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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陈春花(1964-)，女，广东湛江人，华南理工大学工商管理学院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研究方向为组织与文化管理、中国本土企业成长，E-mail: bmchchen@scut.edu.cn，广州510640
【内容提要】
为中国的管理实践提供坚实的理论基础是中国管理研究所承担的最重要的使命，具体而言，从4个方面对“我国当前需要什么样的管理研究”进行阐明：直面中国管理实践而非国际一流学术标准；框定问题优先于界定方法；复杂问题简单化而非简单问题复杂化；全球化思考本地化行动。
【关 键 词】中国/管理/实践
我们都承认中国需要自己的管理研究来解决中国管理问题，并提供实践发展的指导和前瞻性的引领，如果没有这样的理论基础，中国企业发展乃至中国经济发展都无法真正腾飞起来。英国《金融时报》
类似的情况经常发生，我们一方面认为中国的管理问题应该有中国的解决之道，但是另一方面又以美国的价值标准来分析和评价中国的管理问题：一个典型的现象是中国管理学界的所有研究都以是否在国际一流的期刊发表为评价标志，鲜有用中国管理实践来评价的标准，管理学者都以用英文在国际一流管理期刊发表过论文而骄傲，但少有以解决了中国企业的管理问题为荣的，更有甚者，几乎所有被称之为重要的管理期刊没有企业家或者经理人去看，因为他们觉得无法看得懂，而几乎所有被经理人和企业家反复阅读的期刊，在管理研究者看来是根本不上档次的。
鉴于此，最需要我们反思的是：管理研究到底以什么作为评价标准？中国的企业发展需要什么样的管理研究？如果不能很好地解决这个问题，也就无法承担起作为一个管理研究者应该承担的责任。现实需要我们回答：我国当前需要什么样的管理研究？在我看来需要成达以下4个方面的共识，才会取得中国管理实践需要的研究成果。
1直面中国管理实践而非国际一流学术期刊
30年的中国管理实践处在一个特殊的发展时期，可以从中国经济发展的轨迹上看到其特别之处。中国30年来经济发生变化的原因和驱动力在于以下5点：①固定资产投资规模的扩大；②第二、第三产业对GDP增长贡献的绝对数和相对数都高于第一产业；③市场经济制度和该制度下的企业正在逐步发育和成型中；④政策因素对经济增长发挥了重要的推动作用；⑤市场力量在推动经济增长中占据重要地位[1]。由此可见，在中国30年经济增长的推动力量中，政策和资源占据了根本性的地位。再看看美国依靠什么获得持续增长？在分析美国为什么持续增长的原因时，德鲁克[2]1写了这样一段话：“20世纪70年代中期以来，‘经济零增长’、‘美国限制工业化’及长期的‘康德拉杰夫经济停滞’之类的说法被人奉为金科玉律，在美国十分盛行，然而事实和数据却证明这些观点完全是无稽之谈，真正发生在美国的是完全不同的情况。在这一时期，美国经济体系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从‘管理型’经济彻底转向了‘企业家’经济。”德鲁克更明确地认为，在美国出现的真正的企业家经济是现代经济和社会史上最具深远意义和最鼓舞人心的事件。
“企业家”，一词源于法文，意思是“敢于承担一切奉献和责任而开创并领导一项事业的人。”在1800年前后，法国经济学家萨伊(J. B. Say)将“企业家”一词广泛推广，他曾经这样说过：企业家“将资源从生产力和产出较低的领域转移到生产力和产出较高的领域。”[2]18～26当我们明白什么是企业家的时候，也就了解到德鲁克所认为的美国持续增长的缘由是“创新”与“效率”，这和我们驱动增长的动因完全不同，虽然今天的美国因为金融危机陷入困境，但是对于创新和效率的追求会让美国摆脱危机的效果也许完全不同于我们，而这正是我们需要面对的中国管理现实。换言之，中国管理在30年中并没有像中国经济那样具有高速的发展，并没有如我们想象的那样做出相应的贡献，作为一个管理研究者如果不能够清醒地认识到这一点，就无法真正做出努力，也正是因为站在这样的角度，可以很清晰地知道：中国企业管理中的生产效率、生产运作管理、组织管理与组织效率、成本管理与财务贡献、个人与组织等这些在西方20世纪60～70年代，甚至20～30年代的实践问题，恰恰是今天中国管理实践的问题，然而我们却很少去研究这些话题，反而跟随国际管理研究的前沿问题展开研究，深入到极其细分的领域。我很同意中山大学吴能全教授的观点：西方早已完成了那些类似于管理大树树干的研究，现在开始研究树枝和树叶，而中国的管理还没有把树干研究透，不应该去学人家研究树叶和树枝，而忽略了树干。
徐淑英教授在一次采访中说：“因缺乏在高度变动的环境中如何管理的系统性知识，中国的高速发展正遭受阻碍。”中国的发展迫切需要积累管理知识，以帮助各类公司在这个动态多变的环境中运营，我们需要根植于中国企业管理实践的过程中，与企业所关注的重大问题互动并贡献研究的价值，这才是我们首要的责任，而不是在国际一流管理期刊发表论文。
2框定问题优先于界定方法
受制于大学的评价标准和晋升要求，绝大部分中国管理研究者都以西方的研究方法作为标志性的学术标准。我从未对此产生过疑问，同样认同西方所形成的一套系统、规范的研究更有助于寻找现象背后的机理，但是在这20多年的研究发展过程中，我们走到了一个极端的地步，极端到了只有方法而没有价值，即便是在今天被学术界公认的能够在世界一流管理期刊发表的论文，对于中国管理的实践有多少价值，没有人可以很明确地回答，甚至很多博士、硕士的研究论文是不需要证明的结论，这样的现象所带来的令人可怕的结果是：专业学生所受到的训练是做不证自明的研究，方法规范、正确但是问题空虚；学术界满足于在规范性上做出极大的努力，获得国际认可，而并不关心中国企业的实践所面对的挑战。
研究方法的界定的确非常重要，但是如果不框定问题，这些方法不能够发挥真正的意义。我们可以借鉴美国的管理方法和工具，但是一定要非常清醒地认识到中国的管理问题和美国的管理问题一定是不一样的，那些对美国市场适用的理论常常和中国的情形并不一致：譬如，管理研究者发现，中国企业在面临动态复杂的不利环境时，倾向于采取防御性的战略，“以不变应万变”，而不是前瞻的、着眼未来而比较冒险的战略，而在美国，环境的不确定性会导致企业采取前瞻的而非防守的战略；在中国企业中企业家的作用可以用“英雄”来形容，一个企业的成败更重要的是取决于企业家个人的不断超越，而在美国的管理理论中，更强调组织能力而非管理者个人，一个企业的成败取决于组织与环境的互动；中国企业所面临的一个重要的挑战是其成员具有社会人的特征(而非职业人的特征)，美国企业成员具有职业素养。由此可知，可以采用相同的研究方法，而面对的问题却截然不同——如果不能先框定问题，而一味地在界定方法上花功夫，所获得的研究成果能够具有的指导意义是很值得怀疑的。
需要正视这样一个问题：作为管理研究者，大多数人是通过管理教育来学习管理的，但是管理首先是实践，所有的管理理论一定是基于实践而得出的规律性的认识，在这一点上大部分研究者是有很大的局限性的。德鲁克先生曾经对赵曙明教授说：“中国经济改革和企业管理取得了巨大成功，一定有很多值得总结的东西。管理实践总是领先于理论。要总结中国企业管理的特征一定要从实践入手。我当年为了学习日本管理经验，也曾多次到日本考察。”这段话无疑是对中国管理研究者的一个忠告和指引：唯有深入中国的企业，了解并寻找其管理实践中的问题，才能做出有价值的贡献。
舒尔茨认为：“教育过程把大部分的重点放在了解决现有问题上，对于如何运用工具确定重要问题，重视不足。”[3]这也正是需要我们特别警醒的问题，在被学术界公认的研究论文中，真正引起企业界共鸣的到底有多少？多年来我一直沉浸在那些引领管理实践变化并创造出无数价值的经典著作中：泰勒的科学管理原理解决了劳动效率最大化的问题；韦伯的行政组织解决了组织效率最大化的问题；赫茨伯格的双因素理论解决了激励与满足感之间的关系问题；波特的竞争战略解决了如何获得企业竞争优势的问题；德鲁克让我们了解到知识员工的问题。这些经久的研究，正是基于对管理实践中重大问题的提炼，与美国企业有效的互动，带动了美国管理实践的高速发展，并引领了世界管理的方向。我们首先需要学习的正是西方管理大师们框定问题的能力，学习他们观察实践与深入实践的能力，学习他们了解实践并与实践互动的能力，正如德鲁克先生对自己身份的界定那样：一个旁观者。
中国企业环境和西方理论产生的环境有很大差别，历史和制度使得中国的公司概念和西方概念差别很大，甚至连公司拥有确定的所有权和边界这样的公认假设也不一定成立，甚至很难详细说明公司的情况和确定它们的边界。在30年的中国经济发展过程中，那些失败的企业有着西方从未有过的原因，而所有成功的企业都根源于对于中国经济环境的深刻理解，不同的城市政府对企业的影响也截然不同，即使在同一个地区，政府更换领导大，对于企业的影响也会产生巨大的变化。这些与西方管理理论产生的完全不同的环境，非常需要给予理论上的解释，而对于问题的界定则成为关键。
尽管今天的中国在世界经济舞台上地位不断上升，管理教育也高速发展，中国却是世界上被管理学者最少研究的地区之一。一方面源于我们开放的时间不足够，另一方面源于中国特殊的文化与国情，而最重要的原因是西方学者习惯于用西方的标准来框定问题，并没有真正地理解中国的问题。反观日本管理实践和研究的发展，可以给我们很好的启示：日本企业很好地融合了西方理论和日本文化与国情，戴明的质量管理在日本得以发展并成为管理经典，从日本忠诚与服从文化延展开来，结合明确的质量标准与一线工人的严格遵守的习惯，让日本以“物美价廉”的方式成为世界公认的管理标杆，“精益制造”成为制造企业的最重要的管理模式，进而使得日本成为全球经济中仅次于美国的最强大经济体。
我们所欠缺的正是这样的研究和贡献，直至今天，我们还无法厘清中国企业管理不同于西方管理理论的地方在哪里？无法让中国企业在实践中明确自己的发展路径，这些问题的研究需要规范的研究方法，系统的理论体系，坚实的研究基础，而这一切研究上的准备必须服从于一个目的：框定中国管理的问题，而不是把方法作为目的。真正的管理知识一定会源于实践中关键问题的把握和系统的实证数据的研究。
3复杂问题简单化而非简单问题复杂化
2005年当我卸任公司总裁回归到研究与教学岗位的时候，记者在采访中问了一个这样的问题：教授与总裁这两个身份有什么区别？我的回答是这样的：做教授的时候，一句话变八句话说，而做总裁的时候，八句话变一句话说。事实上，管理实践与研究之间的确存在着一个巨大的差异：管理实践强调复杂问题简单化，需要概念能力，需要在纷繁的影响因素中寻找到关键因素，通过关键因素的把握和解决来提升整体的竞争力，因此在实践中会看到具有创意并鲜活的案例，让实践具有丰富的生命力；而研究者的思维方式是习惯于穷尽所有要素，寻找到因素之间的关联，并力图把这些关联整理清楚，从而获得完整的、体系性的认识和结论。从研究的角度来看，这样的习惯并没有什么错误；并且这样的研究训练是必要的和必须的，但是如果停留在这种思维习惯和研究训练中，则容易与实践相悖，研究还需要在此习惯和训练的基础上再进一步：简单问题复杂化之后，再复杂问题简单化。做不到这一点，管理研究并没有完成。
近些年中国一直谋求世界体系中的话语权，很多人认为只要中国的经济实力强大就应该具有世界话语权，这样的想法有一定的道理，但是大家还需要理解另外一个关键：是否具备解决复杂问题的能力，如果没有概念能力，世界体系中的话语权只能是一个愿望或空想。对于世界格局来说，其变化程度和复杂性更加剧烈，并不是单纯的经济实力可以解决的，其中最关键的是如何达成共识，共识的基础就是明确的概念的理解，这就是复杂问题简单化的能力。换言之，在具有坚实的理论基础和扎实的系统研究训练的基础上，还需要训练自己的概念力，具有管理实践一样的思维习惯，而不是研究的思维习惯，那些贡献了重大管理理论价值的研究者都具有这样的能力：分工理论、计划管理、竞争战略、人力资源与人力资本、知识员工、企业文化等等，当我们学习并理解这些概念时，可以清晰地知道企业运行背后的复杂性以及解决之道，这也是被称之为“管理大师”的人成为大师的根本之处。每当我阅读到巴纳德[4]的所言：“当两个或两个以上的个人进行合作，即系统地协调彼此间的行为时，在我看来就形成了组织”，总是可以很清晰地了解到组织的关键是协调个体之间的行动。我们之所以觉得组织复杂而难以发挥组织的效率，关键是并没有去协调个体之间的行动，相反却做了很多与协调行动无关的努力。
一直以来很多管理者希望借鉴先进的企业经验，把他们的管理体系复制过来，但是这样的努力并没有带来实质上的效果，其原因是只了解这些优秀企业的体系，并没有了解这些企业管理中的关键要素，也就是核心概念。当我们不断地学习和分析美国西南航空的案例时，并没有了解到美国西南航空公司(“西南航空”)之所以可以用总成本领先的战略持续成功，其关键概念是“尽可能少地占用顾客的时间”。中国大部分企业都是以成本战略为选择，但是并没有诞生出像“西南航空”这样优秀的公司，其背后的原因就是关键概念不同。中国企业的成本优势来源于劳动力、土地资源、政策以及原材料，而“西南航空”的成本优势来源于时间效率。丰田的精益制造是中国制造企业学习的标杆，很多中国制造企业都引入了精益制造体系，同样也没有诞生出像丰田一样的全球公司，因为丰田精益的关键是“一线员工发挥智慧”，因此丰田在运行精益体系的时候，对于一线员工的培训、专业化提升以及激励做了大量的投入，在让“一线员工发挥智慧”这一概念的统领下，丰田派生出一整套的管理模式，管理者首先是培训师，公司最高的职位不是总裁而是总培训师。在中国企业中，管理者并没有认为一线员工具有智慧，更多地把一线员工看成成本。令人可惜的是，在今天依然很多人认为如果富士康提升产线工人的工资，一定会失去成本的竞争优势。这里所蕴含的正是对于关键问题认识的能力偏差，如果认为制造企业的成本优势是来源于产线工人的低工资，那就大错特错了——产线工人最重要的价值正是贡献产品成本与品质的竞争力。没有这样的认识，一个以制造取胜的国家就会丧失其竞争优势——不是简单地建立精益制造体系，而是基于发挥“一线员工智慧”，才能形成制造企业的成本竞争优势。
4全球化思考本地化行动
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引起世界对中国企业管理的兴趣，这不禁让人想起1970-1980年日本管理兴起的时代：当时美国大量的研究者涌入日本试图发现新的理论来解释日本管理方法，除了“精益制造”之外，大多数没能经受时间的考验。为什么会这样？最根本的原因是美国学者带着西方的管理理论来到日本的企业，但是他们并没有真正深入到日本企业中，并不了解在日本文化和日本经济环境中企业行为和选择背后的机理，只是把西方的理论和研究方法与日本企业实践结合起来，这样得出的研究除了验证西方的理论之外，不太可能形成真正的总结日本企业实践经验的东西，自然无法经得起时间的考验。这个结果提醒我们，对中国管理的研究如果是同样的路走下去，可能落入同样的困境：唯一不同的是，这一次是我们自己带着西方管理理论来到中国的企业中，把它们强加给中国企业，这样的做法甚至连类似日本的“精益制造”的理论都无法得出。
我们真的了解全球化吗？到今天为止，联想对于IBM的购并也无法称之为真正的成功。我们对于全球化的认识还有很多困惑，甚至不能够明确地给出一个简洁、清晰的解释。弗里德曼[5]用“六维”眼光来看“全球化”，这“六维”是金融领域、政治、文化、国家安全、技术和环境保护——即便是弗里德曼本人，也承认这也不是全球化的最后内涵，因此，全球化是更宽广的视野，更变化的视角，更广阔的未来，不能够理解全球化，也就无法理解我们生存的空间。
这是今天比以往更困难的地方：一方面我们需要在中国的管理实践中理解中国企业，因为各国的环境和情景会不一样，使得许多过去在西方土壤上“培养”出的理论在解释中国的现象时显得无法适应；另一方面也需要在全球化的环境中，理解西方的管理理论与中国实践的关系，哪些需要借鉴，哪些需要调整，哪些甚至需要抛弃。管理研究需要承担这样的责任：证明西方管理理论什么时候是有效的，什么时候需要修正，又该如何修正；然后逐渐发展出我们自己的管理知识。
徐淑英[6]指出，中国的管理研究处于一个关键时刻：所面对的选择是，走康庄大道(中国管理理论)，还是羊肠小道(管理的中国理论)。在认同这样的比喻的同时，也认同她所做出的努力，就是一定要做出中国的管理研究。问题的关键是如何做出中国管理研究来？由于管理学学科属性的限制和管理学研究对象的特殊性，使得管理学者越来越意识到：管理领域中的研究并不具有普遍的适用性[7]，这种普遍性不足或者缺失的原因则在于管理研究的对象更多的是依赖于管理问题或管理现象发生的情境因素，因此，在进行管理研究时应该对情境因素加以考虑。所谓情境因素的研究就是把组织所在国家的社会、文化、法律和经济因素作为情境变量，探讨这些因素对于组织特征这些因变量的影响。我们深知中国的国情极其复杂，中国的历史和文化源远流长，也正因如此，我们无法简单地套用西方的理论，也无法简单地认为可以轻易得出自己的结论。中国的经济发展方式完全不同于西方，雅克[8]认为：“中国现代性的动力来自历史而非向西方学习的结果……中国的现代之路与西方所走的道路存在着非常大的差别”，对于中国管理问题的研究更需要关注中国历史与文化的力量，这也是管理研究者必须面对的挑战。
5结语
中国管理研究者所承担的最重要的使命就是，为中国的管理实践提供坚实的理论基础：一方面回答中国管理实践中的问题；另一方面给予中国管理实践前瞻性的指导。我并不反对今天很多学者所做的努力：中国管理研究修正了西方的管理理论；并获得了西方管理学者的认同，但是如果这是研究者的目的，我却持反对意见。在我看来获得西方管理学界的认同，这只是一个初步的训练，真正需要做的是获得管理实践的认同，并且是获得中国管理实践的认同。我更相信，如果我们的研究获得了中国管理实践的认同，也就意味着最终会获得西方管理学者的认同，正如日本的“精益制造”理论一样。
完成中国管理研究的使命需要我们具有更为开放的心态，更为宽广的胸怀，更加全球化的视野；坚强的决心和持久的意志力，深入实践的勇气和敢于创新的精神；关注中国的特点，深入中国企业实践，实事求是地直面中国的管理现实；不要紧抱着西方的理论不放，也不要把西方的标准作为唯一的评价标准——这一切都需要信仰的坚守，耐得住寂寞的韧性，以及个人承担的意愿与付出的勇气。
【参考文献】
[1]陈春花.中国企业的下一个机会[M].北京：机械工业出版社，2008：3～9.
[2]德鲁克P F.创新与企业家精神[M].蔡文燕，译.北京：机械工业出版社，2009.
[3]埃斯特琳J.美国创新在衰退？[M].闾佳，翁翼飞，译.北京：机械工业出版社，2010：185.
[4]巴纳德C I.组织与管理[M].曾琳，赵青，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9：6.
[5]弗里德曼T L.世界是平的——“凌志汽车”和“橄榄树”的视角[M].黄其祥，赵绍棣，译.北京：东方出版社，2006：15.
[6]徐淑英.管理研究的自主性：打造新兴科学团体的未来[J].组织管理研究，2009(5)：1～13.
[7]王立.中国本土管理理论建立的前提条件探析[J].商业时代，2009(27)：29～33.
[8]雅克M.当中国统治世界[M].张莉，刘曲，译.北京：中信出版社，2010：61.^
栏目编辑：孔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