调整宏观调控政策 适应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要注重供给侧，兼顾需求侧；立足结构性，协动周期性；立足经济体制，推动全面深化改革。宏观调控政策需要从总量调控转向结构调控，实行结构性的财政政策和结构性的货币政策。
    我国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得到国际社会高度评价，国内社会普遍关注，给理论学术界和政策研究界注入了巨大的动力。
    宏观经济走势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次贷危机爆发以来，有效需求不足的问题长期没有得到有效解决，全球贸易萎缩，恢复性增长呈现分化。除美国近期增长较快以外，欧元区复苏依旧缓慢，日本经济不景气反衬出“安倍经济学”的诸多不适，诸多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增速出现明显下滑。国家间、地区间经济复苏的不同步，加重了世界经济新一轮竞争态势的启动，以邻为壑的贸易保护主义抬头，全球治理格局日趋复杂。宏观经济走势的这些变化对我国必将产生持续深远的影响。
    注重供给侧，兼顾需求侧。如果说需求侧凭借投资、出口和消费这“三驾马车”实现对经济的可视化拉动，那么供给侧的牵动因素还在酝酿塑型之中，关于供给侧的指标成分相当复杂，代表性的有六因素说（即劳动力、土地、自然资源、资本、科技创新、管理制度），有四因素说（即劳动力、土地、资本、创新四因素或者劳动力、资本、技术、制度四因素），有两因素说（即生产要素投入具体包括劳动、资本、土地、企业家、政府，全要素生产率提高包括制度变革、结构优化、要素升级），以上三个版本公认供给侧因素应该包括劳动力、资本、技术这三股新的力量。
    长期以来，我国惯常采用需求侧管理思路，这种思路也极其适应当时的客观历史条件。改革开放之初，沿海一带“三来一补”如火如荼，借力的是海外需求。需求侧对推动我国经济增长发挥了不可磨灭的作用。我国已成为世界上第一大外汇储备国，国内生产总值继美国之后达到10万亿美元，总量稳居世界第二，国际上各种权威经济组织都很有兴趣地预测我国超过美国的时间表。因为基于需求侧，我国率先走出了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2007年次贷危机爆发后，我国在较短的时间内复苏并带动了其他国家经济恢复。与此同时，我国的基础设施建设也发生日新月异的变化。
    伴随我国经济进入新常态，原来的管理思路开始变得乏力，以需求侧为主的管理所取得的效果日益下降，2015年的2次降准、2次降息、3次“双降”，使我们清醒地判断出，如果继续坚持需求侧为主的管理，付出的代价将越来越大，我国经济目前面临的压力不是短期的、外部的，而是长期的、内部的。理论上讲，在任何一个时期，供给侧和需求侧都不应该偏废。但就某一个具体阶段而言，由于要素禀赋、经济基本面的不同情况，宏观经济往往需要选择重点落在哪里，供给侧还是需求侧？当前及今后一个时期我国的定位很清晰，就是注重供给侧，需求侧为供给侧营造环境，二者是“慢战略”和“急应对”的关系。
    立足结构性，协动周期性。宏观经济的运行从根本上说有周期波动的因素，同时也是结构变动的过程，结构变动与周期波动之间存在紧密的联系，经济总是在周期性的波动中伴随着结构性的变动，在结构性的变动中实现周期性增长。经济周期理论是主流宏观经济学研究的重要领域之一，其主要目的在于探索市场经济运行中经济波动的内在固有规律。但过分拘泥于周期性会掩盖结构性问题的解决，近期我国反周期调控的边际效用递减也证明了宏观政策区间缩窄，需要立足结构性，协动周期性。
    党的十八大报告明确指出，“我国仍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没有变，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这一社会主要矛盾没有变，我国是世界最大发展中国家的国际地位没有变”。据统计，我国目前还有5500多万贫困人口。按此分析，理论上讲，需求侧应该在总量上远远大于供给侧。实际运行中，由于供给结构和需求结构的形成和演变非对称，结构失衡难以避免。2015年我国在海外消费金额高达1045亿美元。年年攀升的海外购物有两个原因，首先是“未富先贵”，即国内企业生产经营成本提高过快，有些方面的成本，不仅高于其他中等收入国家，甚至高于高收入国家，而我国收入还停留在中等水平。其次是产品质量、产品种类的差异更不容忽视。过去我国供给体系适应模仿型排浪式消费，但满足多样化、个性化消费的能力相对较差，反应在微观经济活动主体上，存在着两种明显的结构错位：一是供给成熟甚至供给老化形成多余供给甚至无效供给，有些产业产能已经达到了物理性的峰值。二是供给约束甚至供给抑制形成供给迟滞甚至供给不及，过去面向低收入的供给体系没有跟上中等收入对应的消费结构。供需结构失衡出现需要进行适时调节，以免结构性矛盾累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作为我国经济工作的主线，需要从结构性入手，促进“减量提质”向“量质双升”转变。
    经济体制改革是重中之重。供需结构失衡表明生产、分配、流通、消费四大环节都出现了问题，是多环节的市场失灵。其中，生产环节中的所有制、劳动关系、治理体系以及竞争体系是很多资源配置问题的根源所在。此外，分配、流通、消费多环节也会找到答案。十八届三中全会把我国改革进一步“升级”，明确提出“全面深化改革”的全新主张。这将涉及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广度、力度、深度和难度都前所未有。我国经济仍然具有的中高速增长潜力不会自动实现，而是需要通过改革尤其是经济体制改革去争取，经济体制改革是重中之重。改革的出发点在供给侧，即通过矫正要素配置的扭曲，提高供给质量，扩大有效供给。改革的着力点是结构调整，提高供给结构对需求结构变化的适应性和引领性。通过推进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改革，以产品为载体，以全生命为周期给客户提供解决方案，最终持续提高我国经济健康程度。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背景下宏观调控政策需要进行根本性转变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背景下宏观调控政策需要从总量调控转向结构调控。总量调控包括财政政策，也包括货币政策。过去以需求侧为重点的财政政策存在诸多问题。我国财政政策在经济放缓时进行反周期的扩张性调控，掩盖了甚至加剧了短期经济利益和长期发展目标的矛盾。以需求侧为重点的货币政策也存在诸多问题。首先，一旦压缩贷款，制造业和小微企业受到冲击最大，因为优质企业和成熟性企业有绝对的优势，货币政策执行后常见保国压民、保大压小。其次，随着压缩不良贷款的力度加大，“借新还旧”“借息还贷”使得货币政策大打折扣，上述贷款未经过产业循环而形成资金“空转”，减弱了扩张性货币政策对实体经济的作用。以上做法必然不符合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目标要求。
    实行结构性的财政政策。宏观调控的目标是多重而又复杂的。满足“去产能、去库存、去杠杆、降成本、补短板”，将会造成财政收入的大幅度减少，“促创新”“促创业”宏观调控目标也会造成财政支出的一定程度增加。针对收入放缓、支出快增的客观实际，实行结构性的财政政策是必然选择。首先，在税收上有增有减，构成地方税的10个税种除营业税占比较高以外，其余均为零星小额税种，这对增值税抵扣制度的完整性潜藏一定问题，重复征税难以避免。建议通过设置长期、稳定、可预期的主要税源，促进地方政府优化本地投资环境、提升本地公共服务水平。其次，在财政支出上有减有增。多年来的投资失控造成全国范围内大而全、小而全，盲目的、低水平的重复建设，加重产业结构趋同。建议有所侧重地对待“三农”、社会保障、区域协调发展、节能降耗、生态保护、地下管网等投资，尤其是运用结构性的财政政策加强对公共科技供给的政策支撑，带动产学研政资互促化、创新创业创富一体化，真正解放和发展生产力。
    实行结构性的货币政策。传统经济理论认为，货币政策是总量政策，结构调整需要更多地依靠财政政策，实不尽然。结构性货币政策运用得好，同样对结构调整有积极的意义。结构性货币政策是指根据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需要，把商业银行的信贷行为与货币政策进行针对性的挂钩，调节资金特定的流向。常见的政策工具包括消费者信用调节、不动产信用调节、中小企业信用调节、优惠利率、预缴进口保证金等。一方面商业贷款对处于创业型或成长期企业的贷款需求重视不够，另一方面结构调整恰恰在很大程度上是创新链、产业链、资金链紧密融合的过程。我国金融资产体量庞大，但是金融资源的方向错配、结构错配以及功能错配，导致了金融资源的扭曲，特别对实体经济有虹吸的负面作用。创新结构性货币政策工具，向实体经济疏通流动性势在必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