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制度性互联互通践行一带一路倡议

    2013年9月至10月，习近平主席先后提出了共同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构想，这二者共同构成了“一带一路”倡议。2015年3月，中国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外交部、商务部联合发布《推动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愿景与行动》的文件。其中，“政策沟通、设施联通、贸易畅通、资金融通、民心相通”（以下简称“五通”）正式被确立为“一带一路”建设的合作重点。目前，“一带一路”倡议已赢得了沿线100多个国家、国际组织的积极响应和国际社会的广泛认可，并已取得了初步的成果。
    践行“一带一路”倡议除了坚持诸如资金融通下的对外贸易、投资以及区域合作的互联互通的“五通”，还需加强沿线国家之间制度性的互联互通。其原因在于，制度的互联互通既是政策沟通、贸易畅通、资金融通的基本前提，也是设施联通、民心相通的强大支撑，更是对外贸易、投资以及区域合作的重要保障。沿线国家多数处于东西文化交融地区，这使得沿线国家制度在具有一定相似性的同时又具有多样化、差异性的特性。这些制度的相似性、多样性和差异性，通过沿线国家之间的经济、文化等活动展现出来，并对一国对外贸易、投资以及区域合作等跨国活动产生着重要的影响。随着“一带一路”倡议的不断深入实施，制度差异性产生的一些制度性障碍已经带来许多现实问题。从微观层面来看，对中国企业“走出去”影响较大。例如，某些沿线国家的企业从保护自身经济利益的角度考虑，运用投资国的税收制度对中国企业进行所得税的征收，这是跨境企业税收争议的重要原因，并对中国企业的投资回报率产生了重要影响。从宏观层面来看，一些缺乏有效衔接的制度差异影响着我国与沿线国家制度进一步的互联互通，如对“一带一路”倡议的片面理解，增加了我国对外制度制定的难度。
    具体来讲，“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制度差异主要体现在正式和非正式制度两个方面：正式制度如法律、政策等，非正式制度如价值观念、文化传统等。在正式制度方面，首先，沿线国家的基本法律制度差异较大，如投资、贸易、劳动、环境保护、知识产权、争议解决等法律制度。其中，由沿线国家税收制度差异导致的衔接不畅的问题最为突出，且集中体现在转让定价规则的差异上。例如，从2009年到2016年，我国的转让定价框架并没有发生重大的改变。直到2017年3月，国家税务总局才开始推进转让定价立法改革，即我国目前还在提高中国转让定价法规同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准则的一致性。目前，OECD的参与国家为36个，其中包括捷克、匈牙利、波兰、斯洛伐克、土耳其、希腊、爱沙尼亚、拉托维亚、斯洛文尼亚等沿线国家，这些国家完全遵照OECD制定转让定价规则。另有一部分沿线国家并非OECD成员国，它们对于转移定价的规定分为两类：第一类如印度尼西亚、俄罗斯等，它们转移定价的规定与OECD的立场一致。其中，印度尼西亚税务机关已发布详细的转让定价指南，并明确规定相关细则如“纳税人必须在税务年度申报表内附上与关联方之间转让定价交易的信息，并由税务机关保存相关信息，在审计时进行检查”；而俄罗斯则是在很大程度上借鉴了OECD转让定价指南的规定，并明确“规定俄罗斯新的转让定价规则只适用于2012年1月1日之后发生的受控交易”。第二类如泰国、塞浦路斯、沙特阿拉伯等，它们只是或多或少地借鉴OECD转让定价的规定，或者逐步跟进OECD。其次，中国企业走向“一带一路”的过程，也是中国企业国际化的过程。当下，中国企业在“走出去”的过程中，尚存在对沿线国家知识产权制度、专利制度等差异认知不清的问题，这对中国企业的技术输出产生了重要影响。再次，“一带一路”倡议涉及60多个国家，涵盖经济、政治、文化等多个领域。而这60多个国家大多处于经济社会转型发展时期，并在积极推进自身制度建设，各国制度差异是处于动态变化之中的。如在推行国际公共产品走向“一带一路”时，就存在较明显的制度差异的动态变化。
    在非正式制度方面，沿线国家民族众多、文化各异、多元宗教信仰并存，一些非正式制度的差异，如价值观念中的社会信用程度的差异，不仅极易导致对“一带一路”倡议认识上的误区，也会引发一些西方国家的误读以及沿线国家的疑虑，在一定程度上增加了践行“一带一路”倡议的难度，并进而影响到各国互联互通。
    总之，在践行“一带一路”倡议的过程中，我们亟须重视沿线国家之间正式和非正式制度的相似性、多样性和差异性，尤其是重视经济、政治、法律制度及与贸易、投资、区域合作等更广泛的社会制度的差异，以及文化、习俗等的差异。首先，既从正式制度层面完善、细化“一带一路”愿景和规划，又从非正式制度层面丰富我国与沿线国家的文化、社会活动，以增进各国相互了解，推动非正式制度的互联互通，为正式制度的互联互通提供支持，为其他方面的互联互通提供制度保障。其次，以制度的差异性、相似性对沿线国家分类，有针对性地制定或修订政策，可以减少政策制定成本、提高政策精准性，有效地跨越制度障碍，以制度性的互联互通保障“五通”的实施，从而更好地践行“一带一路”倡议。
    （作者单位：中共上海市委党校经济管理教研部、上海市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