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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学的文明基础
现代经济学范式，抽象掉了社会历史和文化因素。这既是一个学术进步，以逻辑演绎方式形成了微观—宏观范式的主流经济学体系，也是一个缺憾，即经济学似乎可以适用于任何文明形态和历史条件，实际上却脱离了真实世界。它把经济世界抽象为，如同在一个牛顿物理空间中，由同质粒子般的“经济人”（微观经济主体）的交易运动，所形成的完美均衡状态。这样的完美均衡，似乎是逻辑自洽的，但并不现实。
中国的经济学理论体系演进，也是从政治经济学向现代经济学的转变。20世纪70—80年代，中国开始改革开放，计划经济转型为市场经济，引进借鉴了微观—宏观范式的现代主流经济学体系。这对于形成和繁荣中国的经济学，理解和解释市场经济，发挥了历史性的积极作用。但是，经济学体系缺乏文明基础的缺陷，始终限制着经济学与现实的契合。
现代主流经济学表面上抽象掉了文明形态因素，似乎完全基于先验，不依赖历史和经验，具有普适性，但实际上是以西方文明为基础的，西方文明是其学术假定的默认前提。因而比较适合于对西方经济特别是工业化的理论解释。直到20世纪末，西方工业化确实是唯一成功的现代化模式。按此构念，现代化就是西方化。以西方文明为基础的主流经济学也就成为中国当时的不二选择，无可替代。
到21世纪20年代，全世界都意识到，中国经济发展也取得了无可否认的成就。西方工业化道路不是唯一成功的现代化模式。现代主流经济学的解释力越来越弱，走到了必须进行范式转换的历史关头。
中国创造了人类文明新形态
人类原本生存于各类主体和群体相容互利的文明生态系统之中，但几乎所有的强势意识形态体系都力图做唯我独尊的“山巅”之王，主张世界的同质化方向，并断定其应为唯一的主导价值观。在数千年文明史上，中国共产党摆脱了这样的信念偏执，成为伟大的彻悟者。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中，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党和人民历经千辛万苦、付出巨大代价取得的根本成就，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正确道路。我们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推动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社会文明、生态文明协调发展，创造了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创造了人类文明新形态。”
中国创造的这一文明新形态是辉煌的，但并非适用于所有国家，而是实实在在的中国道路和中国叙事，让中国从贫穷落后走向民族复兴和建成小康社会，并继续走往可持续发展的未来。
这意味着，人类发展基于各种不同的文明形态，各民族国家都有历史责任，为自身繁荣昌盛作出各自的创造性贡献，而使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多样化文明形态丰富多彩。
习近平经济思想的经济学逻辑起点
习近平总书记在2021年世界经济论坛“达沃斯议程”对话会上的特别致辞中，借用一句西方谚语，表达了多样化文明形态的世界观：“世界上没有两片完全相同的树叶，也没有完全相同的历史文化和社会制度。各国历史文化和社会制度各有千秋，没有高低优劣之分，关键在于是否符合本国国情，能否获得人民拥护和支持，能否带来政治稳定、社会进步、民生改善，能否为人类进步事业作出贡献。各国历史文化和社会制度差异自古就存在，是人类文明的内在属性。没有多样性，就没有人类文明。多样性是客观现实，将长期存在。”
对于世界文明多样性形态的认识彻悟，意味着经济学不再追求“普世”性，也不必强调何种经济制度最为“优越”，而是要求符合国情。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基于中国国情。经济学在中国的研究对象，主要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经济学的逻辑起点不是抽象先验的“经济人”，而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下的现实人。
中国社会制度的意识形态是社会主义。社会目标具有主导性，体现全体人民根本利益。经济学体系中的“人”，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下是“人民”。“人民主体”，就成为中国经济学的逻辑基石。
这涉及两个根本性问题。第一，“人民”是全民集体利益主体，全民集体利益的代表，是中国共产党的领导。第二，“人民”的集体利益，必须体现为人民作为个体性切身利益的“成就感”和“获得感”。也就是说，人民的个体性同人民的集体性，具有主体性一致。例如，如果要实现人民小康生活，就要做到不再有绝对贫困的个体，即必须实现全民脱贫。如果要实现人民生活富足，就要达到大众共同富裕，不应再有系统性的财富分配过大差距。同时，也必须尊重个体的财富所有权和承认个体对社会的贡献，不能以财富平调方式或忽视个体贡献的方式，来实现人民的共同富裕目标。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机制，是在中国改革开放进程中逐步形成的，是人民主体的历史选择，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提供了重要实践来源。
（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郑州大学商学院院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