2000)。合作还具有协同效应，不同知识领域的结合常常能够产生全新的技术，获得技术突破(Das & Teng，2000)。纵向方面，Von Hippel(1986)指出，用户能够为企业提供有价值的创意和产品设计，与用户合作创新能够提高创新效率[16]。Clark(1989)指出，与具有先进技术能力的零部件供应商合作，利用供应商的技术能力和资源，能够从产品开发成本、产品开发周期等方面提升竞争优势[17]。
    2.2开放式创新对于外部资源获取的负面影响
    
    尽管如此，开放式创新在资源获取方面仍然有其局限，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1)难以获取核心技术。可以理解为两个方面：第一，难以获取对方企业的核心技术。企业依靠其核心技术保持其竞争地位，一般不会将己方核心技术转移给其他合作企业，或保留技术转移的时间滞后性以换取自身技术地位的稳固(张莹、陈国宏，2001[18])。第二，难以将合作获取的技术作为己方的核心技术。根据资源理论，能够为企业带来持续竞争优势的关键资源需要具备异质性、难以模仿和低流动性等特点(Barney，1991)，而通过合作获取的技术资源显然难以满足这些条件。(2)难以获取专有互补资产。Teece(1986)根据技术创新对互补资产的依赖程度提出专有互补资产的概念，指出专有互补资产在独占机制弱的情况下是保户企业竞争优势的重要手段而受到重点保护。(3)难以获取能力。能力存在于组织之中，无法通过市场购买，也很难合作转移，只能从组织内部进行建立(Teece，et al.，1997)。另一方面，资源理论认为，企业要保持竞争优势，还需要发展一种能力，使自己原有的能力难以模仿(Day & Wensley，1988[19]；Prahalad & Hamel，1990)。这些能力都阻碍其他企业有效获取本企业的重要资源。因此，企业仍然无法依赖开放式创新获取其所需的所有资源。
    除了局限之外，开放式创新也会带来一定的负面效应。Biemans(1995)敏锐地指出合作产品开发中的缺陷，包括对外来技术的依赖性、协调成本的增加、合作管理的难度、对合作伙伴的控制以及技术知识的泄漏等[20]。其中一个关注重点是，对外部资源过度搜索和获取也会对资源获取和创新绩效造成负面影响(Koput，1997)。对外部技术资源的内化需要企业建立相应的吸收能力(Cohen & Levinthal，1990[21])，而认知极限将限制企业处理信息的数量，过多的外部创意和创新资源将会造成管理注意力的配置问题(Ocasio，1997[22])。
    2.3开放式创新中“最佳开放点”的存在
    
    学者对于开放式创新优点和缺点的判断随之产生一个问题，即是否开放取决于随着开放度的增加其正面影响和负面影响到底谁占主导地位。学者逐渐开始意识到可能存在一个“最佳开放点”，并且开始探索这种思想，开始使用“过度”这一概念。学者首先提出，对外部资源过度搜索和获取也会对资源获取和创新绩效造成负面影响(Koput，1997；Ocasio，1997)。过度关注外部技术源会导致企业精力分散，或者对外部技术源形成依赖(Sapienza，et al.，2004[23])。过度的开放也会引起内部资源投入分散而效果不佳(Laursen & Salter，2004)。但这一阶段的研究仍然只是通过寻找极端情况的方式来对“最佳开放点”的存在进行验证，而对“最佳开放点”的具体存在形态了解甚少。
    “最佳开放点”的思想建立在开放度的概念之上。“开放度”是开放式创新领域中的新兴概念，用以衡量企业展开外部合作的情况，最先由Ahuja(2000[24])提出。对开放度的理解主要有两种：一种被用于衡量外部技术搜索的战略(Katila & Ahuja，2002[25]；Laursen & Salter，2004[26])；另一种用于测度企业外部合作的程度，主要用外部知识源的情况进行衡量(Knudsen，2006[27]；陈钰芬，2007[28])。Laursen & Salter(2006)的研究具有突破性的意义，他们对英国2707家制造企业的创新过程进行了统计分析，运用Tobit模型分析了开放度对创新绩效的影响，对开放度与创新绩效的关系进行了函数曲线的描述，发现开放度与创新绩效的曲线关系符合倒U型的特征。这一研究不仅验证了“最佳开放点”的存在，还清晰地描述了创新绩效随着开放度不同的动态变化特征。陈钰芬(2007)根据这一思路对开放度对创新绩效的影响进行了进一步的分类分析，分别对科技驱动型企业和经验驱动型企业进行了统计。分析结果表明，科技驱动型企业对于创新绩效的影响曲线呈倒U型，即存在“最佳开放点”，过度开放会造成负面效应；而经验驱动型企业对于创新绩效的影响曲线呈直线型，即可以一直通过扩大开放度的方式提升创新绩效，不存在“最佳开放点”。
    根据这种研究思路，本研究旨在探索针对关键创新资源的最佳开放点。本文研究重点关注用“开放度”概念来测度企业与外部进行技术合作的相关情况，因此采用后第二种定义方式。为了使研究结论更有指导意义，我们还参考Yoshino & Rangan(1995)对于合作模式的分类，将开放度按照合作化模式和市场化模式分类两类①，据此分别提出假设：
    H1.合作化开放度与新技术获取呈现倒“U”型关系。在一定范围之内开放度越高企业能够获取更多新技术，但超过某一峰值之后，新技术的获取绩效随着开放度的增加呈现下降趋势。
    H2.合作化开放度与专用性互补资产获取呈现倒“U”型关系。在一定范围之内开放度越高企业能够获取更多专用性互补资产，但超过某一峰值之后，专用性互补资产的获取绩效随着开放度的增加呈现下降趋势。
    H3.市场化开放度与新技术获取呈现倒“U”型关系。在一定范围之内开放度越高企业能够获取更多新技术，但超过某一峰值之后，新技术的获取绩效随着开放度的增加呈现下降趋势。
    H4.市场化开放度与专用性互补资产获取呈现倒“U”型关系。在一定范围之内开放度越高企业能够获取更多专用性互补资产，但超过某一峰值之后，专用性互补资产的获取绩效随着开放度的增加呈现下降趋势。
    3研究设计
    3.1变量测量
    
    本模型中解释变量为合作化开放度和市场化开放度，被解释变量为企业外部关键创新资源获取。开放度分为合作化开放度和市场化开放度，按照实际企业合作项目的比例进行测度。外部创新资源获取难以客观量化测度，本研究采用7-Liked量表进行主观评分。数字评分1-7依次表示不同意到非常同意，4代表中立态度或中间状态。基于文献研究、实地调研和专家意见，本研究分别应用多个题项对各变量进行度量。
    3.1.1开放度
    研究者主要采用三种方式测度开放度：第一种方式是以项目合作的数量(比例)衡量企业合作的程度(Chesbrough，2003；Knudsen 2006)；第二种方式是用合作对象的种类和沟通频率衡量合作程度(陈钰芬，2007)；第三种方式是针对外部搜索战略的衡量(Katila & Ahuja，2002)，不属于本研究对象。第一种方法符合Chesbrough(2003)提出开放式创新的基本思想且容易进行准确量化，因此我们采用第一种方法。结合Yoshino & Rangan(1995)的合作模式分类，我们以所有技术合作项目中包含某合作模式技术合作项目的比例作为该模式下的技术合作开放度，分别测度合作化合作模式和市场化合作模式之下的开放废。
    3.1. 2关键资源获取
    根据Teece(1986)的框架可将关键资源分为两类，即先进技术和专用性互补资产。
    吴晓波(1995)在关于二次创新的论述中将技术引进的对象分为了成熟技术和新技术(包括新兴技术和实验室技术)[29]。参考冯飞(1996)对九种技术形态的归纳[30]，结合我国企业技术创新的实际情况，研究从新技术、专利、技术发展信息和技术设备四个方面对新技术获取进行测度。
    测量互补资产主要针对企业中支持技术创新所需的非技术资产的情况，主要集中在对制造和销售能力两个方面的关注上(Tripsas，1997[31]；Nerkar & Roberts，2004[32])。生产能力体现在新产品的开发过程中，保证新产品制造流程的效率和可靠性，被分为原形制造和大规模生产两个维度(Chiu，et al.，2008[33])。而市场资源则包括市场渠道、营销系统、物流系统、品牌忠诚度等等(Chiu，et al.，2008)。经过访谈修改之后，结合中国企业实际和研究要求，研究选择了专用性工艺、生产设备和市场信息三个题项来测度专用性互补资产获取。
    3.2样本选择
    
    本研究的调查对象是装备制造企业，包括金属制品业、通用设备制造业、专用设备制造业、交通运输设备制造业、电气机械及器材制造业、电子及通信设备制造业、仪器仪表及文化办公机械制造业等，覆盖Pavitt(1984)四大产业分类中的科技推动型产业、规模制造型产业和专业供应商型产业[34]。样本企业要求至少成立5年以上，以确保企业对自身技术知识范围有明确的判断。另外本研究要求被调查对象为企业的技术负责人或者相关的高层领导，确保答卷者有足够的信息和知识来填写问卷。
    3.3研究方法
    
    本研究的主要目的是观察不同合作模式下开放度对外部关键资源获取的影响。本文首先将测度的多个绩效题项通过因子分析手段合并为所需的绩效因子以便于对开放度和绩效关系的进一步分析。其次将开放度与绩效项目进行简单相关分析，以观察自变量之间关系以及绩效项目随开放度变化的大体趋势。本文的核心部分是对自变量及其平方项进行回归分析，根据变量的显著程度决定拟合模型，分别用二次曲线或直线拟合的方法对外部关键资源获取绩效随开放度变化的函数关系进行描述。本文采用的曲线拟合方法能在不同开放度刻度上准确描述绩效项目数值情况的基础上直观地反映出因变量随自变量的变化规律，并且通过多个绩效函数对比可以观察得到不同绩效项目对开放度变化的敏感性，适用于本研究目的。
    4数据收集与假设检验
    4.1数据收集及分布
    
    本研究的问卷调查主要通过两个途径进行：一是以信函形式进行的间接发放。本研究从2010年3月初开始进行问卷调查，在确定样本选择原则和被调查对象的选择原则后，通过《国家级技术中心企业名录》和《浙江省省级技术中心企业名录》，采取随机抽样的方法抽取312家企业，通过书信或电子邮件两种方式向他们发放调查问卷，以电子邮件方式为主。通过这种方式回收问卷77份，其中电子版56份，书面版21份。二是现场发放。研究者对事先有联系的多个大型创新型企业进行现场调研并发放问卷，直接将问卷递交给技术中心负责人请他们填写，这种方式共发放调查问卷28份，全部回收。三是委托发放。为了提高问卷回收质量，笔者委托了5位联系人(分别来自浙江、北京、重庆、内蒙古、山东等)利用其社会关系网络帮忙发放问卷，这种方式共发放问卷195份，回收156份。截止2010年8月25日，共收到反馈回来的问卷261份，其中共有48份不合格问卷，包括31份问卷填写不完整和17份问卷中不同题项的选择答案几乎没有差异，予以剔除。最终实际有效样本213份，有效问卷回收率为39.8%。

4.2信度和效度分析
    
    首先，本研究对所有的变量进行描述性的统计分析，统计个变量测度的最大值、最小值、均值和标准差，如表2所示。
    信度值的是量表在测量时的稳定性和一致性，其结果反映系统变异的程度。根据相关判断方法，题项-总体相关系数(CITC)应大于0.35，测量变量的一致性指数(Cronbach's Alpha)因该大于0.7(吴明隆，2003[35])。本研究以Cronbach's a作为评判标准(李怀祖，2004[36])考察合作化模式下的新技术获取、专用性互补资产获取以及市场化模式下的新技术获取、专用性互补资产获取四个子量表的内部一致信度。
    效度(validity)用于衡量测量工具测量结果与真实情况的符合程度，即测量的正确性。效度包括内容效度(content validity)和构思效度(construct validity)两方面。本节的所有题项都出自其他实证研究中经过论证可行的问卷设计，并结合实地调研修改，故认为具有较高的内容信度。根据吴明隆(2003)，可以用因子分析检验构思效度，如果通过因子分析提取测度题项的共同因子与理论结构较为接近则可以证明测量工具具有构思效度。因子分析对于效度的检验要求各项载荷系数大于0.5，则可以通过因子分析将同一变量的各个测试题项合并为一个因子。结果如表3所示。

从表3可以看出，所有题项的相关系数(CITC)都大于0.35，各绩效变量的Cronbach's Alpha系数都超过了0.7，符合Item-Total相关系数大于0.35，Cronbach's Alpha系数大于0.7的判断标准(Nunnally & Bernstein，1994)。即合作化模式下的新技术获取和专用性互补资产获取，市场化模式下的新技术获取和专用性互补资产获取子量表中各变量之间的内部一致性较高，量表设计符合要求。并且通过主成分法因子分析，本研究各变量的因子载荷系数均大于0.5，KMO值均大于0.7，表明测量模型具有较高的效度。
    4.3开放度与创新资源获取的相关分析
    
    本节分别将合作化开放度和市场化开放度对各自的关键创新资源获取进行相关分析，利用SPSS软件计算Pearson积矩相关系数。
    表4显示，合作化开放度与新技术获取之间的相关系数为-0.161，显著性概率为0.018＜0.05，呈现显著负相关关系。合作化开放度与专用性互补资产获取之间的相关系数为0.082，显著性概率为0.213，没有达到显著关系。新技术获取与专用性互补资产获取之间的相关系数为0.331，并在0.000水平上显著。
    表5显示，市场化开放度与新技术获取之间的相关系数为-0.153，显著性概率为0.026＜0.05显著，说明市场化开放度与新技术获取之间存在高度负相关关系。市场化开放度与专用性互补资产获取之间的相关系数为-0.281，显著性概率为0.000＜0.001显著，说明市场化开放度与新技术获取之间存在高度负相关关系。新技术获取与专用性互补资产获取之间的相关系数为0.081，显著性概率为0.241＞0.05，证明企业在市场化合作中对于新技术的获取和专用性互补资产的获取是并无明显相关关系。

4.4开放度对关键创新资源获取的回归分析
    
    由前面分析可知，不同合作模式对于新技术获取和专用性互补资产获取的影响会有所差异，本节将采用非线性回归对假设H1-H4进行验证。
    4.4.1合作化开放度与关键创新资源获取的关系
    (1)合作化开放度对新技术获取的影响。
    以新技术获取为因变量，合作化开放度为自变量，利用SPSS软件进行非线性回归分析，结果见表6。
    表6显示，回归方程显著性检验的F值为6.391，显著性概率为0.002＜0.01，说明回归模型显著，回归方程有意义。合作化开放度对新技术获取的标准化估计值为0.485，显著性概率为0.057＞0.05不显著；合作化开放度的平方对新技术获取的标准化估计值为-0.670，显著性概率为0.009＜0.01显著。合作化开放度对新技术获取的影响主要表现为二次曲线关系。

由图1可见，合作化开放度对新技术获取的影响主要表现为二次曲线关系。在开放度较小的区域技术获取随着开放度的增加正向递增，并在2到3之间达到顶点。过了顶点之后技术获取的效率降低，新技术获取随着开放度的增加而递减。整个关系曲线呈现倒“U”形状，支持H1的假设。并且由图1观察可知，合作化开放度在2到3之间达到最佳，企业保持20%-30%的合作化开放度可以最有效地获取新技术。
    (2)合作化开放度对专用性互补资产获取的影响。
    以专用性互补资产获取为因变量，合作化开放度为自变量，利用SPSS软件进行非线性回归分析，结果见表7。
    表7显示，回归方程显著性检验的F值为4.769，显著性概率为0.009＜0.01，说明回归模型显著，回归方程有意义。合作化开放度对专用性互补资产获取的标准化估计值为0.782，显著性概率为0.003＞0.01显著；合作化开放度的平方对专用性互补资产获取的标准化估计值为-0.725，显著性概率为0.005＜0.01显著。合作化开放度对专用性互补资产获取的影响主要表现为二次曲线关系。

    图1合作化开放度对新技术的获取影响
    Figure 1Impact of Cooperative Openness on Acquisition of New Technology

由图2可见，合作化开放度对专用性互补资产获取的影响主要表现为二次曲线关系。在开放度较小的区域专用性互补资产获取随着开放度的增加正向递增，并在3到4之间达到顶点。过了顶点之后专用性互补资产获取的效率降低，随着开放度的增加而递减。整个关系曲线呈现倒“U”形状，支持H2的假设。

    图2合作化开放度对专用性互补资产的获取影响
    Figure 2Impact of Cooperative Openness on Acquisition of Specialized Assets

4.4.2市场化开放度与关键创新资源获取的关系
    (1)市场化开放度对新技术获取的影响。
    以新技术获取为因变量，市场化开放度为自变量，利用SPSS软件进行非线性回归分析，结果见表8。
    表8显示，回归方程显著性检验的F值为5.093，显著性概率为0.007＜0.01，说明回归模型显著，回归方程有意义。市场化开放度对新技术获取的标准化估计值为0.464，显著性概率为0.102＞0.05不显著；市场化开放度的平方对新技术获取的标准化估计值为-0.635，显著性概率为0.026＜0.05显著。市场化开放度对新技术获取的影响主要表现为二次曲线关系。

由图3可见，市场化开放度对新技术获取的影响主要表现为二次曲线关系。在开放度较小的区域技术获取随着开放度的增加正向递增，并在4左右达到顶点。过了顶点之后技术获取的效率降低，新技术获取随着开放度的增加而递减。整个关系曲线呈现倒“U”形状，支持H3的假设。尽管如此，由图3观察可知，该曲线较合作化开放度平坦，在2到6之间都能保持较高水平。即市场化开放度在2到6之间都能保持较高的新技术获取水平，在4左右达到最佳，企业可以根据自身情况选择20%-60%的市场化开放度有效地获取新技术。

    图3市场化开放度对新技术的获取影响
    Figure 3Impact of Market Openness on Acquisition of New Technology

(2)市场化开放度对专用性互补资产获取的影响。
    以专用性互补资产获取为因变量，市场化开放度为自变量，利用SPSS软件进行非线性回归分析，结果见表9。
    表9显示，回归方程显著性检验的F值为9.614，显著性概率为0.000＜0.001，说明回归模型显著，回归方程有意义。市场化开放度对专用性互补资产获取的标准化估计值为-0.564，显著性概率为0.043＜0.05显著；市场化开放度的平方对专用性互补资产获取的标准化估计值为0.291，显著性概率为0.294＞0.05不显著。市场化开放度对专用性互补资产获取的曲线假设不成立。对专用性互补资产获取随着开放度的增加而递减，没有支持H4的假设。因此对市场化开放度对专用性互补资产获取进行直线拟合(见图4)。

    图4市场化开放度对专用性互补资产的获取影响
    Figure 4Impact of Market Openness on Acquisition of Specialized Assets

5结论与不足
    5.1回归分析的讨论与结果
    
    上面对不同合作模式和开放度下关键创新资源的获取情况分析结果表明，在不同的合作模式下开放度对关键创新资源的获取产生不同的影响。总体观察企业合作化开放度偏小，大部分集中在40%以内，最高达到70%。由于装备制造企业在研发方面的合作化合作基本集中于解决一些重大技术难题，企业会集中大量资源投入到为数不多的这些重大技术合作项目上。另一方面合作化合作会产生技术泄露等风险，因此企业会非常谨慎地控制合作比例。而市场化开放度则分布广而平均，最高达到90%。这是由于市场化合作对于企业技术能力要求低且风险小，被处于成长阶段的装备制造企业作为技术积累和资源引进的主要手段。
    在合作化模式下，开放度与新技术获取曲线呈现倒U型二次关系。图形显示在有效范围内(倒U型曲线左半段)提升开放度能够有效促进新技术和专用性互补资产的获取。但是过度开放对关键资源获取产生负面影响，造成资源获取效果下降。这一结论也证明大部分企业将合作化开放度控制在40%以内是理性的选择。根据调查发现，合作化开放度大于40%的企业常见于与研究机构或与其他企业结成长期固定的合作关系，这类企业自身或研发能力薄弱或进行生产外包，对合作企业形成长期依赖关系，其合作内容对非关键资源的获取成为其关注重点，与前面提到的将优势资源集中于重大技术难题进行合作的情况不同。而这种情况的存在也造成相关分析中合作化开放度对关键资源获取的负面判断。企业可以根据曲线选择能够有效促进关键资源获取的开放度，但是对于新技术和专用性互补资产获取的曲线峰值并不重合，因此企业可以根据自身情况将开放度选择在两个峰值之间。
    市场化开放度对于新技术获取的曲线更加平坦，使得样本企业能够在很大的开放度范围内保持较高的水平。市场化合作模式对于装备制造企业主要有两种作用。在成长中前期的很长一段时间内企业可以依赖高校和研究所提供先进技术供应自身的技术创新，直到自身技术能力达到一定水平以后，市场化合作模式的功能才转变为引进外围补充技术使用。因此企业可以保持较高的市场化开放度来获取先进新技术。开放度与新技术获取曲线呈现倒U型二次关系，总体呈现上升趋势。开放度每增加一个标准差，新技术获取增加0.464个标准差，但是过度开放仍然会带来负面效应。
    与上面三者不同，市场化开放度对于专用性互补资产的回归呈现直线下降状态。开放度与专用性互补资产获取呈现下降趋势的直线关系，开放度增加1个标准差带来专用性互补资产获取下降0.564个标准差。装备制造企业很难通过市场化模式购买到带有缄默性质的工艺技术或者销售网络，尤其是被保护的专用性互补资产，而最常见的是对工艺设备的购置。技术能力较低的企业对市场化合作的依赖更大，但是对先进工艺设备的需求和获取较少，因此整个获取曲线呈现下降趋势。曲线拟和出一个正向“U”形曲线的左半部分，与直线的变化趋势大致一直，但是显著性未获得通过。因而最终显示出一个直线关系。
    基于上述分析本研究认为，企业可以根据自身对技术合作的资源支持能力和资源需求情况选择将合作化开放度控制在20%-40%之间，其中20%-30%更有利于新技术引进，而30%-40%则侧重于专用性互补资产的引进效率。合作化开放度过小无法有效引进外部关键资源，过大则容易造成资源分散并产生外部依赖性。市场化合作是一种引进新技术的有效模式，但是不利于专用性互补资产的引进。企业可以选择将市场化开放度控制在20%-60%的范围以有效引进新技术。
    5.2研究局限于未来方向
    
    本研究研究了企业对外部关键资源获取的技术合作行为，重点关注了企业对不同合作模式和开放度的选择对外部关键资源获取的影响，并利用二次回归曲线拟合方法拟合了在不同合作模式下开放度对关键资源获取效果的影响的函数曲线。由于开放度及相关领域的研究并未成熟，本研究也进行了一些探索性研究，但是不免存在一些缺陷。
    首先，本研究采用了合作化合作和市场化合作两种模式作为企业开放式创新技术合作的分类方式，但是这种分类模式只是基于合作性质的一个粗略的分类方法，同一大类之中各个具体的合作方式之间仍然存在较大差异。因此采用更为具体的分类方式或者直接针对几种常见合作模式进行详细研究更具有指导意义。
    其次，本研究关注了合作模式和开放度，并探索性地拟合了在不同合作模式和开放度下的关键资源获取情况的相关规律可供企业参考。但对合作模式和开放度的选择还要结合企业和技术项目的具体情况，这一点本研究并未涉及。希望进一步能够在本研究基础上有效结合企业和项目具体情况进行研究判断，为企业制定合作模式和开放度的选择提供更加详细的指导。
    关于开放度的概念和相关研究仍然是一个新兴领域，我们将在本研究的基础上结合上述问题进行进一步研究，以期得到适应力更强的结论。
    注释：
    ①由于本研究涉及在不同合作模式下合作创新项目的统计，企业进行产权合作之后企业边界变更造成“合作项目”难以界定，因此本研究主要以合作化模式和市场化模式为重点研究对象。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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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简介】陈劲(1968-)，男，浙江余姚人，浙江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研究方向：技术创新管理，浙江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浙江杭州310027；吴波(1982-)，男，重庆人，浙江大学管理学院博士，研究方向：技术创新管理，浙江大学管理学院，浙江杭州31002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