墨子的和谐管理思想

【内容提要】 墨子认为导致社会动荡的原因是人与人不兼爱；要结束动乱，使社会走向和谐，人与人之间就必须“兼相爱”。墨子认为构建和谐社会，就要对各种社会关系进行平衡，其实是将“兼相爱”落实到不同的社会关系中。为此，墨子梳理出六种最基本的社会关系，并提出相应的平衡之道：自我关系的平衡，修身；家庭关系的平衡，节葬；君士关系的平衡，尚贤；君民关系的平衡，节用；上下级关系的平衡，尚同；国际关系的平衡，非攻。
    【关 键 词】墨家思想 和谐管理 兼爱平衡关系
    墨子，名翟，先祖可能是宋国人，但长期居住在鲁国。冯友兰援引清末经学家孙诒让考证，认为墨子大约生于公元前468年，卒于公元前376年。据此，墨子65岁时，春秋结束而战国开始，又27年后去世。墨子原是儒家的门徒，后因不满儒家繁琐的礼节，弃儒家而另立门户，形成了另外一个学派——墨家。
    墨子亲身经历了春秋和战国两个时期，体会到了社会动乱给天下苍生带来的灾难和痛苦，深感社会和谐的重要性，就通过社会治理来构建一个和谐社会提出了自己的主张。
    一、墨子和谐思想的核心：兼爱
    
    墨子认为社会动荡的原因是社会关系出了问题，即君与臣、父与子、人与人、家与家及国与国等之间的关系出现了不和谐。墨子说：“无君臣上下长幼之节、父子兄弟之礼，是以乱天下焉。”在墨子看来，社会动乱的直接原因是人与人不兼爱，即“当查乱何自起？起不相爱。”墨子认为如果以损害别人的利益为手段来实现自身的利益，即“子自爱，不爱父，故亏父而自利；弟自爱，不爱兄，故亏兄而自利；臣自爱，不爱君，故亏君而自利……父自爱，不爱子，故亏子而自利；兄自爱，不爱弟，故亏弟而自利；君自爱，不爱臣，故亏臣而自利”，就必然产生矛盾与冲突。
    怎样使社会处于和谐的状态，墨子开出的药方是“兼相爱”。墨子的“兼相爱”就是“视人之国，若视其国；视人之家，若视其家；视人之身，若视其身”，也即每个社会成员自爱还要爱他，把爱己和爱人等同起来，这样，天下就不会有矛盾、冲突和战争，即“是故诸侯相爱，则不野战；家主相爱，则不相篡；人与人相爱，则不相贼；君臣相爱，则惠忠；父子相爱，则孝慈；兄弟相爱，则调和。天下人皆相爱，强不执弱，众不劫寡，富不侮贫，贵不傲贱，诈不欺愚”。
    墨子的和谐社会具体表现在家庭成员之间、普通百姓之间、大夫之间、诸侯国之间等整个社会关系的和谐。和谐的社会状态下，不同人之间能够互助互爱，即“是以聪耳明目相与视听乎！以股肱毕强相为动宰乎！而有道肆相教诲”；孤寡老人和孤弱幼童能得到照顾，即“是以老无妻子者，有所侍养以终其寿；幼弱孤童之无父母者，有所放依以长其身”；普天之下老百姓衣食都能得到满足，即“万民衣食之所足也”；大夫之间没有勾心斗角和尔虞我诈；国与国之间没有战争，整个社会呈现国家安定、万民团结、经济繁荣和百姓安居乐业的状态。
    墨子认为，兼爱并不是单方面的付出，是有回报的，即“交相利”。墨子说道：“夫爱人者，人必从而爱之；利人者，人必从而利之；恶人者，人必从而恶之；害人者，人必从而害之。”
    “视人若己”、“爱人若己”的“兼爱”社会是墨子所推崇的和谐社会的理想蓝图。墨子大胆地突破了血缘和亲情的界限，将爱平等地播散到不同种族、不同疆域、不同阶层的群体中。这种博爱的价值观，体现出了人类高尚的精神追求和高境界的爱，是人之所以为人和有别于动物的根本所在。
    墨子的“兼相爱”的和谐社会蓝图，其实就是对各种社会关系进行平衡，将“兼爱”落实到不同的社会关系中。为此，墨子梳理出六种最基本的社会关系，并提出相应的平衡之道。
    二、和谐社会实现途径
    
    1.自我关系的平衡：修身
    
    墨子的修身就是要处理好个人内心世界与外部世界的关系，即要求一个人的内在价值观要与天道法则保持一致，并用这种价值观指导自己的行为。墨子说：“君子战虽有陈，而勇为本焉；丧虽有礼，而哀为本；士虽有学，而行为本焉。”在墨子看来，就内在价值观与外在行为的关系而言，内在价值观为本，外在行为为末，内在价值决定外在行为。在墨子看来，“本不固者末必几，雄而不修者，其后必惰，原浊者流布清，行不信者命必耗。”爱的善举，如果没有内心的信念支撑，也是不可能长久，即“善无主于心者不留。”
    墨家的修身终极目的是通过塑造君子人格而实现“兼相爱”。在墨家看来，君子人格就是兼爱。墨家的君子人格是“贫则见廉，富则生义，生则见爱，死则见哀。”墨家的“兼相爱”包含有两个层次，高层次的爱是尽力帮着别人，低层次的爱是不害别人，这就为个人践行“兼相爱”提供了可操作的选择。
    怎样修身呢？墨子认为首先是做人要真诚。墨子说：“君子之道也，贫则见廉，富则生义，生则见爱，死则见哀。四行者，不可虚假，反之身者也。藏于心者，无以竭爱；动于身者，无以竭恭；出于口者，无以竭驯”；而且终身恪守这种内心修养。
    其次，要善于自我反省。墨子认为“见不修行见毁而反之身者也，此以怨省而行修矣”，即提倡人在受到别人批评时，不要怨恨别人，而要深刻地反省自己，通过反省，促使自身的品行修为得以提高。
    再次，要慎重交友。墨子认为“染于苍则苍，染于黄则黄，所入者变，其色亦变。”墨子以此说明一个人所处的环境，对于一个人的修身起到重要的影响作用。所以，墨子主张一个人要明辨所接触的人，要与品行好者为友而疏远品行不好的人。
    最后，修身还表现在人要发自内心地敬畏和遵守自然法则。在这一点上墨家和道家的观念相似，倡导人道应遵循和服从天道法则。墨子认为“天之行广而无私，其施厚而不得，其明久而不衰”，所以，天道法则就具有客观性，墨子主张“莫若法天”，即效法天道法则。
    墨子认为天道法则就是：“天必欲人之相爱相利，而不欲人之相恶相贼也。”其实，这是墨子借天道法则来推销自己的“兼相爱”思想。既然有了天道法则，作为一个有修养的君子，就应该在内心接受遵循这个法则，即要“以天为法，动有所为，必度于天。天之所欲则为之，天所不欲则止。”这就是修身养性的最终表现。
    墨子认为社会的最基本的元素是人，社会的一切问题都是人引起的。如果天下人都具有君子人格，能遵守一个“兼相爱”的客观自然法则，则整个社会就走向和谐。
    2.家庭关系的平衡：节葬
    
    墨家和儒家一样，认为家庭关系和谐的基础是家庭成员之间的“仁爱”，“仁爱”具体到子女与父母的关系上就是孝。子女对父母孝的表现之一就是对父母死后的安葬礼节。与儒家的厚葬久丧主张不同，墨家主张节葬。
    墨子不认同“厚葬久丧”的孝道观，认为厚葬久丧会导致家庭甚至整个社会的不和谐。
    首先，墨子认为厚葬是浪费社会财富和不人道。墨子说，如果按传统的丧葬礼节，即“棺椁必重，葬埋必厚，衣衾必多，纹绣必繁，丘陵必巨”，则对于一般的百姓而言，就必然散尽家财，甚至家庭死不起人；对于诸侯来说，因要把金银珠宝等随葬，必然会导致府库空虚，府库空虚必定会向百姓征收而加重百姓负担；对于天子、将军、大夫来说，则“天子杀殉，众者数百，寡者数十；将军、大夫杀殉，众者数十，寡者数人。”在墨子看来，百姓竭尽家财，诸侯耗尽府库是等于把大量的现有财富埋掉，而且天子等杀人殉葬，不仅不人道，而且等于减少现存的生产力，减损将来的财富。所以，墨子认为厚葬必然会激化家庭、社会矛盾，导致社会动荡。
    其次，墨子认为，这种守丧的规制会对社会造成严重的危害。按照当时久守丧的礼节，“君死，丧之三年；父母死丧之三年；妻与后子死者，吾皆丧三年。然后伯父、叔父、兄弟、孽子其(通期，一整年)；族人五月；姑姊甥舅皆有数月。”在此期间，人要“哭泣不秩声，翁，缞絰垂涕，处倚庐，寝苫枕块；又相率强不食为饥，薄衣而为寒。”经过折腾，最后服丧者呈现出“面目陷陬，颜色黧黑，耳目不聪明，手足不劲强，不可用也”的状态。这种守丧制度对社会的危害表现在，一是人们无法正常从事管理和生产活动，二是对国民的身体健康造成严重影响，三是影响人口的增加。这必然导致“国家必贫，人民必寡，行政必乱。……衣食之财必不足。”如果社会的财用不足，缺衣少食，则“为人弟者求其兄而不得，不弟弟者必将怨其兄矣；为人子者求其亲不得，不孝子必怨其亲矣；为人臣者求其君不得，不忠臣必且乱其上矣。”
    所以，厚葬久丧不仅没有促进家庭和谐，而且还恶化家庭关系。更严重的是，如果整个社会大多数人因厚葬耗费而“出则无衣也，入则无食也”，都会变成“僻淫邪行之民”，就会“并为淫暴，而不可胜禁也”，社会就必然陷入大乱。
    墨子认为真正的孝道是厚养薄葬，在父母活着的时候，竭尽全力使父母生活富足，比死后厚葬久丧来说是更大的孝。墨子的葬丧标准是，在葬的方面，墨子主张“棺三寸，足以朽骨；衣三领，足以朽肉。绝地之深，下无菹漏，气无发泄于上，垄足以期其所”就可以了；在守丧方面，墨子主张“哭往哭来，反，从事乎衣食之财，佴乎祭祀，以致孝于亲。”
    墨子的节葬恰到好处地平衡了家庭中父母与子女的关系，父母死后进行合理的安葬，体现出子女对父母的敬孝；而在安葬时奉行节约的原则，能够减轻子女的负担，体现了父母对子女的慈爱。父慈子孝是一个家庭和谐的标志。
    3.君与士的关系平衡：尚贤
    
    春秋战国是中国历史上的战乱时期之一，但也是中国历史上文化繁荣的时期之一。在这个时代，涌现出大批饱学人才，包括墨子本人，被称为“士”。这些“士”是治理国家的不可或缺的力量，也是社会和谐的重要保证，墨子说：“是故国有贤良之士众，则国建之治厚；贤良之士寡，则国家之治薄。”墨子认为这些“士”，都博学多才，具有高尚的道德情操；他们具有君子人格，有坚定的信心，身处顺境时，能够积极进取，勇于开拓；身处逆境时，能够躬身自省，寻找原因并加以改进；他们具有社会责任感和关爱之心。这些贤能之士能够安邦定国，治理天下，是“国家之珍而社稷之佐也。”君王要平衡好与贤士的关系，就必须尚贤和爱士，即“夫尚贤者，政之本也。”
    首先，要提拔和重用贤才。墨子主张提拔贤才时，不管其出身如何，只要有能力就提拔他，即“最在农与工肆之人，有能则举之”，国家各级职位应无条件地向不同民众开放，“以德就列，以官服事，以劳殿赏。”墨子主张废除官员终身和世袭，使为官者能上能下，即“有能则举之，无能则下之”，“使官无常贵而民无终贱”这样，整个社会就会呈现人人尚贤趋能的盛况。
    其次，对待贤才要因才是用和量能授官。墨子主张君王得到贤才后，要对其进行全面考察，即“听其言，迹其行，察其所能而慎予官”，以此为依据，“可使治国者使治国，可使长官者使长官，可使治邑者使治邑。”这样，这些贤者就能各司其职，各尽其能，为君王服务。
    最后，要在物质和精神上给贤才以相应的待遇。墨子认为，贤士是国家的财富、社稷的良佐，要给他们以充足的物质和精神待遇，即“富之、贵之、敬之、誉之”，并给予相应的位次、俸禄和权力，即“高予之爵，重予之禄，任之以事，断之以令”(《墨子·尚贤上》)。这样，“国之良士，亦将可得而众也。”所以，墨子主张君王为政要倡导和践行让贤士“富、贵、敬、誉”，让不义的庸才“不富、不贵、不亲、不近”的社会价值观。这样，人人都会趋近贤、义。
    墨子的尚贤就是主张君王要重视和任用贤士，使其各居其位，各尽其能和各得其所，这样，天下贤士就成为和谐社会的建设性力量。
    4.上下级关系的平衡：尚同
    
    春秋战国时期，社会关系的层级结构是：最高的是天子，其次是三公、诸侯和国君，再次是卿宰(士大夫)，最底层是乡长、里长和普通百姓。墨子认为天下大乱的原因之一是社会各层级在思想认识上不统一，要使整个社会走向和谐大治的状态，就必须“尚同”，使全社会的思想和舆论达到高度的一致，下级思想都要统一于上级，层层递进，最后都统一于天子的意志。
    天下的意志最终统一于天子，那么天子的位置就非常关键。墨子反对世袭制，主张天子之职应选举产生，而且是“选天下之贤可者，立以为天子。”天下选出天子之后，由天子选拔贤能的人出任三公和诸侯、国君，诸侯和国君再选拔贤能的人出任大夫、乡长和里长。这样，层层官吏都逐级委任给有贤能的人出任，就能够保持思想的高度统一。
    要统一天下意志，就必须实行层层裁决统一的流程。总的原则是任何人听到社会的不同意见，都要报告给上级，由上级进行裁决，最后，各级都要服从最高上级的裁决。具体操作中应遵循这样的程序，里长是最基层的管理者，先由里长做起，里长号召所管辖区域的百姓“闻善与不善，必以告其乡长。乡长之所是，必皆是之；乡长之所非，必皆非之。去若不善言，学乡长之善言；去若不善行，学乡长善行。”同样，乡长号召辖区百姓，思想统一于诸侯国君；诸侯国君号召其辖区域的百姓，思想要统一到天子。墨子主张任何人不得擅自主张，必须与上级的意见保持一致，按上级的要求去做。
    但墨子也主张在统一上下级意见中，下级并不是盲目服从，上级有过失时，下级要规劝进谏；如果听到来自下面良好的意见也应该向上级推荐，即“上有过则规谏之，下有善则傍荐。”而且墨子还主张在意见形成过程中应当民主，而意见形成后，则应当集中、尚同。在统一思想的过程中，统治者要了解民情，要了解老百姓的是非价值观，这样，统治者在颁布政令时能够充分考虑民意，制定出的政策法令能够被天下百姓所普遍认可，就能够统一天下意志。
    墨子特别强调，天子并不是最终裁判者，天下最终要以天帝的意志为圭臬，即“天子又总天下之义，以尚同于天。”天下意见统一后，由天子以政令的形式发布，成为整个社会的指导思想。在顺从天子政令的前提下，社会各级官吏逐级保持一致。“里长既同其里之义，率其里之万民以尚同乎乡长”；乡长“率其乡之万民，以尚同乎国君”；国君“率其国之万民以尚同乎天子”；最后，天子率领天下之民与上天保持一致。
    社会各阶层思想保持高度统一，彼此就能够相互知情，使社会矛盾及时得到解决和化解，从而保持社会和谐。
    5.君民关系的平衡：节用
    
    “国无三年之食者，国非其国也；家无三年之食者，子非其子也。”墨子从《周书》中引用此话，意在强调粮食储备对一个国家的重要作用。而粮食生产者主要是普通百姓，以君王为代表的统治者集团对广大民众是一种依存的关系，即“五谷，民之所仰也，君之所以为养也。故民无仰，则君无养。民无食，则不可事。”所以，君民关系的平衡，对一个国家的强盛、稳定、和谐至关重要。
    在君民关系中，统治集团处于主导地位，君民关系是否处于良性状态，完全取决于统治集团的作为。墨子认为统治集团平衡君民关系最重要的举措就是减轻人民的负担。为此，墨子主张统治集团要带头节用、非乐。
    首先，墨子主张统治者在灾害之年要削减俸禄。墨子认为在灾害之年，百姓为了活命，就可能铤而走险走向反抗之路，主张各级统治者阶层削减俸禄，以减轻人民的负担。墨子提出了在不同等级的灾荒下各级官员应当减奉的标准，即“岁馑，则士者大夫以下皆损禄五分之一；旱，则损五分之二；凶，则损五分之三；馈，则损五分之四；饥，则尽无禄，禀食而已矣。”
    其次，墨子主张统治者要节约用度。墨子对当时统治者耗费民财民力，穷奢极欲的生活提出了批评。墨子说，君王们“厚做敛于百姓，暴夺民衣食之财”，在修筑宫殿方面是“台榭曲直之望，青黄刻镂之饰”；在穿衣方面是“以为锦绣文采靡曼之衣，铸金以为钩，珠玉以为珮”；在饮食方面是“以为美食刍豢蒸炙鱼鳖，大国累百器，小国累十器，前方丈，目不能遍视，手不能遍操，口不能遍味，冬则冻冰，夏则饰饐”；在出行用的车船方面是“饰车以文采，饰舟以刻镂。”君王带头侈靡，各级官吏也纷纷仿效，致使国家“财不足待凶饥、振孤寡，故国贫而民难治也。”所以，墨子认为“君欲实天下之治而恶其乱也”，就必须在以上五个方面节约用度。
    为此，墨子主张君王应当带头倡导一种以“实用”为准则的社会风尚，即在衣着方面，“冬能圉寒，夏能圉暑”；在饮食方面，“充虚继气，强股肱，使耳目聪明”；在住房方面，“旁可以圉风寒，上可以圉雪霜雨露，其中蠲洁，可以祭祀，宫墙足以为男女之别”；在出行乘坐车船方面，“乘之则安，引之则利。”
    墨子认为如果统治阶层带头节用，并成为全社会的主流价值观，不仅可以节约现有的存量财富，而且还能够把占用的劳动力解放出来，用于生产而增加社会财富，就等于社会财富增加了一倍。这样就“用财不费，民德不劳”，使君民关系走向和谐。
    6.国际关系的平衡：非攻
    
    在国际关系上，墨子提出“非攻”思想，即不要用非正义的战争手段来处理国际关系，主张国与国要兼爱。
    首先，墨子提出兼并战争是最大的罪恶。墨子说：“今有一人，人人园圃，窃其桃李，众闻则非之。上为政者得儿罚之，此何也？以亏人自利也。至攘人犬豕鸡豚者，其不义，又甚人人园圃窃桃李。是何故也？以亏人愈多。苟亏人愈多，其不仁兹甚，罪益厚。……当此天下之君子皆知而非之，谓之不义。”墨子认为，偷人家的桃李，盗别人家的鸡犬牛马和杀人抢劫这些行为，是损人利己的行为，是社会公认的不义行为；而且，损害别人的越多，罪责越重，这也是社会共识。但是，有人却对“今至大为攻国，则弗知非，从而誉之，谓之义”，这就把“义”与“不义”的价值观给搞混乱了。墨子认为兼并战争是夺人财产，杀人民众，是天下的最大的不义行为。
    其次，墨子认为兼并战争会破坏生产，耗费财富和导致百姓死亡。墨子说，“今师徒唯毋兴起，冬行恐寒，夏行恐暑，此不可以冬夏为者也。存则废民耕稼树艺，秋则废民获敛，此不可以春秋为者也。”诸侯们发动战争都选择春秋两个季节进行，可春天是播种的季节，秋天是收获的季节。而且，发动一场战争，要征召民众服役和运送军粮，即“若使中兴师，君子数百，庶人也必且数千，徒倍十万，然后足以师而动矣。”此外，战争可能会持续数月，甚至数年，即“久者数岁，速者数月。”可见，战争不仅占用了生产的时间和生产者，还耗费大量钱物和导致百姓大量死亡，致使一个国家正常的生产活动无法进行。
    最后，墨子认为，进行兼并战争是得不偿失。墨子为诸侯们算了个细账，即使攻占一个“三里之城、七里之郭”的小国，不动用精锐部队和杀人是不可能得到的，因此，“杀人多必数于万，寡必数于千，然后三里之城、七里之郭且可得也。”墨子进一步分析道，“今万乘之国，虚数于千，不胜而入。广衍数于万，不胜而辟。然则土地者，所有馀也；人民者，所不足也。今尽人民之死，严下上之患，以争虚城，则是弃所不足而重所有馀也。为政若此，非国之务者也！”墨子认为对于一个大国来说，小城多得管不过来，土地多得开辟不完，所缺乏的是人而不是土地，但是愚蠢的诸侯们却牺牲本国人民，屠杀他国人民，最后拿下一座空城，是舍弃不足的而增加有余的，是一种得不偿失。
    进行了以上分析后，墨子提出自己的处理国际关系的原则——非攻。诸侯的“兼爱”回报“是以天赏之，鬼富之，人誉之，使贵为天子。”墨子认为这才是统一天下的圣王之道。
    三、结论
    
    墨子以“兼爱”为其理论基础，以维护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为出发点，抓住社会六种最基本的社会关系，提出了自己和谐社会的治理主张。虽然墨子的和谐管理思想并没有为当时统治者所采纳，也没有阻止当时的社会动乱和兼并战争，但从政治和哲学意义上看，墨子的和谐管理思想给后来的思想家以深刻的启迪，特别是为当前中国构建和谐社会提供了一个参照体。
    【作者简介】张金山(1970-)，男，河南西平人，博士研究生，主要从事中国管理思想史研究，东北财经大学研究生院，辽宁大连11602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