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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来新型基础设施建设引起社会各界广泛关注，地方政府纷纷出台新型基础设施建设计划。新型基础设施具有以数字技术为核心、以新兴领域为主体、以科技创新为动力、以虚拟产品为主要形态、以平台为主要载体等特点，可以划分为数字创新基础设施、数字的基础设施化、传统基础设施的数字化等类型。社会的技术经济形态需要与基础设施相适应，智慧社会需要新型基础设施作支撑，新型基础设施通过支撑创新的智能化、创造新能力发展所需市场、助力新动能的孕育壮大、促进人民美好生活需要实现、赋能政府治理能力等机制助力智慧社会发展。推进“新基建”需要依据新型基础设施不确定性高、价值折旧快、竞争性强的特点，处理好长期与短期、政府与企业、规制与竞争等方面的关系，坚持如下政策取向：面向未来，政府引导；适度超前，小步快走；放松准入，多元参与；合理分工，企业先行；需求引导，竞争推动。
关键词
新型基础设施建设；智慧社会；经济发展新动能
基金项目
研究阐释党的十九大精神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专项立项课题“推动新一代信息技术与制造业深度融合研究——基于新时代和新工业革命的视角”（18VSJ054）；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互联网+’背景下的中国制造业转型升级研究”（16AJY011）；中国社会科学院登峰战略优势学科（产业经济学）项目
新型基础设施建设常常也被简称为“新基建”。随着中央相关会议中多次提及“新基建”，以及新冠肺炎疫情对经济的冲击急需扩大投资提振经济，2020年以来，关于“新基建”的讨论急剧升温，地方政府也纷纷出台大规模“新基建”计划。当今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孕育兴起，国际形势复杂多变。在此背景下，“新基建”不仅是应对经济下行、稳定经济增长的短期举措，而且将在抢抓科技和产业革命机遇、建设智慧社会和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中发挥先导和基础性作用。
一、“新基建”的提出与相关讨论
2018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加强人工智能、工业互联网、物联网等新型基础设施建设”。这是“新型基础设施建设”一词在我国第一次被中央正式提出。此后，中央相关会议又多次提到“新型基础设施建设”（见表1）。总体来看，中央相关会议中提到的新型基础设施包括两个层面的内容：一是关于新型基础设施的含义。2020年2月14日召开的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第十二次会议提出要“统筹存量和增量、传统和新型基础设施发展”；2020年4月17日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提出要“加强传统基础设施和新型基础设施投资”。可见，新型基础设施是与铁路、公路、机场等传统基础设施相对应的概念。二是关于新型基础设施的具体内容。2018年12月19日至21日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的新型基础设施包括“人工智能、工业互联网、物联网”；2019年7月30日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和2020年1月3日召开的国务院常务会议提到的新型基础设施意指“信息网络等”；2020年3月4日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会议提到的新型基础设施包括“5G网络、数据中心等”。可以看到，中央相关会议中提出的新型基础设施主要是与新一代信息技术、数字技术有关的基础设施。
随着中央相关会议中密集提及“新基建”，社会各界对“新基建”的关注急剧升温。2020年1月以来，新冠肺炎疫情的暴发对经济产生严重影响，全国第一季度经济增速同比下降6.8%，大量企业停工甚至关闭，3月份全国城镇调查失业率为5.9%。面对新冠肺炎疫情的冲击，加大固定资产投资力度成为应对经济下行、实现“六稳”“六保”的重要手段，也为社会各界所期盼。一时间“新基建”成为舆论热点，涌现出大量关于“新基建”的讨论，但现阶段各界对于“新基建”的理解莫衷一是。这些讨论大致从窄口径、宽口径、中口径三个维度来认识“新基建”，每个维度又有不尽相同的看法。一是对“新基建”的窄口径认识。这种观点基于中央相关会议提到的人工智能、工业互联网、物联网、信息网络、5G网络、数据中心等内容，认为“新基建”是与数字技术、数字经济相关的基础设施。田杰棠认为，数字经济相关基础设施是对“新基建”最准确的理解［1］；闫德利认为，新型基础设施与信息基础设施基本同义［2］。二是对“新基建”的宽口径认识。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有关负责同志在2020年4月20日召开的新闻发布会上回应记者提问时指出，新型基础设施包括信息基础设施、融合基础设施、创新基础设施三个方面［3］（见表2），该观点甫一提出就产生了广泛影响。刘多的观点虽然也属于宽口径，但与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的看法又不尽相同。他认为，新型基础设施的关键是以新一代信息技术和数字化为核心形成的基础设施，主要包含信息网络融合创新演进形成的新型数字基础设施（5G、工业互联网、卫星互联网、物联网、数据中心、云计算等）与信息技术赋能传统基础设施转型升级形成的新型基础设施（如智能交通基础设施、智慧能源基础设施等新型经济性基础设施，以及智能校园、智慧医院等新型社会性基础设施）［4］。潘教峰、万劲波对“新基建”的理解更为宽泛，提出智能化数字基础设施、数字化科技创新基础设施、现代资源能源与交通物流基础设施、先进材料与智能绿色制造基础设施、现代农业和生物产业基础设施、“现代教育、文旅、体育与卫生健康等基础设施”、生态环境新型环境基础设施、空天海洋新型基础设施、国家总体安全基础设施、国家治理现代化基础设施等十大“新基建”的战略方向［5］。三是对“新基建”的中口径认识。这种观点认为“新基建”的范围介于窄口径与宽口径之间，比新型数字基础设施的范围要大，但是又不包括创新、社会等领域的基础设施。2020年3月1日，中央电视台中文国际频道“新基建”专题提出5G、特高压、城际高速铁路和城际轨道交通、新能源汽车充电桩、大数据中心、人工智能、工业互联网七大“新基建”领域，除包括数字基础设施外，还包括其他新科技发展所推动的新能源、新材料等。由于这种观点在中央电视台专题节目中提出，因而也有比较大的影响。中国工程院院士张平的看法与中央电视台相关专题节目中的观点类似，但作了进一步的分类，他认为“新基建”的核心层是数字基础设施（如5G基站、IDC数据中心），第二层是用智能化软硬件对现有技术进行智能化改造（如工业互联网），第三层是新能源、新材料，如特高压、城市轨道交通的建设［6］。
虽然关于“新基建”或“新型基础设施”的讨论已经不少，但人们对于其内涵和外延远未形成共识，比如有人认为中央电视台相关专题节目所提出的七大“新基建”领域中的特高压、城市轨道交通早已被提出，属于传统基础设施。从理论上看，这些已有的讨论缺少基础设施理论的支撑，造成理论深度不够、界定标准与具体类型划分不够科学等问题。因此，对于理解“新基建”的内涵与内容仍有很大的学理探讨空间，“新基建”在经济增长效应之外还有何更深入、长远的影响也值得探究。本文在对有关基础设施理论进行梳理的基础上，剖析“新基建”的内涵、特点和类型，从构建智慧社会的视角分析“新基建”的重要作用及其助力智慧社会发展的机制，最后提出“新基建”需要注意的问题与推动“新基建”的政策取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