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全球城市核心功能上“拉长板”

    建设卓越的全球城市，是上海面向未来30年的战略目标定位，是摆在我们面前的一个新命题。
    跟随全球化进程升级版本
    为什么说这是一个新命题呢？
    一方面，卓越的全球城市是“四个中心”和现代化国际大都市的升级版。
    上世纪90年代，我们提出建设“四个中心”和现代化国际大都市，主要基于国际产业大转移及中国积极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开启追赶型加工贸易模式等条件。其中，经济中心功能主要是促进全球产业链和国内产业的嫁接，金融中心功能主要是吸引和利用外资以及跟内资的整合，贸易中心功能主要是支撑加工贸易及一般贸易，航运功能主要是服务“两头在外”、大进大出的循环。
    今天，新兴经济体迅速崛起，全球化和信息化潮流交互作用，全球城市网络日益扩展，跨国公司全球产业链“近岸”布局调整，新科技革命正在孕育，世界格局处于大变革之中。更主要的是，中国经过40年改革开放，开启了从高速增长转向高质量发展的新阶段，需培育和创造新的比较优势。
    在此背景下，势必要求有自己的全球城市崛起，并代表国家参加全球竞争与合作。由此，上海建设卓越的全球城市，成为全球城市网络中的核心节点，就提上议事日程。
    另一方面，卓越的全球城市追求更高版本的全球城市发展。
    全球城市作为全球化的产物及空间存在，在上世纪七八十年代已经出现。它本身会随着全球化进程的深化而动态演化，并不断升级版本。1.0版的全球城市，主要基于跨国公司总部的指挥和控制功能，依靠产业链网络、资本市场、贸易航运等。2.0版的全球城市，主要基于全球生产者服务公司的服务化功能，依靠各种要素网络流动的连通性。目前是3.0版，在原有基础上增加了文化、科技创新功能。
    上海建设卓越的全球城市，可以有不同路径和模式选择，但不大可能跨越阶段发展。所以，既要参照和借鉴1.0版和2.0版的经验，也要对标3.0版的新标准。不仅如此，上海建设卓越的全球城市，还要面向未来，即2035年基本建成、2050年全面建成。这本身是一个动态的新课题。
    非核心功能要有效疏解
    建设卓越的全球城市是一个系统工程，但不能“东一榔头西一棒子”，更不能舍本逐末。这就要求我们找准发力点。
    全球城市具有一般城市的属性，又不同于一般城市。它作为全球城市网络中的核心节点，具有全球资源配置的核心功能。这种核心功能是其他一般城市不可复制、难以取代的，构成了全球城市的核心竞争力。
    国际经验表明，支撑这种核心功能的基础包括：高密度的全球功能性机构，包括跨国公司总部、全球生产者服务公司和金融投资机构、全球研发机构、国际组织等的集聚；高效运作的各类大平台；大容量、高频率的全球要素流量；强大、永续的创新创业活力；通行“全球村”标准和惯例的运营环境。
    这些“四梁八柱”越是坚实、越有重量，城市节点能级就越高，全球资源配置功能就越强。尽管我们在建设“四个中心”和现代化国际大都市中逐步奠定了基础和构架，但全球资源配置的能级还比较低，尚未形成核心竞争力。下一步，提升城市能级和核心竞争力，就需要找到准确的发力点。
    一要体现高质量发展的要求。
    这种高质量发展贯穿于经济、社会等各个领域，贯穿于生产、流通、分配、消费整个社会再生产过程，要求全面实行质量变革、动力变革、效率变革。从这个意义上讲，提升城市能级是一场大变革。它不是量的扩张，而是质的跃升；不是路径依赖，而是大道转换；不是系统修改完善，而是系统重构。
    在此进程中，不仅要进行城市功能结构调整，而且经济中心、金融中心、航运中心、贸易中心和科创中心要进行功能结构调整，进一步增强高端资源要素的配置功能，重点推进国际经济中心综合实力、国际金融中心资源配置功能、国际贸易中心枢纽功能、国际航运中心高端服务能力、国际科技创新中心策源能力取得新突破。
    二要在制度创新、品牌建设、对外开放、创新创业、全球网络、发展平台、人才集聚、品质生活等方面打造新高地。
    这些新高地构成核心竞争力提升的基础。它越是厚实、越是有高度，越有利于核心竞争力的提升。事实上，提升核心竞争力的重点是发挥比较优势、动态潜在优势，在核心功能上“拉长板”，做大、做强、做到极致。同时，要在核心功能上形成特色，从而增强不可复制性和难以取代性；在非核心功能上，要实行有效疏解，积极融入长三角更高质量一体化发展，进而为核心功能做大做强腾出空间和资源。
    吸引全球功能性机构集聚
    近一阶段，推进城市能级和核心竞争力提升，可有三个着力点：
    第一，扩大开放，深化改革，优化营商环境。
    一个有利于吸引全球功能性机构集聚，并促进其高效开展全球资源配置业务的营商环境，是提升城市能级和核心竞争力的必要条件。上世纪七八十年代，法兰克福和伦敦竞争国际金融中心地位。法兰克福的区位及基础设施等条件优于伦敦，但最终的胜出者是后者。一个主要原因就是，伦敦的金融服务更加多样化，机构和人员自由流动，以及具有更为宽松、宽容的人文氛围等。
    国际经验表明，扩大开放本身就是优化营商环境的重要表现。新时期，扩大开放的领域和重点主要是吸引全球功能性机构集聚。它不仅仅停留在企业准入或开办环节，而更需要改善准入后的市场运作，如公平竞争机会、市场透明度和市场主体权益保护等。由此，优化营商环境是一个事前、事中和事后的全过程优化，本质上要求改革不适宜的体制机制。
    第二，构建现代化经济体系，用高质量发展来打响城市名牌。
    现代化经济体系是提升城市能级和核心竞争力的重要支撑与保障。构建现代化经济体系是一个基础性改造和系统重构工程。从上海提升城市能级和核心竞争力的要求出发，现代化经济体系更要注重网络与平台、枢纽与门户的建设，促进经济实力增强、高密度的投入和产出循环、高能量的功能服务辐射。
    具体来讲，要基于服务网络的扩展来打响“上海服务”品牌；用关键核心技术、关键部件和关键材料的产业掌控力来打响“上海制造”品牌；用购物全过程消费的价值附加创造、全新体验和时尚引领来打响“上海购物”品牌；用多元文化融汇、时代文明引领、文化自信的标识度和显示度来打响“上海文化”品牌。
    第三，拓展发展空间，在长三角更高质量一体化发展中打造全球城市区域。
    卓越的全球城市，需要融入周边区域并发挥核心城市作用。当前，上海正在积极融入长三角一体化发展，并主动发挥龙头作用。这是提升城市能级和核心竞争力的重要路径之一。
    通过融入长三角更高质量一体化发展，可以实现有效的“借用规模”、拓展发展空间，从而更好承载中心功能；通过与周边城市形成分工协同，可以发挥战略优势、提升城市能级；通过促进城市功能结构调整，可以有效疏解功能、增强核心竞争力。
    促进长三角更高质量一体化发展，关键是要处理好空间的“结构性分裂”，创新区域发展治理模式，实行分类、多层次的结构性治理。在一些特殊领域，如区域规划、交通运输、环境治理等，可以政府间合作为主导；在更多领域和方面，应以民间力量共同参与的专项研究为引导。其中，利益互换、利益补偿、利益共享是一个重要保证。
    （作者为上海全球城市研究院院长、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