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中国经济失衡的特点与宏观政策的效应

【内容提要】 中国经济增长失衡最为突出的特点在于，既面临巨大的通胀压力，同时又面临严重的经济增速放缓的威胁。虽然通胀绝对水平并不突出，但由于其成因复杂，使相应的宏观政策的有效性遇到了严重挑战；虽然增长率并不低，但由于需求疲软，特别是导致需求不足的结构原因深刻，使持续均衡的增长面临严重困扰。针对这种失衡的复杂性，宏观经济政策做出了相应的调整：(1)总量政策从强调首要目标向突出各目标间的均衡转变；(2)财政政策从突出扩张效应向更为兼顾风险转变；(3)货币政策从突出反通胀向兼顾增长转变；(4)货币与财政政策从“松紧搭配”的反方向组合向逐渐缩小反方向程度转变；(5)汇率政策从强调国际收支目标向首先服从国内宏观经济根本目标转变。当然，要提高宏观政策的有效性和科学性，在宏观调控方式上要推动总量与结构、需求与供给、货币与财政、中央与地方各方面的协调，而这种宏观调控各方面的协调只有依靠市场化改革的深入才真正具有体制基础。
    【关 键 词】经济失衡 宏观经济政策 宏观调控方式
    一、当前中国宏观经济失衡的新特点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保持三十多年年均9％以上的高速增长。预计到2012年底，国内生产总值(GDP)总量有可能达到45万亿元左右，按不变价格计比改革开放初期提高20多倍；人均GDP水平有望达到32000元左右，按不变价格计比改革开放初期提高16倍以上。持续高速的经济增长，推动中国经济从低收入贫困状态成长为接近上中等收入发展中国家水平。但其间宏观经济失衡也几经变化：第一阶段是1978—1988年，失衡的主要特点是需求膨胀，1984年、1988年，连续发生两次严重通胀，1988年，通胀率高达18.8％；第二阶段是1989—1991年，失衡的主要特点是经济低迷，失业率居高不下；第三阶段是1992—1998年，失衡的主要特点是需求扩张，特别是投资扩张，1994年通胀率高达24.1％；第四阶段是1999—2002年，失衡的主要特点是受亚洲金融危机影响，经济增长放缓，失业率上升，物价指数连续出现负数；第五阶段是2003—2007年，失衡的主要特点是投资领域需求过热，消费领域需求疲软，经济增长年均达到10％以上的同时，投资和消费领域出现了反方向失衡；第六阶段是2008年(下半年)至2010年(上半年)，失衡的主要特点是受世界金融危机冲击，内需不足的矛盾进一步凸显，出口增速放缓，2009年出口增长更是跌为－16％；第七阶段是2010年(下半年)至今，出现了前所未有的新特点。
    现阶段，中国宏观经济失衡的新特点主要表现为，既有经济增速放缓(下行)的威胁，又有通货膨胀的压力。
    (一)经济增速放缓的威胁
    
    尽管自2008年金融危机全面冲击中国经济以来，在一系列强有力的反危机措施下，中国经济保持了比较稳健的高速增长势头——2008年，经济增长率达到9％；2009年，在全球负增长的同时，保持8.7％的增速；2010年，更是达到10.3％；2011年，虽然增长速度逐季回落，但全年经济增长仍保持在9.2％的水平。然而，导致增长放缓的因素仍未根本扭转，尤其是一些深层次的威胁，短期内难以克服。
    第一，从国际经济走势看，全球经济复苏乏力已成共识，世界经济复苏远低于人们的普遍预期，日本经济持续低迷，欧盟及欧元区经济风险加剧、增长乏力，美国经济孪生赤字及相应的高失业、不景气未见扭转，相应的贸易保护主义在国际市场上重新抬头以及对人民币升值压力进一步上升，都会对中国经济增长的前景带来严重的影响和不确定性。从出口增速来看，2008年出口增长17.2％，已显著落后于2003—2007年的平均水平(26％以上)，2009年更是跌至－16％，2010年虽采取强劲刺激提升至31.3％(其中重要的统计原因还在于上年增速低)，但进入2011年后便开始持续下降，累计比上年增速达22.5％，但从第一季度直至第四季度环比持续下降。
    第二，从国内经济态势看，内需不足的深层原因依然存在。
    1.就投资需求而言，主要是市场性投资扩张动力不足。依靠政府扩大投资刺激经济，不仅力量有限难以持久，而且缺乏竞争性效率，会给未来经济增长造成巨大的成本。从危机发生后中国固定资产投资增速看，以各级政府为主力、以基础设施为主要投资领域，使固定资产实际投资增长率从2008年的15.1％猛增至2009年的33.3％，很快就跌落至2010年的19.5％，再跌至2011年的16.1％，其中基础设施投资增长对全社会固定资产增长的贡献越来越低。市场性投资扩张动力之所以不足，根本在于创新力不够。由于技术创新力不足，企业特别是大型和特大型国有企业虽然资金总体上雄厚，但缺乏有效的投资机会，难以有效地推动结构升级，在原有产业和产品结构基础上大规模扩大投资，极易形成重复建设，在经济不景气的条件下，便形成巨大的产品过剩和产能过剩的泡沫；由于制度创新不足，市场化进程特别是货币、资本等要素市场化进程滞后，企业特别是民营中小企业运用市场的交易成本攀升，使之即使有产品创新，有新的投资机会，也难以通过正规的市场机制为之提供必要的资金等要素，而寻求非正规制度安排获得资金等要素，所付出的成本及承担的风险巨大，难有竞争力。正是由于技术创新和制度创新力不充分，导致投资需求乏力。
    2.就消费需求而言，消费需求增长与国民经济增长不协调。经济增长长期过于依赖投资需求拉动，国民经济中投资率偏高，消费率偏低，这种增长动力上的结构性矛盾是中国经济增长失衡的突出问题。2008年危机之后，在扩大内需的过程中特别强调了扩大消费需求，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实际值在2008年上升14.8％，2009年进一步升至16.9％，2010年又降至14.8％，2011年，则降至11.6％。消费需求增长动力不足，究其原因主要在于国民收入分配扭曲，从不同主体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增速上看，政府(财政)、企业(GDP)、居民(收入)在收入分配增长速度上，居民收入长期增速最低，一般比同期GDP增速低13，甚至更多，而财政收入增速通常是GDP的1倍左右。“十一五”期间财政收入年均增长21％，同期GDP年均增长11.2％，长期累积使居民作为消费者的收入占国民收入的比重持续下降，与经济增长的需求不相适应。从国民收入分配的结构上看，地区间、产业间，尤其是城乡间收入差距不断拉大，降低了全社会的消费能力，特别是7亿多占总人口50％以上的人口作为农村居民，收入增长更是显著低于城市居民，据统计，3个以上农村居民的年纯收入相当于1个城市居民的年均可支配收入，4个以上农村居民消费支出相当于1个城市居民的平均消费支出。农村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与其在收入分配中的比重严重扭曲，农业劳动力就业比重2010年为36.7％，而农业产值比重则为10.1％，即在初次分配中，36.7％的农业劳动者分配10.1％的GDP，如此大的差距不是通常的再分配可以有效匡正的。这种收入分配的结构性失衡极大地限制了消费需求扩张。从居民国民收入分配差距上看，不论各种计算中国居民基尼系数的测算结果有怎样的差别，但普遍认为现阶段中国基尼系数已超出警戒水平(0.4)，并且有进一步扩大的趋势。这种收入分配差距扩大的趋势在损害公平目标的同时，也在降低社会边际消费倾向，进而削弱经济增长的动力。
    (二)通货膨胀的压力
    
    消费者物价指数(CPI)进入2011年之后，前三季度持续上升，自9月同比增幅开始下降，全年为5.4％，就其上涨绝对水平看并不突出，尤其是若考虑到原预期2011年经济增长8％，同时物价上涨3％—4％之间，但2011年实际GDP增长达到9.2％，相应CPI上涨率上升到5.4％，也还符合经济增长的正常逻辑。问题在于，现阶段形成通货膨胀的原因有其特殊性，针对这种特殊的通胀成因，以往的宏观调控措施作用有限。
    目前，中国通货膨胀成因至少有四方面的特点：
    第一，在需求拉上的同时，具有显著的成本推动特征。在以往的通胀成因中，如1984年、1988年、1994年三次大的物价上涨中，成因源于需求膨胀，而目前的通胀成因，除需求拉上外，成本上升起了很重要的作用。有关研究表明，目前的通胀有40％以上可以用成本推动来解释，这与中国已进入中等—上中等收入发展阶段，面临所谓“中等收入陷阱”威胁，进而成本进入显著上升期有直接关系。
    第二，就需求拉上而言，目前的通胀压力是前一时期反危机措施形成的需求扩张的滞后表现。2008年下半年开始，为应对金融危机的冲击，采取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货币供应量过度增长，广义货币(M2)在2009年增长27.7％，2010年增长19.7％，虽然2011年M2增速开始持续下降，从第一季度的16.6％持续降至12月的12.4％，但目前，货币存量仍是很高的，货币存量与GDP的比重达到180％左右，在世界上属于高水平。考虑到货币政策的时滞，一般情况下，在欧美市场经济国家时滞期为6—18个月，中国则一般为7—24个月，那么，自2008年下半年，特别是2009年至2010年上半年投放的大量货币，在2011年至2012年间会形成通胀压力加以释放。
    第三，目前中国的通胀具有一定的国际输入性。一是石油国际市场价格的大幅上升，对于我们这样一个对石油进口依赖度已超过50％，并且每年至少以8％以上的速度递增的石油进口的经济而言，国际油价会对国民经济成本发生深刻影响，并进一步推动物价上升；二是铁矿砂等大宗产品国际市场价格持续上升，对于我们这样一个在国际铁矿砂市场上最大的买主而言(国际铁矿砂交易的60％—70％由中国买进)，会进入中国经济成本；三是大豆、玉米等农产品价格的上涨，对于我们这样一个大量进口大豆、玉米的国民经济而言，会推动国内价格上升，据测算，国际市场大豆价格上升1％，国内大豆价格相应上升0.83％，而国内大豆价格上升1％，食品中的肉禽蛋类上升0.62％；四是美国定量宽松的货币政策，以通货膨胀的方式向国际市场转移财政赤字，促使国际市场美元流动性过剩，推动价格上升，进而通过多种渠道输入中国经济。
    第四，中国国际收支长期严重失衡，外汇储备持续大幅增长，除贸易顺差不断增长外，对人民币升值预期的不断提高也促使资本流入加快，进而导致外汇占款增加。自2009年以来，外汇占款放出去的货币与信贷放出去的货币相比，比例已达120％左右，高时达到129％，外汇占款已成为现阶段影响货币供给的首要因素，国际收支的失衡已成为推动通货膨胀的首要动因。
    鉴于此，成本推动形成的通胀压力，紧缩需求的宏观政策作用不仅有限，而且甚至可能起相反的作用，因为紧缩需求的宏观政策会增大企业的成本，至少增大企业融资成本，进一步推动物价上升；需求滞后性拉上的通胀压力，现时的调控政策缺乏即时性，即使采取措施也需经过一段时间才有效；国际输入性的通胀压力，国内宏观政策作用被动，且不显著；国际收支失衡形成的通胀压力的疏解取决于多方面因素，且具严重的不确定性。所以，目前的通胀水平虽不非常高，但治理的难度高。
    二、针对失衡新特点宏观经济政策的调整
    
    自2011年10月“择机退出”以来，面对中国宏观经济失衡出现的新特点，宏观经济政策做出了相应的调整，这种调整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总量政策的方向性变化
    
    基于经济增速放缓和通胀压力上升双重矛盾的存在，特别是由于通胀压力增大，总量政策从反危机时期的全面扩张(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向“松紧搭配”(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转变。在这一转变过程中，政策重点也在不断发生变化，开始时突出强调反通胀目标，因此，尽管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采取的是“松紧搭配”的反方向组合，财政政策扩张方向虽未变但力度有所缓解，同时，稳健的货币政策所体现出来的从紧力度显著，货币政策的方向从直对危机的宽松状态逆转为以反通胀为首要目标的紧缩状态。作为总量政策效果的体现，经过一年多持续的从紧货币政策实施，通胀势头逐渐得以扼制。相应地，经济下行的矛盾进一步突出，虽然财政与货币反方向组合的政策方式未根本改变，但货币紧缩的强度开始微调，在防止经济下行与扼制通货膨胀之间努力实现均衡，将成为2012年总量政策的基调。
    (二)财政政策的重点转移
    
    在应对金融危机前后及过程当中，与欧美国家形或鲜明对照的是，中国财政政策基本未变，尤其是扩张性的政策方向始终一贯，危机前采取积极的财政政策，反危机中采取的是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择机退出”之后重回积极的财政政策。与之不同，货币政策前后发生的是方向性的变化。欧美国家此次应对金融危机前后相比，货币政策方向未见根本变化，主要运用的是财政政策。中国虽然始终实施扩张性财政政策，但对财政政策风险关注度不断上升。这既有欧美国家，特别是欧元区国家主权债务危机的警示，更源于中国财政收支的矛盾。从财政支出来看，自全面反危机以来，财政赤字始终是高额的，2009年，已接近通常所说的警戒水平(占GDP3％)；同时，政府债务问题也日益突出，尽管中国国债占GDP比重不高，但考虑到地方政府债务已接近11万亿，再加上没有凭证的地方债和国债余额，政府债占GDP的比重不会低于40％。从财政收入来看，存在一系列因素导致财政收入增长速度下降，尽管“十一五”期间财政收入年均增速达到21％，较GDP增长快近1倍，但从发展背景来说，无论是产业结构升级还是区域结构协调，都可能影响税收增速；从国际收支背景来说，人民币长期面临较大的升值压力，在一定程度上会影响进口环节税，包括进口关税、消费税、增值税等(进口环节税现已占税收总额17％左右)；从体制背景来看，税制改革的基调是减税，前些年采取了新的出口退税办法(2004年)、增值税全面转型(2009年)、取消农业税(2006年)、内外资企业所得税两税并一(25％，2008年)、上调个人所得税起征点等。今后，增值税扩围，尤其是营业税转为增值税，虽说是课税方式的变化，但其中包含抵扣，实际上意味着减税；中小企业扶持在税收上的体现，以及个人所得税、资源税等方面的体制调整都会影响税收增速。所以，继续采取积极的财政支出政策和扩张性的财政收入政策，将会成为今后中长期的基调，但在实施过程中，关注财政风险成为越来越重要的问题。
    (三)货币政策的方向性转变
    
    面对反金融危机释放出去的大量流动性，以及由此而来的通胀压力，自“择机退出”以来，货币政策的首要目标重新明确为反通胀。为此，在数量工具运用上，连续上调法定准备金率(2010年6次、2011年6次)，并且将商业银行的保证金存款纳入存款准备金的缴存范围，到2011年底，大型存款类金融机构法定准备金率上升到21％，中小存款类金融机构为17.5％，达到了非常高的水平。在价格工具运用上，连续上调基准利率(2010年2次上调，2011年前三季度连续3次上调存款基准利率)，到2011年12月，一年期贷款基准利率为6.56％(存贷息差为3.06个百分点)。虽然同时运用公开市场操作，持续货币净投放，对金融机构资金紧张局面有所舒缓，但总体上看，货币信贷增速放缓，货币流动性下降，社会融资增速下降，特别是银行间流动性偏紧，中小企业融资普遍发生困难。因此，在稳健的货币政策倾向保持稳定、持续的同时，对从紧的货币政策力度适时微调是必要的，以提高经济增长、反通胀、保就业等宏观经济目标之间的均衡性。淡化单一宏观经济目标的突显性，强调宏观经济目标间的均衡性将成为现阶段宏观调控的重要特点。
    (四)汇率政策的变化
    
    2005年之前，中国采取的是“盯住美元”，与美元保持固定汇率的办法；2005年之后直到2007年，考虑到国际社会的压力，更重要的是考虑到与稳健的货币政策相适应，控制“外汇占款”的增速，以减轻通胀压力，中国将汇率政策调整为“盯住一揽子货币”，虽然其中美元仍占最大权重，但由于包含了其他世界主要货币，在世界主要货币对美元升值的背景下，较单一盯住美元，人民币进入了加快升值的时期，三年累计升值25％左右。2008年全面反危机以来，作为应对危机的重要措施，人民币汇率又重新回到“盯住美元”，在世界主要货币对美元继续升值的背景下，人民币进入贬值通道。2010年下半年“择机退出”之后，重又回到“盯住一揽子货币”，人民币事实上重回加速升值通道。这种转变固然有国际社会压力，但更重要的还是出于国内宏观经济根本目标变化的要求。当反通胀为首要目标时，国际收支存在大量顺差，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人民币通常采取升值倾向，以控制出口增速和外汇储备的增速，从而减轻“外汇占款”形成的通胀压力；当反萧条为首要目标时，人民币通常应采取贬值(至少是稳定)倾向，以支持出口，缓解总需求不足的压力。从目前情况看，如果说保增长、反失业的目标上升为首要目标，那么，人民币汇率就应当从前一时期的加快升值通道退出，如果说，同时反通胀的压力仍极艰巨，那么人民币汇率至少应保持稳定。
    三、提升宏观调控有效性与宏观调控方式转变
    
    以上的宏观政策调整主要是需求方面的政策，更多具短期性。实际上，中国宏观经济失衡的复杂性，仅依靠短期的总需求调节是难以缓解失衡的。提升中国宏观调控的科学性和有效性，需要努力转变宏观调控方式。就宏观调控方式本身而言，必须考虑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总量调控目标与结构调控，即在总需求管理的同时，强调总量目标与结构目标间的协调。经济发展的质量提升根本在于经济结构变化，中国之所以内需不足，重要的是由于创新力不够导致产业结构升级困难，进而投资需求缺乏新机会，由于收入分配结构扭曲，导致消费需求增长乏力，要根本克服内需不足，关键在于提高技术和制度创新力，解决经济结构方面的矛盾。(1)在总需求结构上，切实通过提高投资效率改变经济结构，提高消费需求比重及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2)在产业结构上，有序有效地提升结构高度以结构升级创造投资增长新空间。
    第二，需求管理与供给管理，即在实施需求管理政策时，注重供给政策。实际上，宏观调控不注重供给管理，只强调需求管理，刺激需求所拉动的高速增长是在供给结构、质量、效率没有提高基础上的增长，只能导致更严重的泡沫。而且，低效率高成本基础上需求拉动的增长，必然使经济陷入严重的“滞胀”陷阱，不仅增长难以持续，而且产生严重的需求拉上和成本推动共同作用的通胀。供给管理一方面较需求管理更具长期性，如其中的产业政策、区域政策、技术创新、人力资本政策等，但另一方面也有短期效应，如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在影响总需求的同时，都有影响总供给，影响企业生产成本和效率的政策效应，应当从需求与供给综合的角度考虑政策选择。事实上，单一的需求管理，宏观调控的有效性会受到极大限制，特别是在既存在通胀又存在衰退双重矛盾的状态下，需求管理是难以同时兼顾不同宏观目标的均衡的，虽然可以用宏观政策相互“松紧搭配”反方向组合来缓解不同宏观目标间的矛盾，但政策的有效性会受损。
    第三，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两者采取反方向组合，在同时存在通胀和萧条压力，而又难以明确何为首要时，为降低决策失误带来的风险，采取反方向组合可以理解，但必须看到其中的政策效应抵消，而且“松紧搭配”的反方向组合，通常是在国际收支失衡与国内宏观经济失衡同时存在，为同时缓解这两方面失衡所采取的举措，但其有效性是以利率市场化和汇率市场化为前提的，中国现在尚不具备这一前提，这种反方向组合必须控制其反差力度。从长期看，更应努力保持货币与财政政策方向上的一致性，特别是考虑到中国财政政策在相当大的程度上通过银行信贷来支持的体制特征，货币与财政之间长期反方向组合，所形成的政策效应抵消是十分严重的。实际上，针对复杂的宏观经济失衡，不仅总量政策之间需要协调，而且需求与供给、总量与结构、短期与长期、货币与财政、财政收入与支出、货币数量与价格、金融与产业等各方面政策均需要强调协调和有机衔接，以提高宏观调控的科学性和不同的宏观经济目标之间实现的均衡性。
    第四，中央与地方，即在宏观调控方式上，在中央宏观调控过程中应给地方政府一定的作用空间。在既有通胀又有增速放缓的双重压力下，地方政府往往首选保增长，这是其利益和责任所在，而中央往往更倾向首选反通胀，这也是责任和职能所在。关键在于，在机制上，应使各方面利益要求，包括中央与地方、政府与企业等，都能够充分显示，在此基础上形成宏观决策，使宏观调控的公共选择性，即其民主化、法治化、程序化程度不断提高，逐渐减少其过度集权化、行政化、随意化，使宏观决策成为可预期的而不是变化莫测的过程。特别是在中国现阶段，区域经济一方面存在显著差异，另一方面区域结构正在迅速而又深刻地发生着变化。不仅东、中、西部地带之间存在显著的梯度差异，而且这种差异正转变为增长速度上的梯度效应，中西部相对欠发达地区增速已开始超越东部；东部相对发达地区不仅增速普遍放缓，包括GDP增速和固定资本形成增速等均开始排名下滑，而且面临的结构转型压力显著上升，包括产业结构升级、节能减排约束加剧等多方面结构调整紧迫；各地区资源禀赋发展条件面临的约束不仅差别突出，而且各地区内部增长点(发展极)纷纷生成，并且许多区域增长点已上升为国家战略。这一切变化，都要求宏观调控在政策方向、力度、周期等方面充分考虑地区差异。
    当然，宏观调控方式的变化必须以体制改革为基础，特别是以深化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为条件；事实上，宏观调控方式的变化本身就构成市场化的重要组或部分。中国经过三十多年的改革发展，不仅经济发展水平大幅度提升且具有了一系列新特征，而且经济体制本身也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市场化进程也有了一系列新的历史特点。顺应这种发展和改革的历史变化，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实现科学发展、包括实现科学有效的宏观调控的重要前提。特别是，中国现阶段的改革产生了新的要求，改革的核心环节已从改革初期的企业(特别是国有企业)改革逐渐转变为政府(包括中央和地方)改革，改革的主要任务已从改革初期的推动商品市场化(包括投资品和消费品)逐渐转变为要素市场化(包括土地、资本、劳动等)，改革的真正困难已从改革初期的扩张市场作用领域(市场规模)以替代计划体系逐渐转变为完善市场竞争秩序(市场质量)以提升市场竞争的公平与效率。可以说，深化和完善市场化进程仍是我们面临的艰巨的历史使命，宏观调控方式的各方面的转变，包括总量与结构、需求与供给、货币与财政、中央与地方相互关系等方面的协调，离开政府行为的规范、企业自主性提高、要素市场发育、金融参数的合理、贸易条件的公正等方面的市场化完善，都难以真正实现。
    ［本文是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我国中长期经济增长与结构变动趋势研究”(09AZD013)的阶段性成果］
    【参考文献】
    [1]北京大学中国国民经济核算与经济增长研究中心：《中国经济增长报告》(2004—2011)，分别由中国经济出版社、中国发展出版社出版。
    [2]国家统计局：《统计年鉴》(2009年)，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
    [3]国家统计局：《中国经济景气月报》(2011年各期)。
    [4]刘伟：《转轨中的经济增长》，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
     【作者简介】刘伟(1957—)，男，山东省蒙阴县人，北京大学副校长、经济学院教授，主要从事理论经济学研究。北京 10087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