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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本文以中国利用外资整体战略布局中的两种引资战略为基点，研究外资企业产业结构的定位、发展变化，以及其对中国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
【关 键 词】引资战略/产业结构升级
中图分类号：F121.3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8-2700(2010)
作为产业结构优化的决定性因素，外资的技术转让是其产业带动效应的核心，可以直接或间接地引起特定区域内的要素重组和要素生产率的提高。国外学者提斯(Teece，1997)[1]、卡夫斯(Caves，1982)[2]和海雷诺(Helleiner，1989)[3]等人对此曾多有论证，其主要观点基本反映在联合国《1992年世界投资报告》的论述中：外资对东道国技术进步的直接作用是，它可以通过技术溢出提高要素生产率，改变产品结构特别是出口产品结构，促进国外分支机构进行研究与开发，引起组织创新，提高管理水平；间接作用则要通过与当地研究开发机构合作，向当地后向与前向合作者转移技术，外国机构的出现对竞争和当地生产率的影响及受训人员总数等表现出来。[4]这一概括为我们大体捋出了一条“外资→技术扩散→产业升级”的链条。因此，关于FDI对东道国产业结构影响的研究一般是与FDI对东道国技术扩散的影响联系在一起。
中国学者李善民等在2005年曾经在一篇“FDI对东道国产业结构和产业组织的影响研究综述”中比较详尽地总结了国内外学者理论与实证的研究[5]，关于FDI对东道国产业结构的影响，这些研究大多也是以上述的研究角度展开。
本文的研究力图将视角再扩大一点，以中国利用外资整体战略布局中的两种引资战略为基点，研究外资企业产业结构的定位、发展变化及其对中国产业结构演变的影响，如图1所示。
图1中国两种引资战略中外资带动产业结构升级的发展进程
一、中国利用外资整体战略布局中的两种引资战略
跨国投资是跨国公司垄断优势和东道国区位因素相结合的产物。由于不同的组合模式，跨国公司的国际战略可分为全球化战略和多国本土化战略两大类；与其相对应，发展中东道国的引资战略也可分为出口导向型战略和进口替代型战略。
1979年以前，中国实行的是单一的“进口替代”型发展模式，改革开放之后，曾经尝试学习亚洲四小龙的经验，实行“出口导向”型发展模式。但是，对于中国这样一个历史悠久、要素禀赋多元性的发展中大国，很难完全照搬别国的经验。中国的对外开放和吸引外资必须坚持统筹兼顾的整体战略布局。
80年代中期，当中国对外开放的基本国策尚处于起步阶段，中国政府提出了引进外资的“以市场换技术”策略，同时又提出鼓励外商投资企业向“两型企业”——“先进技术型”和“产品出口型”企业发展。这标志着中国的引资政策已经摒弃了单一的模式，而是依据基本国情，同时采用“进口替代”和“出口导向”两种发展模式，以市场和劳动力两大基本要素为基础，同时实现获取先进技术、促进产业结构优化提升以及充分就业的目标[6]。
二、两种引资战略吸引外商直接投资进入制造业细分产业的状况
中国“出口导向”和“进口替代”两种类型引资战略首先是从制造业开始的。
(一)在制造业中两种引资战略吸引外商直接投资的产业分布
表1显示了1995-2007年规模以上三资企业细分行业资产总额的比较。
从表1可以看到，20世纪90年代中期，外资企业进入中国制造业是从低端传统劳动密集型产业(如食品饮料、纺织服装鞋帽、木材加工、纸制品、橡胶、塑料)和高端科技含量较高的产业(如化学原料及制品、医药、交通运输设备、通用专用设备电气通信设备仪器仪表)同时开始的。反映出两种引资战略整体实施对于外资进入中国制造业产业结构选择的效果是很明显的。
表2则显示了上述10类细分产业中外资企业出口额占主营收入的比例，从中可以看到各类产业在产品主要市场中的定位。纺织服装鞋帽类的产品、木材加工及制品的产品主要是以国际市场为主，是中国廉价劳动力与外资企业全球营销网络相结合的“出口导向型”战略实施的典型代表；而化学原料及制品、医药制造业的产品主要是以国内市场为主，又是中国的市场优势与外资先进技术相结合的“进口替代型”战略实施的典型代表。值得注意的是通用、专用、电气、通信设备及仪器仪表文化办公用机械这一综合产业，是科技含量很高的产业，也是中国市场需求极大的产业，因而是作为“进口替代”型引资战略重点产业。但是这类产业全球分工特点十分明显，因而与化工、医药产业相比，出口比例大得多。交通运输设备制造业具有类似特点，只是出口比例相对较小一些。其他几类产业也都不同程度地反映了两种引资战略对外资投资产业结构的影响。如：塑料制品业、橡胶制品业出口比例也较大，食品类产业由于产品特点以国内市场为主。
(二)两种引资战略的实施效果
统计数据表明，外资企业进入制造业两大类型的产业在“技术扩散与产业结构提升”和“产品出口和就业”两端所产生的效果显著。主要体现在：
1.外资企业在跨国公司研发集中的化工、医药、通用设备、专用设备、交通运输设备、电气机械及器材、通信设备计算机及其他电子设备七大科技含量高的制造业中工业增加值年平均增长率明显高于国内同产业的这一数值，并以年平均26％～76％贡献率带动国内这七大产业以大大高于GDP的年平均增长速度，同时也高于全部工业平均增长速度增长，显著地带动了制造业产业结构升级[6]。
2.外资企业以72％以上的贡献率带动全国进出口以平均19％以上的速度增长，其中外资企业以150％以上贡献率带动全国出口以平均20％以上的速度增长，并显著地带动了外资企业的就业。在纺织服装、皮革皮毛、家具制造、印刷业、文教体育用品、橡胶制品、塑料制品、金属制品、工艺品等劳动密集型产业中，外资企业从业人数所占同产业全国就业比例逐年迅速增长[6]，2007年外资企业在这些行业大中型企业从业人数所占比重都在40％～80％之间。在通信设备计算机电子、电气机械、仪器仪表、交通运输设备等机电行业，2007年外资企业就业人数所占比例也很高，而这些产业已经显示出劳动密集型特征[7]①。
3.从整体上看，外资企业早期(如1998年)劳动生产率(5.23)远远高于国有企业(2.96)和私营企业(3.17)，但其平均增长速度(11.54)明显低于国有企业(25.68)和私营企业(16.09)。2007年外资企业劳动生产率(13.65)已经远远低于国有企业(22.93)。2007年外资企业劳动生产率(12.06)已经远远低于国有企业(18.06)[7]。反映出外资企业早期技术装备和科技水平明显优于国内企业，然而随着外资企业技术外溢效果的逐步显现，国内国有企业和私营企业技术装备和科技水平不断提高，国内企业劳动生产率迅速提高，其速度高于外资企业。而从工业企业细分行业角度对近几年(2005-2007)国有、私营、外资企业劳动生产率进行比较[7]，又显示了以下两个特征：
(1)在传统劳动密集型产业中，如纺织业、纺织服装鞋帽制造业、皮革毛皮羽毛(绒)及其制品业、家具制造业、文教体育用品制造业、橡胶制品业、塑料制品业、工艺品及其他制造业、废弃资源和废旧材料回收加工业等，外资企业劳动生产率不如国内企业，特别是在纺织业、纺织服装鞋帽制造业、皮革毛皮羽毛(绒)及其制品业、橡胶制品业等产业外资企业劳动生产率低于民营企业，反映出外资企业在传统劳动密集型产业中，虽然对就业带来了明显的正效应，但科技投资不足，产业内产品结构升级带动作用不明显。
(2)在科技含量较高的高结构产业中，如化学原料及化学制品制造业、医药制造业、通用设备制造业、专用设备制造业、交通运输设备制造业、通信设备计算机及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仪器仪表及文化、办公用机械制造业，外资企业的劳动生产率明显大于国内企业，反映出外资企业在科技含量较高的行业中科技投资力度大于国内企业。
三、两种引资战略融合中的产业结构提升
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出口导向”和“进口替代”两种引资战略在产业定位上的划分是比较清晰的。“出口导向”型引资战略主要是以传统的劳动密集型产业为主，“进口替代”型战略主要以科技含量较高的新兴产业为主。从表3的数据可以看到，1995年以前中国出口商品数额最大的还是轻纺产品、橡胶制品、矿冶产品及其制品等传统的劳动密集型产品，且加工贸易的附加价值很低。但是，随着中国制造业纳入全球分工的日益深入，两种战略出现了融合的趋势。尽管轻纺产品等传统劳动密集型产品出口逐年不断增加，而化工、机械及运输设备等科技含量高的产品出口比重越来越大(表3最后一列显示了这种变化)，加工贸易附加价值也越来越大，附加价值率越来越高，2007年达到67.60％(表3第二列和第三列显示了这种变化)。
事实上，两种引资战略的融合是产业结构梯度式“雁行”演进和转换过程的必然阶段。这种融合可以通过以下两大路径实现：
1.在纳入跨国公司分工体系中传统劳动密集型产业内产品科技含量提升带动出口产品结构优化。例如在经济全球化进程中，已进入工业化国家之列的意大利，其产业结构仍然停留在传统的纺织、皮鞋、家具、机械、食品、金属制品、化学制品、造纸与印刷、首饰等领域，并由此将一个资源匮乏、企业规模小的国家发展成为经济总量排名世界第七的国家。意大利制造业的产业结构升级主要体现在传统产业内在文化底蕴积淀上的产品创新。
2.科技含量高的新兴产业在带动产业间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和满足国内市场的需求后，也逐步纳入全球分工体系，成为出口的主力军，进而带动出口产品结构优化。这一路径的实施条件是本文前面所阐述的，在全球产业链分工中，产品或服务的价值增值过程被分解为更长更细的链条，生产活动也变得日益简单和容易操作，一些高新技术产业也具备了劳动密集型的特征。
在上述两种路径中，中国引资战略的融合主要是通过哪条路径实现的呢？
前面论述中的各种数据说明，第二条路径在中国引资战略的融合中体现得很充分，表3反映了中国工业品出口化工产品和机电产品的比重日益加大；但是以下的统计分析却表明，第一条路径，即在传统产业中通过产品科技创新实现产业内的产品结构优化升级而提高附加价值中国还做得远远不够。
我们的统计分析基于这样一个思路设计，从影响加工贸易附加价值(或工业品出口附加价值)变化的主要因素入手，将表3中第二列加工贸易附加价值作为因变量，将表3同时给出的几大类工业出口产品出口额作为自变量，运用统计分析“最优”回归方程选择的后向回归分析方法进行分析。其结果是，化学品及有关产品出口额、机械及运输设备出口额是影响加工贸易附加值变化的主要因素，而轻纺产品、橡胶制品、矿冶产品及其制品出口额以及杂项制品出口对加工贸易附加值变化的影响均不显著②。这一结果与我们整理得出的“1996-2006年海关出口商品(金额/数量)”(可视为出口价格)所显示的情况吻合[7]。从该表中可以看到，1996-2006年大多数轻纺产品的出口价格变化很小，而大多数机电产品出口价格提升比较明显。
上述统计分析回答了前面提出的问题，中国出口产品附加价值的提高主要是科技含量高的新兴产业产品在出口产品中比重逐年加大，而传统产业的产品通过创新提高附加价值还有相当大的发展空间。联系到本文前面第二部分所得出的结论“外资企业在传统劳动密集型产业中，虽然对就业带来了明显的正效应，但科技投资不足，产业内产品结构升级带动作用不明显；……外资企业在科技含量较高的行业中科技投资力度大于国内企业”，可以看到，对于中国本来具有优势的传统产业来说，如何引导外资加大技术转让和技术创新的力度，在产业内优化提升产品结构，是值得深入研究的课题。
四、产业链的延伸——服务业与服务外包的发展
中国在制造业中同时采用“进口替代”和“出口导向”两种引资发展模式，以市场和劳动力两大基本要素为基础，实现获取先进技术、促进产业结构优化提升以及充分就业的两大目标。当制造业在中国充分发展的基础之上，产业链延伸的自然结果便是服务业与服务外包的发展。这是产业结构梯度式“雁行”演进和转换过程的更高阶段。
(一)外资投资服务业与中国承接服务外包的发展状况
表4显示了外资企业1999-2007年外资企业在各行业中的实际累积投资额的增加率。可以看到，外资企业在第三产业投资的平均增加速度超过了制造业，如果考察2006年和2007年，这种态势更加明显。
产业链延伸自然结果的另一种表现——服务外包的发展首先显示在中国国际收支平衡表“经常项目”金额与增长率的变化上。从1997-2007年中国经常项目中货物与服务出口金额的变化可以看到，伴随着货物出口(主要为制造业外包出口)增长率的不断提高，服务项目出口增长率也在不断提高，十年平均增长率为28.65％，大于货物出口平均增长率(18.03)。2002年以后的年增长率数值更大于平均值。其中“金融服务”(72.86)、“电影、音像”(53.76)、“计算机和信息服务”(50.55)、咨询(50.55)、通讯服务(41.33)均远远大于这一平均值[7]。
随着中国国内和离岸服务外包需求的增加，政府的进一步推动，未来几年中国服务外包产业将进入高速发展阶段。据毕博咨询公司预测，2010年中国服务外包产业总收入将达262亿美元，其中IT服务外包受离岸服务外包带动，仍占更大的份额，约65％；业务流程外包市场增长较快，离岸业务流程外包业务四年间将增长约2.5倍，但由于基数较小，至2010年对该产业的带动不大，约占35％[8]。
从1997-2007年中国国际收支平衡表“经常项目”中货物与服务差额(贷方-借方)，还可以看到，作为服务贸易整体，中国始终处于逆差状态，而近年来增长较快的金融服务、咨询、通信服务、保险服务、运输等项目，中国也处于逆差状态[7]，这说明，中国在世界服务外包市场上所占据的份额还比较小，也反映出在中国发展服务外包的潜力和空间还是很大的。
(二)中国与印度承接服务外包的优劣势比较
如前所述，中国将劳动力资源优势与跨国公司的渠道优势、规模经济优势相结合，首先从制造业外包开始，鼓励中国企业纳入跨国公司世界分工体系，进而开始进入服务业外包领域。印度的国情与中国相似，人口众多，“肌肉密集型”劳动力充裕，但是，在承接外包的产业结构定位上，印度却是从高端以信息技术(尤其是软件)和金额为主的服务业外包入手。因此，我们进行中印承接服务外包优劣势比较，对于总结我们整体战略布局中两种引资战略对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是很有必要的。
中国与印度发展服务外包路径的差别，使中国发展服务外包具有相对于印度而言的几大优势：
1.坚实的产业基础
在中国，改革开放以后外资投资产业结构的演变与全国产业结构演变是同步的。这也符合库兹涅茨(Kuznets S)模型总结的一、二、三次产业的演变规律和霍夫曼(Hoffmann W)模型总结的工业内部的轻纺—重化—高科技的产业演变规律。本文前面的研究显示了在中国“两型”引资战略的引导下，外资投资对中国产业结构的演变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而从印度产业结构的演进来看，基本不符合产业结构演进的规律，即它不是按照一、二、三产业顺序发展的轨迹进行结构的转换和升级，而是按照一、三、二的发展轨迹，最终形成了三、一、二的产业结构格局。印度的产业具有跨越式发展的特点，三次产业的演进不是完全建立在前一次产业充分发展的基础之上，都有脱离上一次产业发展的特点。印度经济已经过早地形成了以第三产业为主导的发展模式。这是一种知识密集型的、以服务业为主导的发展模式。服务业成为经济发展的主要推动力，拉动印度经济持续快速增长[9]。从表5中2006年中印两国GDP产业构成可以清楚地看到两国三次产业比重的差异。
导致印度这样的产业结构态势，与印度以第三产业为主的外包产业定位是密不可分的。这种发展模式带来的主要问题首先表现在产业结构出现断层。
以知识密集型的服务业为主导的发展模式强化了城乡二元结构的矛盾。尽管印度的服务业已经占GDP的50％以上，达到了中等发达国家的水平，但是印度仍是一个典型的农业国，截至2005年，全国总人口为10.95亿，农村人口占51.3％(见表5)，印度的二元经济结构十分突出，一极是传统的农业经济，一极是以高新技术产业为代表的现代经济。随着城市经济的发展，农村可耕地面积在减少，城市和乡村的差距日益拉大，大量无地可耕的农民和剩余劳动力开始涌向城市，到城市寻找工作以增加收入。
从印度产业发展的进程来看，第二产业始终没有主导过经济发展，即第二产业特别是制造业始终没有得到应有的发展，这就是说在三次产业之间，缺少了中间环节，从低一级产业向更高一级产业过渡时中间没有衔接环节，产业出现了断层。
2.稳定的社会基础
中国企业纳入跨国公司分工体系、培育大规模制造能力，对于带动就业、推进农村城市化进程、减少贫困等方面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这将为中国进一步提升外包产业结构奠定了稳定的社会基础。
相反，在印度，由缺少中间环节的产业来承接大量的教育程度低下、劳动技能低下的农村剩余劳动力。本应由大规模制造业的发展来吸纳这支劳动力大军，却因为其始终没有发展而无法吸纳更多的劳动力。而以知识密集型为特征的服务业吸纳的是印度知识精英阶层的劳动力，把低教育程度低素质的农村剩余劳动力排斥在外，他们无法从传统的农业进入现代化的高新技术产业和现代服务业。这支劳动大军或者涌入城市，成为无业乞讨人员，或者滞留在农村。这种状况一方面使城市特别是大城市出现大规模的城市贫民窟，成为接纳无家可归的流动人口的避难所，不堪重负；另一方面，由于农业剩余劳动力大量留在农村，使得农业劳动生产率难以提高，5.6亿农民的收入状况难以改变。这就更加强化了二元结构的矛盾和城乡收入的差距。在这种状况下，以信息技术为主导的服务业越发展，城乡收入差距就越大，二元结构的矛盾就越难以解决。
根据印度计划委员会(Planning Commission of India)的一项研究统计，截至2005财政年度，印度失业人口达到3600万人，失业率高达9.1％[10]；而根据中国国家统计局统计，2005年底中国的城镇失业人口为8400万人，失业率为4.2％[7]。另外，据美国《亚洲周刊》的估计，每天不足1美元的贫穷人口，在13亿中国人当中有3.5亿，而在10亿印度人当中有5.3亿。根据印度官方统计的贫困指标，有20％的人口处于贫困线以下[10]。
世界银行数据库提供的表6中的数据更加具体地比较了中国和印度的贫困状况，其差距也是明显的。
大规模制造能力形成的必然产物，是生产型服务业和非生产型服务业的发展，进而又将大大增大中国服务外包的内需市场。这是中国与印度相比又一显著优势。美国一些企业将越来越多的服务外包转向中国，也是看中了中国巨大的内需市场。
我们在另一项课题为“利用外资与科技创新能力比较：中国与印度”的研究中从“电话主线普及率和移动电话普及率”、“互联网用户和个人计算机普及率”、“信息和通讯技术支出占GDP比重”几个指标进行了中印比较[11]，都清晰地显示了中印两国对IT产业内需市场的巨大差异。
在印度，服务业的快速发展主要是靠国际市场需求的拉动，印度的服务业是从高端市场进入，服务于发达国家的市场需求，而不是从低端市场进入，服务于国内第一和第二产业，服务业的发展没有经历一个与第一和第二产业很好的衔接和结合阶段，或者说就国内的需求看，还没有具备发展信息服务业的基础。传统服务业的发展还没有进步到大规模发展现代服务业的阶段。农业、工业乃至服务业的信息化水平并不高。信息服务业所带来的技术进步主要是为国外服务，而不是武装本国的农业和制造业。这就使印度的第三产业失去了可持续增长的稳固基础。落后的基础设施、低下的收入水平、大量的处于技术低端的制造业，无法引进IT技术应用于生产和管理，大大影响了对IT产品的需求。离开物质部门生产的增长，服务部门的增长就失去了基础。尽管信息技术在优化物质经济增长方面具有不可比拟的重要作用，但它同样不可能取代物质经济增长。
从另一角度看，由于产业链的断层，印度信息服务业对本国经济的影响不明显，带动作用不大。印度的发展模式创造了依赖于高新技术和城市中心的“卫星经济”，它仅有选择地集中于像班加罗尔、新德里、孟买和海德拉巴这样狭窄的城市区域。这种在信息服务业上的巨大跳跃对经济不可能产生巨大的影响。印度信息产业的发展已经历了20多年，可它的通信状况、电脑普及率和低效率的服务与这样一个软件大国完全不相称。
4.要素优势
相对于制造业外包而言，承接服务外包劳动力主体要求的教育层次更高。印度发展服务外包面临的一个难题是缺乏熟练劳动力。相比之下，中国企业在承接制造业外包的进程中，劳动力素质得以提高；同时，增加就业和减少贫困又带来教育机会的增多，也提高了国民的受教育层次。因而劳动力要素的优势也逐渐显现出来。在我们“利用外资与科技创新能力比较：中国与印度”的课题研究中从“每百万人从事研究开发研究人员数与每百万人从事研究开发技术人员数”、“人力资本指数各指标”、“公共教育经费支出占GDP比重”几个指标进行了中印的比较[11]，可以看到中印两国公民受教育程度、教育经费、从事研发人员数量的显著差异。
从人才要素看印度发展软件业面临着两大问题：一方面，人才外流。发展软件业需要大量高级的专业软件设计和技术服务人才，由此大大推动了印度的教育成为以培养高知识阶层和精英阶层为重点的体系，其高等教育在发展中国家居领先地位，其培养的软件工程师成为世界的抢手货，印度成为世界软件人才的摇篮，大量人才外流；另一方面，人才培养基础薄弱。由于信息产业本身吸收的人员就是受过高等教育中一个很小比例的精英阶层，只靠信息产业自身的单边突进的发展，吸纳的劳动力是十分有限的。这样的经济发展模式更强化了印度社会阶层和等级的分化。绝大多数人享受不到信息化带来的好处。这正是2004年瓦杰帕依领导的人民党在信息产业高速发展并获得举世瞩目成就的时期下台的一个重要原因。人民的呼吁是：我们要的是面包而不是电脑[9]。
但是，由于中国发展服务外包起步较晚，与最受外包业务青睐的印度相比，中国的外包还有不少差距。中国企业发展服务外包的主要问题：
1.企业规模
中国软件接包企业规模大的也只有1000～2000人，但在印度，前五名的外包公司人员规模都在4万人以上，其外包额度是中国的数十倍。印度外包产业的目标是年营业收入达到2000亿美元，与之相比，中国外包企业无论在规模还是能力上与之都有很大差距。
2.文化和交流上的障碍
中国人不像菲律宾人和印度人那样，能讲一口流利的英语，所以不适于承接呼叫中心等需要直接交流的外包服务。不过，有专家认为，中国完全可以接受应用程序的开发、支持和维护、输入数据以及输入保险索赔单等外包工作。中国也具有日本、韩国服务外包的语言优势。
3.知识产权保护方面存在的问题
服务外包大量涉及高新技术领域，知识产权保护是服务外包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前提。中国知识产权保护不到位始终是科技竞争力低分的原因之一，这就会大大影响跨国公司将服务外包业务转向中国的意愿。
综上所述，通过中印比较，我们可以看到，当中国开始从承接制造业外包逐步提升到服务业外包时，中国企业就拥有了产业、社会、内需市场、要素等方面的优势。在克服了后进者难以避免的劣势之后，在服务外包领域中国将具有巨大的发展空间。
五、结论与启示
对于中国这样一个历史悠久、要素禀赋多元性的发展中大国，很难完全照搬别国的经验。中国的对外开放和吸引外资必须坚持统筹兼顾的整体战略布局。20世纪80年代开始，依据基本国情，中国同时采用“进口替代”和“出口导向”两种发展模式，以市场和劳动力两大基本要素为基础，同时实现获取先进技术、促进产业结构优化提升以及充分就业的目标。
中国“出口导向型”和“进口替代”型两种引资战略首先是从制造业开始的。20世纪90年代中期，外资企业进入中国制造业是从低端传统劳动密集型产业和高端科技含量较高的产业同时开始的。外资进入的大多数低端传统劳动密集型产业主要是以国际市场为主，而大多数高端科技含量较高的高结构产业主要是以国内市场为主，反映出两种引资战略整体实施对于外资进入中国制造业产业结构选择的效果是很明显的。
中国引资整体性战略布局在制造业实施效果显著。在“技术扩散与产业结构提升”一端，外资企业投资于科技含量高的产业，带动了制造业产业结构升级；在“产品出口和就业”的另一端，外资企业以72％以上的贡献率带动全国进出口以平均19％以上的速度增长，并带动了外资企业的就业。
随着中国制造业纳入全球分工的日益深入，两种战略出现了融合的趋势。这是产业结构梯度式“雁行”演进和转换过程的必然阶段。这种融合可以通过以下两大路径实现：一是纳入跨国公司分工体系中传统劳动密集型产业内产品科技含量提升带动出口产品结构优化；二是科技含量高的新兴产业在带动产业间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和满足国内市场的需求后，也逐步纳入全球分工体系，成为出口的主力军，进而带动出口产品结构优化。这一路径的实施条件是在全球产业链分工中，产品或服务的价值增值过程被分解为更长更细的链条，生产活动也变得日益简单和容易操作，一些高新技术产业也具备了劳动密集型的特征。
中国出口产品附加价值的提高主要是科技含量高的新兴产业产品在出口产品中比重逐年加大，而传统产业的产品通过创新提高附加价值还有相当大的发展空间。因此，对于中国本来具有优势的传统产业来说，如何引导外资加大技术转让和技术创新的力度，在产业内优化提升产品结构，是值得深入研究的课题。
当制造业在中国充分发展的基础之上，产业链延伸的自然结果便是服务业与服务外包的发展。这是产业结构梯度式“雁行”演进和转换过程的更高阶段。近年来外资企业在第三产业投资的平均增加速度超过了制造业。产业链延伸自然结果的另一种表现——服务外包的发展首先显示在中国国际收支平衡表“经常项目”金额与增长率的变化上。伴随着货物出口(主要为制造业外包出口)增长率的不断提高，服务项目出口增长率也在不断提高。但是，作为服务贸易整体，中国仍然始终处于逆差状态，这说明，中国在世界服务外包市场上所占据的份额还比较小，也反映出在中国发展服务外包的潜力和空间还是很大的。
中国与印度发展服务外包路径的差别，使中国发展服务外包具有相对于印度而言几大优势：坚实的产业基础、稳定的社会基础、蓬勃发展的内需市场、要素优势等；中国的外包还有不少差距：企业规模、文化和交流上的障碍、知识产权保护方面存在的问题等。在克服了后进者难以避免的劣势之后，在服务外包领域中国将具有巨大的发展空间。
注释：
①将2005-2007年三资、国有、私营企业在制造业细分产业中单位固定资产对应从业人数比较，可以看到，传统产业中的食品、轻纺、家具生产、橡胶、塑料等产业与通用设备、专用设备、电子通信等机电产业从业人数与固定资产原价的比值差距不大，也就是说，一些科技含量较高的产业呈现出劳动密集型特征。这种现象说明，在全球产业链分工中，产品或服务的价值增值过程被分解为更长更细的链条，生产活动也变得日益简单和容易操作，一些高新技术产业也具备了劳动密集型的特征。
②本文省略了上述回归分析的具体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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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自《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学报》(京)2010年2期第5～14页
【作者简介】邹昭晞(1950-)，女，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工商管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北京10007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