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向创新的网络众包模式特征及实现路径研究

【内容提要】 知识经济时代信息技术发展为企业“更开放、更简单、更低成本”地实施科技创新战略注入了新动力，并对科技创新的实现途径和管理过程产生着越来越深刻的影响。从网络众包案例分析入手，以创新目标、过程和动机等分析角度梳理了“合作型和竞争型”两类网络众包创新模式的主要特征；并从技术解决方案和配套管理机制两个方面探索了我国企业构建网络众包创新体系的实现路径。文章的研究内容对于企业拓展创新发展思路，提高创新国际化和网络化水平，提振自主创新能力，具有积极参考意义。
    【关 键 词】网络众包 众包模式开放式创新 技术创新
    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技术的迅猛变化和全球化竞争的加剧，创新变得越来越复杂，常常需要跨越多个科技领域和组合各种来源的知识，进行快速和持续的新产品开发[1]。为了适用环境持续且复杂的变化[2]，企业从最初关注企业内部知识的创造和知识的开发[3][4]，发展到更关注基于吸收能力的企业外部知识的利用[5]，企业创新绩效越来越依赖于高效率和高效益地利用知识[3]。10年来国际创新领先企业(宝洁、波音、杜邦、宝马、GOOGLE、CISCO等等)着力推进网络技术与企业科技创新体系的融合，凭借Web2.0信息技术的强大交互功能积极发展基于网络众包的创新模式，并已经取得了超预期的创新成果。例如，宝洁公司通过网络众包模式聚集的全球科技人员超过200万人，研发生产力提高了近60%，35%新产品来源于公司外部，创新成功率提高两倍多，创新成本下降了20%，五年来销售收入年均增长14%。网络众包创新模式日益成为企业科技创新体系的重要补充。
    “十二五”是我国建设自主创新型国家和实现转型发展的关键时期，科技创新的重要地位已经毋庸置疑，但是作为创新主体的企业仍徘徊于“内部开发和产学研外部合作”的两难困境。2007年我国每万人劳动力从事R&D人数为22人，为日本的17，俄罗斯的16；R&D投入占销售收入比重为1.5%，同期日本为3.4%，美国为2.6%，德国为2.5%，而其中大中型企业的R&D投入强度仅为0.8%[6]，科技资源匮乏和研发投入不足等因素直接影响着企业独立实施创新的成功率。同时，信息不对称、谈判博弈复杂、交易成本高和过程可控程度低等因素又很大程度影响着实施产学研合作创新战略的效率[7]；根据商务部提供的统计数据表明，目前我国拥有自主知识产权形成核心技术的企业仅为万分之三，99%的企业没有申请专利，构建产学研合作创新体系仍任重道远。因此，信息技术发展的大背景下，重新思考信息化与企业科技创新体系结合的新发展途径，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1文献综述
    Howe[8]首次在计算机杂志《连线》上提出了网络众包的概念：网络众包是按照传统习惯本来分派给指定对象(常常是雇员)的工作任务，现在通过网络外包给众多的、不确定参与者的做法。创新民主化理念和开放式创新理论是催生和推动网络众包创新模式的两大理论动力。
    1.1开放式创新理论
    Chesbrough[9]通过描述组织如何从封闭的创新过程转变到更开放创新过程的做法，首次提出开放式创新模式。开放式创新模式的本质是通过整合组织内部和外部的观点发展新技术，因此创新的过程离不开企业内外创新者之间的协同和交互。Web2.0网络技术的高交互性双向沟通功能，通过视频、文件、照片、图表、即时信息、搜索、博客、WIKI等手段，使跨区域、跨组织、跨文化、跨专业的协同研发成为了可能，也使个人通过非传统组织的形式参与创新变成了趋势，极大地拓展了传统创新网络的合作边界[10]，也空前地提高了创新的开放度。从开放式创新理论的角度分析，网络众包就是通过引导网络用户参与到企业内部特定创新过程的开放式创新活动。陈劲[11]认为，从开源(open-sourcing)到今天的网络众包模式，信息化无疑全面影响着开放式创新理论的演化。
    1.2创新民主化理念
    Von Hippel[12]指出创新源是富有变化的，并归纳出四种外部创新源，分别是：用户和供应商、大学和研究机构、竞争者、其他国家。Von Hippel[12]在分析开源技术的技术上，提出了创新民主化理念。创新是创意的产生、采用、执行、扩散和商业化的过程，而创意主要产生于个体层面的认知和情感过程，所以富有活力的个体参与者对于创新的作用尤其重要。众包模式凭借Web2.0的交互沟通应用，使大众参与创新的成本和门槛大幅度降低。
    在工业社会的背景下，习惯性二元化地把社会分成两类：生产者和消费者。随着产业环境地变化以及用户作用的不断发现，领先用户[12]开始在企业的管理控制下逐渐参与到生产和研发过程的某些特定的环节中，成为合作者。Voβ和Rieder[13]在解释了这种新用户类型的基础上，提出了“working consumer”的概念，并认为用户既是职场的有偿工作者，也是义务工作着的消费者。而众包模式为消费者参与生产过程提供了交互平台，使大规模的用户可以通过互联网轻松地加入到企业创新过程，甚至使个性化定制产品成为了常态。
    2案例研究
    2.1案例背景
    在古典演化理论体系中Campbell提出了“变化(variation)—选择(selective)—保持(retention)”三阶段过程模型，用来解释事物适应环境变化的进化原理[14]。知识经济时代，日益复杂的政治、经济、技术、生态、人口等因素交织造成了创新环境的深刻变化，一方面创新关键资源趋向无形化，企业越来越难以掌控，增加了创新的复杂性；另一方面，随着全球人口数量的快速膨胀，大量接受过良好教育的游离于组织之外，创新资源在企业外部持续累积，又为探索新的创新管理途径提供了动力。知识和信息只有实现合理应用才有价值，否则一文不值。正是为了破解这种新矛盾，“更开放、更简单、更低成本”地利用内外部智力资源的网络众包创新模式应运而生。网络众包创新模式是开放式创新体系在信息化条件下的发展，由于企业创新体系被直接连接到大众能力库、资源库和点子库，网络众包创新的价值和效率远远超过企业内部所整合的结果[15]，并对未来科技创新体系的发展产生着深远的影响。
    2.2案例介绍
    网络众包模式尚处于探索阶段，Penin等[10]认为，目前网络众包主要可以分成三种模式：面向日常工作的众包(crowdsurcing of routine activities)、面向信息内容的众包(crowdsurcing of information and contents)和面向创新的众包(Crowdsurcing of innocentive activities)。Panchal等[16]认为网络众包创新主要有两种开放模式：基于竞争的众包创新模式和基于合作的众包创新模式。本文借鉴Panchal等[16]观点，以“协作程度”作为维度把网络众包创新模式划分为竞争型和合作型模式进行案例分析。

竞争型模式案例。根据统计学原理，在大数统计过程中最大众数总是趋向于最合理的结论，所以众包在集聚大众智慧的同时，也为最合理解决方案的抉择提供了依据。例如，美国的Innocentive平台以挑战驱动型创新理念(challenge driven innovation)，利用基于竞争的网络众包创新模式进行科学和工程问题研发，胜出的解决方案获得奖金，构建了赢者通吃的众包模式。目前该网站注册用户数已经超过了20万人，并出现了跨国公司耗费巨资也无法解决的有些研发难题被网络参与者在两周的时间内圆满完成的创新奇迹。在我国，K68威客创意产业平台也是通过这种竞争性招标方式，帮助企业解决创新过程中的技术问题。在这种模式下，参与者主要依靠个人知识独立运用实现创新，所以面向创新的研发问题模块化和编码性水平均比较高。
    合作型模式案例。基于合作的网络众包创新模式是最早出现的众包创新模式，起源于开源软件运动，并从开源技术演变成今天的云计算，其中蕴含的“更开放、更简单、更便宜”的民主化理念深刻地影响了信息技术的发展，也推动了信息化与科技创新体系的结合。在合作型网络众包创新模式中，研发过程完全由网络参与者自主管理，协同型学习的作用得到最大发挥。Voβ和Rieder[13]研究了菲亚特公司通过研发众包设计出Fiat500车型的案例，就是这个模式的典型案例。在短短的几个月时间，菲亚特众包网站点击量达到一千万次，收到关于Fiat500车型的17万个新设计方案，还收到了例如特殊的排气管造型、铬保险杠、甚至后视镜下国旗布置等2000条附加建议，甚至附带着设计出代表该车型的吉祥物以及1千个挂件。该车型由于集聚了大众的智慧，商业上也取得了成功。参与者看到自己参与的设计方案最终被采纳成为新车型的最终设计，成就感远远超过了经济上毫无回报的遗憾感。该模式另外的一个案例是Ebird众包平台，全球网络用户可以通过注册自由参与到全球鸟类研究中，尽管没有报酬但是数以万计的鸟类爱好者还是踊跃参与其中。该模式中所有的研发问题全透明向参与者开放，解决方案也由所有参与者共同修正和决策，是不断进化和演变的结果，而不是一个人的杰作，所以面向创新的研发问题更趋复杂化和系统化。
    2.3案例分析
    尽管以上两类模式均实现了利用网络手段实现科技创新的目的，但是在创新目标、创新过程和激励机制等方面却存在着诸多差异(详见表1)。
    创新目标。在竞争型模式中，网络众包平台设计了一套基于竞争的最佳解决方案优选方法实现内外部创新资源的利用，所以创新过程管理难度相对较小；但是由于创新主要是依靠网络参与者个人创新能力，所以主要是针对独立性技术问题。在合作型模式中，原则、问题和解决过程完全向大众公开，参与者之间具有良好的协同学习氛围和协同工作平台，所以不仅有利于简单问题的解决，更适合复杂和系统化问题的协作工作。
    创新过程。很多学者从知识探索(exploration)、知识保持(retention)和知识开发(exploitation)三个方面对企业创新活动中知识管理的过程进行了研究[17][18]。在知识探索阶段，企业不仅需要内部探索知识的能力[19][20]，更需要探索外部知识的吸收能力。在竞争型模式中，复杂技术问题的分解和编码是关键，所以需要较强的内部探索知识的能力支撑；在合作型模式中，复杂问题通过公众的协同努力完成，所以更注重吸收能力的支持，也更有利于潜在的和实际的两种吸收能力[21]的提高。在知识保持阶段，网络众包创新模式主要提高了外部知识的链接保持能力[22][23]。尽管两种模式均具有良好的外部链接渠道，知识保持和更新能力强，但合作型模式比竞争型模式具有更好的延续性，对知识保持能力提高的促进作用更持久。在知识开发阶段，网络众包创新模式主要作用是知识满足终端市场需要的创新能力[24]的提升。由于网络参与者数量众多，不仅有实际用户也包含潜在用户，解决方案往往更能体现市场的真实需求，提高了创新成果的商业化前景。
    企业参与动机分析。当前研究网络众包模式下企业参与动机的文献尚不多，所以本文借鉴开放式创新的相关研究展开分析。Piller等认为企业吸引消费参与价值创造的动机主要分成四类：一是节约了开发新产品的时间(time-to-market)；二是节约了创新成本(cost-to-market)；三是增加了新产品的接受度，使消费者愿意购买(fit-to-market)；四是增强了消费者对于新产品创新的主观认识(new-to-market)。企业为了长期保持竞争的优势已经倾向于追求开放式创新文化，而网络众包项目的成本相对于项目的贡献反馈，使企业参与的动机更加强烈。
    网络众包参与者的动机分析。在网络众包模式中，网络用户参与众包的动机问题是最关键问题之一。基于传统交易成本理论进行分析[25]，网络众包招标问题和解决方案中均包含大量非显形知识，双方知识消化吸收[5]难度很大，会影响到众包创新模式的可行性；同时，网络参与者从事相同交易的频率很低，造成交易成本非常高，会影响参与者的热情。然而事实上，从开源软件、维基百科到日益涌现的众包网站，网络用户的参与热情持续高涨，所以很多研究从外部动机和内在动机两个方面重新对网络参与者的动机进行了研究。在外部动机方面，Voβ和Rieder[13]指出，个体采取某项行为的外部动机主要是为了获得外部报酬、对个人事业有益、工作完成的成就感，以及参与公共目标后的满意度。在内在动机方面，Ryan和Deci[26]研究指出，个体参与的动机主要源于个人的原因和个人的喜好；同时他们还发现，在很多时候内在和外部动机相互交织，很难清晰区分。从合作型模式的外部动机角度分析：尽管项目不支付任何报酬，但是外在动机依旧发挥作用，包括有利于职业发展的益处，渴望学到新知识、与别人分享专长、实现共同的目标等；内在动机方面，Luthiger Stoll[27]发现乐趣是决定参与的主要内在动机。在竞争型模式中，众包模式的外在动机主要来源于自治权、众包工作意义、创新内容和工作多样性的挑战，以及与别人分享专长等；内在动机主要是乐趣，以及参与自治性、创新性、重要性等众包项目所带来的快乐。可见，由于网络众包参与者一般利用业余时间参与众包项目，所以对交易成本相对忽视，但是却更关注社会归属、社会承认和自我实现等高层次需要的满足，所以出现了交易成本理论在个人参与众包行为选择中的不适用现象。
    3实现路径
    通过案例研究发现，尽管网络众包创新模式是信息化对开放式创新过程的建设性、渐进式发展；但是从创新源、创新动机和组织形式等环节分析，网络众包则是对传统开放式创新的颠覆性、突破式演变。所以，本文从技术模型和管理机制两个方面探索基于网络众包开放式创新体系的实现途径。
    3.1技术方案
    Penin等[10]认为，从创意到商业化之间的创新过程很长，网络众包问题解决者一般无法参与整个研发过程，所以研发问题的可编码化是关键。青木昌彦和安藤晴彦[28]研究发现，随着新兴的信息技术和信息产业的快速发展，信息化和模块化结合日益成为新兴产业结构的本质，这从美国Amazon公司的网络众包平台TurKit成功案例也得到有力佐证。因此，在构建网络众包创新系统平台的顶层设计、内部架构和接口处理等过程中，必须强调体现“编码化和模块化”的设计理念。
    另外，网络众包创新平台本质上是一个大型的分布式计算系统，每一个众包参与者并行地完成基于人工智能性的工作[29]。Google提出了MapReduce软件架构用于实现大规模数据集(大于1TB)的并行运算；其中“Map(映射)”阶段是把关键词分别进行处理生成一整套中间性关键词，而化简阶段(Reduce)则合并具有相同中间性关键词的内容[30]，最终实现大规模数据的遴选和利用。
    在借鉴Google的MapReduce(映射和化简)技术框架以及美国Amazon公司的网络众包平台TurKit案例经验的基础上，本文提出了四阶段技术解决方案的构思(见图1)：一是问题遴选阶段，主要通过人机交互的流程具体实现。因为不是所有的技术问题均能够通过网络众包谋求解决方案，必须对问题进行专家遴选，所以必须建立问题网络提交和专家遴选相结合的技术处理机制和物理接口处理。二是影射阶段，主要通过软件系统实现。把专家遴选后的技术问题群发给注册的参与者，并对提交的解决方案运用“Map(映射)”功能进行处理，生成一整套中间关键词。三是化简阶段，主要也通过软件系统实现，合并具有相同中间关键词的解决方案，借助竞争机制或合作学习机制，归纳出最佳解决方案。四是知识利用阶段，通过人机交互接口或全自动接口完成最佳方案与技术创新过程的链接。
    

图1网络众包开放式创新系统的四阶段模型图

3.2管理机制
    网络社区自治的创新情景给网络众包创新管理机制的构建提出了难题。Nambissan和Sawhney[31]在如何领导网络参与者的问题时，提出了网络领导力的概念，并研究了两种范式：一种类同于开放式创新范式，由主导企业决策影响创新的过程、定义工作的本质和选择参与者；另一种类同于开源技术范式，领导力是分散在成员中。所以网络众包过程中定义成员自律规则以及决策机制成为核心问题。Trompette，Chanal和Pelissier[32]研究了CrowdSpirit 众包平台的解决办法。该平台为每个研发问题指定一个项目经理，负责参与成员之间的知识共享，允许成员向他提出自己的建议，最后由该项目经理负责最佳方案的选择决策[33]。也认为，把具有相同工作目标的人集中在一个小团体，更有利于知识的分享和协同。
    保持网络社区现有的价值取向和生产环境，提高网络参与者的认同感和参与热情是基于网络众包创新管理体系的考虑重点。在基于网络众包的开放式创新过程中必须强化网络自治文化，同时采用混合的管理机制辅助配合。在管理组织过程中，应该把网络众包创新组织统一到开放式创新的管理范式中，发挥创新主导企业在创新过程关键环节的决策功能，确保与开放式创新的其他进程无缝连接。其次，在化解阶段，采用小社区自治加指定项目管理者的混合型管理机制进行过程和质量控制。化解阶段直接影响到科技创新过程中“知识探索、知识保持和知识开发”三个主要过程的重要质量管理阶段，也是竞争型创新模式和合作型模式得以差别化实现的关键阶段，所以必须设计控制点，以保证整个开放式创新体系的质量。
    4结论
    理论意义：首先，从案例分析入手，对网络众包创新的目标、过程和动机等关键特征进行了梳理，为继续实证研究不同网络众包创新模式的内部机理，奠定了研究基础，是对开放式创新理论在信息化条件下的发展；其次，针对竞争型和合作型两类网络众包创新模式的特征，从技术解决方案和配套管理机制两个方面对我国企业构建基于网络众包的全面开放式创新体系的实现路径进行了构思，提出了“四阶段网络众包系统技术解决方案”和“基于网络领导力的混合型管理机制设计方案”，也具有一定开拓性。
    现实意义：知识经济时代，网络资源的丰富性为我国企业实施网络化、国际化、更开放的创新战略提供了全新舞台，也提出了前所未有的严峻挑战。当前我国也涌现了不少网络众包网站，例如K68、任务中国、淘智网、脑力库、猪八戒网等，但基本上属于网络众包模式在信息处理和简单创新问题外包等初级应用范围的简单尝试，急需理论体系的引领；其次，国内主流企业的参与不足，也与国外创新领先企业倾力打造基于网络众包的开放式创新体系形成强烈反差，问题的关键是企业界对于知识经济时代信息化与科技创新体系结合所蕴含的巨大价值缺乏认识，制约了发展思路的拓展。本文旨在拓展我国企业网络环境下的创新思路和创新视野，扩大知识整合的广度和深度，提振自主创新能力，推进产业转型升级进程。
    【参考文献】
    [1]John Hagedoorn. Understanding the rationale of strategic technology partnering: Inter organizational modes of cooperation and sectoral differences[J]. Strategic Management Journal, 1993, 14(5): 371-385.
    [2]Campbell D T. Blind variation and selective retention in creative thought as in other knowledge processes[J].Psychological Review, 1960, 67: 380-400.
    [3]Grant R M. Toward a knowledge-based theory of the firm strategic management journal(Winter Special Issue)[J]. 1996, 17: 109-122.
    [4]Nonaka I. A dynamic theory of organizational knowledge creation[J]. Organization Science, 1994, 5: 14-37.
    [5]Cohen W M, Levinthal D A. Absorptive capacity: A new perspective on learning and innovation[A]. Administrative Science Quarterly, 1990, 35:128-152.
    [6]OECD. Economic assessment of biofuel support policies. Directorate for trade and agriculture, OECD, Paris[C]. Press Conference, Paris, 16th July 2008. 90.
    [7]叶伟巍.中小企业与地方高校产学合作创新机制与激励政策研究[M].浙江大学出版社，2010.187.
    [8]Howe Jeff. The rise of crowdsourcing[J]. Wired, 2006, June: 20.
    [9]Chesbrough H, Vanhaverbeke W, West J. Open innovation: Researching a new paradigm[M].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6. 5.
    [10]Julien Penin. The limits of crowdsourcing inventive activities: What do transaction cost theory and the evolutionary theories of the firm teach us?[EB/OL]. http://www.cournot.u-strasbg.fr/users/osi/program/TBH_JP_crowdsourcing% 202010% 20ENG.pdf, 2010.
    [11]陈劲.管理学[M].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15.
    [12]Von Hippel E. The sources of innovation[M].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8. 34.
    [13]Voβ G G, Rieder K. Under paid innovators: The commercial utilization of consumer work through crowdsourcing[J]. Science, Technology & Innovation Studies, 2008, 4(1): 5-26.
    [14]Campbell D T. Blind variation and selective retention in creative thought as in other knowledge processes[J].Psychological Review, 1960, 67: 380-400.
    [15]Guittard Claude, Schenk Eric. Crowdsourcing: modalités et raisons d'un recours à la foule[EB/OL]:link: http://www.cournot2.u-strasbg.fr/users/beta/pagesperso/affinfos.php?id=121[last access: November 30, 2009.
    [16]Panchal Le Q, Panchal J H. Modeling the effect of product architecture on mass-collaborative processes[J]. Journal of Computing and Information Science in Engineering, 2011, 11: 23-46.
    [17]Argote L, McEvily B, Reagans R. Managing knowledge in organizations: An integrative framework and review of emerging themes[J]. Management Science, 2003, 49: 571-582.
    [18]Bogner W C, Bansal P. Knowledge management as the basis of sustained high performance[J]. Journal of Management Studies, 2007, 44:165-188.
    [19]Shane S. Prior knowledge and the discovery of entrepreneurial opportunities[J]. Organization Science, 2000, 11: 448-469.
    [20]Helfat C E, Finkelstein S, Mitchell W, Peteraf M A, Singh H, Teece D J, Winter S G. Dynamic capabilities: Understanding strategic chance in organizations[M]. Oxford: Blackwell.
    [21]Zahra S A, George G. Absorptive capacity: A review, reconceptualization, and extension[J]. Academy of Management Review, 2002, 27: 185-203.
    [22]Grant R M, Baden-Fuller C. A knowledge accessing theory of strategic alliances[J]. Journal of Management Studies, 2004, 41:61-84.
    [23]Gulati R. Network location and learning: The influence of network resources and firm capabilities on alliance formation[J]. Strategic Management Journal, 1999, 20:397-420.
    [24]Khilji S E, Mroczkowski T, Bernstein B. From invention to innovation: Toward developing an integrated innovation model for biotech firms[J]. Journal of Product Innovation Management, 2006, 23: 28-40.
    [25]Williamson O. Transaction cost economics: The governance of contractual relations[J]. The Journal of Law and Economics, 1976, 22(2): 233.
    [26]Ryan R M, Deci E L. Self-determination theory and the facilitation of intrinsic motivation, social development, and well-being[J]. American Psychologist, 2000, 55(1): 68-78.
    [27]Luthiger S B. Spass und software-entwicklung: Zur motivation von open-source-programmierern[D]. UniversittZürich, 2006.
    [28]青木昌彦，安藤晴彦.模块化时代：新产业结构的本质[M].上海：上海远东出版社，2003.36-39.
    [29]Bal H E. Tanenbaum A S. Distributed programming with shared data[A]. Proceedings of the IEEE CS 1988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Computer Languages(Miami, Fla., Oct. 9-13). IEEE, New York, 1988. 82-91.
    [30]Chang F, Dean J, Ghemawat S, et al. Bigtable: A distributed storage system for structured data[EB/OL].ACM Trans. Comput. Syst. 26, 2, Article 4(June 2008), 26 pages. DOI=10. 1145/1365815. 1365816. http://www.doi.acm.org/10.1145/1365815.1365816.
    [31]Nambissan S, Sawhney. The global brain[M]. Wharton School Publishing, 2007. 50.
    [32]Pascale Trompette, Valérie Chanal, Cédric Pelissier. Crowdsourcing as a way to access external knowledge for innovation: Control, incentive and coordination in hybrid forms of innovation[C]. 24th EGOS Colloquium(eds), Amsterdam: France, 2008. 101.
    [33]Conein B. Communautés épistémiques et réseaux cognitifs. Coopération et cognition distribuée[J]. Revue d' Economie Politique, 2003, 113: 141-159.
     【作者简介】叶伟巍(1969-)，男，浙江慈溪人，浙江大学城市学院副教授，博士后，研究方向为科技创新管理，浙江杭州310012；朱凌(1977-)，女，河南新乡人，浙江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副教授，博士，研究方向为科技管理与科技政策，浙江杭州310007

责任编辑：晓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