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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员注册【作者简介】谭力文，武汉大学企业战略管理研究所、武汉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教授，经济学博士，博士生导师，湖北武汉430072
改革开放以来，管理学科在中国的发展是令人瞩目的。20世纪70年代末期到80年代培养经济建设管理人才的管理专业相继开始在中国的大学中恢复和建立。1991年凸显管理专业教育色彩的MBA在中国试行，1998年，管理专业成为一个可以授予学位的门类，正式确立了管理学科在中国教育界的地位。中国的管理教育在市场需求的强力扯动下，成为中国教育史上发展的奇迹。管理专业从无到有，到目前几乎所有的大学都设置了管理类专业。根据教育部2010年的统计数据，管理类专业本、专科在校学生人数达到1157934人(为在校学生总数的20.1%)；2009年管理类的任教教师人数为98550人(为高校教师总数的7.1%)。到2011年，具有招收MBA和EMBA的院校已分别达到236所和62所。2010年236所具有培养MBA资格的院校招收MBA学员35000余名，我国获得MBA学位者已达19.5万人。
与此同时，我们需要看到的是，虽然在改革开放30多年的时间里，我国各类组织的管理水平、我国的管理教育界的教学科研水平在整体上取得了很大的发展、提高和进步，但与世界当今管理学科的发展水平，哪怕就是与泰罗在100年前所提出的科学管理思想相比较也可以察觉，我国各类组织目前的管理水平与泰罗所提倡的科学管理思想和方法还存在差距，我国管理教育界的整体水平与世界学术界的水平，特别是在积极、主动和有效地解决诸多问题方面还有较大的距离。本文将借助中国管理学这个提法，依据上述的思考对中国管理学发展中存在的几个相对重要的问题：中国管理学研究的范畴、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管理学发展阶段性的划分，中国管理学的概念问题进行研究与探讨。
一、中国管理学研究的范畴
作为一门学科的科学研究工作，何为自己的研究对象，何为自己研究对象的基本范畴是科学研究工作中最基本和重要的问题，在这样一个基本问题上，中国的管理学术界目前还存在不同的见解和认识，已有的研究成果有将中国管理学的研究定位于学科、专业或基础理论的不同研究方式。
把对中国管理学的研究定位于学科研究，近年来的成果可见陈佳贵主编的《新中国管理学60年》一书，这是一本纪念共和国建国60周年的著作。本书十分详尽地回顾了中国管理学伴随共和国60周年发展的历程，是一本史料性很强的学术专著。从这本书的整体结构看，该著作在全面介绍中国管理学发展的历程之后，花了很大的篇幅介绍了中国管理学在战略管理学、生产管理学、营销管理学、人力资源管理学、财务管理学、组织管理学、公共管理学、管理文化和管理教育各个学科领域、专业领域，乃至课程内容的发展状况。1997年，国务院学位委员会调整了专业目录，并在1998年颁布实行。在该专业目录中第一次将管理学设立为一个学科门类，并在其下设置了管理科学与工程、工商管理、公共管理、农林管理和图书馆、情报与档案管理五个一级学科，又在一级学科之下设置了二级学科，即通常所说的专业，如在1998年实行的专业目录中，在工商管理之下又设置了企业管理、会计学、技术经济与管理、旅游管理四个专业。从以上对陈佳贵主编著作简略的介绍看，就可以知道该书的视野是关注着中国管理学学科的发展。虽然在整本书中偏重工商管理，但也涉及到了宏观管理的问题。著作舍弃了对管理科学与工程、农林管理、图书情报管理三个一级学科的研究，但对公共管理学这个一级学科进行了研究。芮明杰主编的著作《管理实践与管理创新》是另一本重要的研究中国管理学发展的专著，它是中共上海市委宣传部和上海市哲学社会科学界联合组织的《辉煌60年·社会发展与学术丛书》中的一本。这本书也是站在管理学学科门类的视角上分析、论证、评述中国管理学60年来发展的历史、经验、教训、进步和问题。从书中可以看出，芮明杰似乎对“中国管理学”这个提法十分敏感，全书基本没有出现中国管理学这样的字眼，均在中国管理学后加了一个“科”字，即把研究的对象定位于“中国管理学科”。与陈佳贵主编的著作不同的是，芮明杰的研究工作在对中国企业管理工作发展有所侧重的同时，主要放在管理学门类的整体发展态势分析上，仅花了不多的篇章研究了一级学科，如管理科学与工程、工商管理和公共管理的创新成果，而基本没有对专业或课程进行深入的研究。
将对中国管理学研究的视野定位于学科门类层次上是普遍被接受的研究方法，这在由中国管理现代化研究会主办，并被中国管理学界称为“中国最高层次、最大规模的管理学界学术盛会”的中国管理学年会上体现得更为明显(见表1)。在表中可以看出，具有较高学术地位和代表性的中国管理现代化研究会每次会议的规模都很大，且研究的领域随着时间的推移在逐渐增多，应该已经超越了工商管理、公共管理的学科范畴，进入了图书馆、情报与档案管理学科研究的范围，甚至进入应用经济学的领域。
将研究工作的关注点放在一级学科或二级学科也是常见的研究方式。最为典型的实例就是我们通常所见到的各种以某一个一级学科或二级学科为研究主体的各种学会。如1979年成立的中国图书馆学会，1986年成立的中国社会科学情报学会，2009年成立的中国管理科学与工程学会等都属于管理门类的一级学科的研究学会；又如1978年成立的中国技术经济研究会(现改名为中国技术经济学会)，1980年成立的中国会计学会，1991年成立的中国市场学会等就是在二级学科上设置的研究学会了。这些学会凝聚着专业性很强的研究群体，由于研究对象相同，基础理论一致，兴趣点相近，这类学会研究问题的效率、深度和学术思想性一般会强于跨越多个学科的学术会议。
中国管理学界目前缺乏较高学术水准的学术研究组织，这在中国管理学界是有一定共识的，在芮明杰的著作和苏勇的文章中都有评介。这应该是中国管理学发展起步较晚，学科不够成熟，研究水平不高且较为杂乱从另一个角度和在另一个层面的反映。
管理学研究中的另一种研究方式是基于管理活动基础性理论的研究，即有时称之为“狭义管理学”，即组织管理活动或工作特点、内涵和基本原则的理论研究。这类研究的特点在为管理理论走向科学化作出巨大贡献的法国人亨利·法约尔1916年出版的《工业管理与一般管理》一书中体现的最为系统和全面，也极其重要。如法约尔认为：“不论企业的大小，复杂还是简单，这样的六组活动(或者说基本职能)总是存在的。”它们分别是技术活动、商业活动、财务活动、安全活动、会计活动和管理活动。对管理工作内涵有充分认识的法约尔指出：“前五组活动我们很熟悉。几句话就足以区分各组的范畴，而管理活动需要更多地说明问题。”法约尔还认为，管理活动与其他活动相比，它的特殊作用是：“前述五项职能活动都不负责制定企业的总经营计划，不负责建立社会组织，也不负责协调和调和各方面的力量和行动。管理的活动不属于技术、商业、财务、安全以及会计职能的权限。它们组成了另一种职能，人们习惯叫它‘管理’。”“因而，我选定下述定义：管理，就是实行计划、组织、指挥、协调和控制……”并着重指出：“管理职能只是作为社会组织的手段和工具。其他职能涉及原料和机器，而管理职能只是对人起作用。”法约尔在管理学理论走向科学的初期对管理活动范畴的明确界定，以及认为在组织运行中，管理职能与其他职能在“物”与“人”需要区分的看法是研究管理理论需要高度注意的问题，更是我国管理领域学者和实践者应该和必须注意的问题。因为在法约尔之前，经济学家马歇尔在谈及企业家的作用时也曾指出，企业雇主的管理能力主要体现在对“物”与对“人”的管理两个方面。在之后的孔茨教授讲的更加直白：“在发展一种关于管理的有用理论或科学过程中，将那些与管理活动相关的知识组织起来才是不可或缺的第一步工作。它可以将那些运用于管理活动中的科学和技术，同运用于一些诸如营销、会计、制造和工程等非管理活动中的科学和技术区别开来。”德鲁克在为企业管理工作确立了七条基本原则中也指出，首要的原则就是：“管理是关于人类的管理。其任务就是使人与人之间能够协调配合，扬长避短，发挥最大的集体利益。这就是组织的全部含义，也是管理能成为一个关键和决定因素的主要原因。”管理活动基础性理论的研究主要是研究者、组织和组织中的人的问题，希望通过研究解决组织运行过程中存在的问题，以维系组织的发展。目前，我国有关管理学基础理论的研究还不普遍和深入，虽然《管理学》教材在我国已有很多版本，但深入进行管理学理论研究的著作和论文还为数不多。即使“管理学在中国”的学术研讨会在召开了四届之后也不得不发出这样的感叹：“研讨会虽已落幕，但学者们思路与观点的分歧仍然存在，有关管理学在中国发展的问题与困惑依然存在……”
对以上三类研究工作的简单分析就可以看出，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有关学科的划分对中国管理学界研究工作范畴的区分具有决定性的影响，但目前学科划分的一个问题是与国际上较为通行的划分标准不够一致，且在划分的内在标准上也不够一致，其中主要的问题是没有严格按照管理学理论研究的对象和范畴进行科学的划分。在陈佳贵和芮明杰对中国管理学(科)的研究中未能将管理学门下的五个一级学科放在同等的地位开展研究，一定程度说明了学科划分存在的问题。如在五个一级学科的划分中，工商管理和公共管理研究的对象十分明确，前者的研究对象是营利类组织，后者的研究对象是非营利类组织，与国际上管理学科分类十分一致。农林经济管理研究的对象明确，但细分来看就可以发现问题，如对农林行业中企业的研究应归类到工商管理学科，如进行农林行业行政管理的研究则可以划入公共管理学科中，又如进行农业或林业产业的研究是否放在应用经济学的领域更为合适。图书馆、情报与档案管理的研究对象也较为明确，但其中显然也存在区分度不够的问题，因为图书馆是一类组织，而情报和档案管理应该是组织中涉及到物的职能类工作。另一个问题就是前面已经提到过的，我们是否还应该注意组织运行过程中对人的管理和对物的管理的区别上。诸多管理学家和经济学家已经注意到了在组织，特别是在企业这一类组织运行过程中，将管理划分为一类涉及人的特殊活动，而将其他的工作多划为涉及物的活动，并在很早就谨慎地加以区分，那我们的学科划分，对各类组织研究工作的开展是否也应该注意这样的问题呢？答案应该是明确和肯定的。
从目前中国管理学界普遍的研究情况(包括现行学科划分中管理学门类的分类)看，这三个层面的研究工作都不存在错误，但如果没有注意上述问题，在研究工作中不加以正确地区分或注意，往往就会在自我的不经意中将管理学视为了一个可以包容万人、万物、万事的理论大筐、研究大筐、工作大筐、问题大筐，这不仅会使管理学界的研究工作失去内涵、失去边界、失去对象，也极易使我们在研究过程中失去了科学和自信，而十分容易地滑入所谓的艺术和普遍的随意境地。
二、中国管理学发展阶段性的划分
中国管理学科发展阶段性的划分是另一个重要的学术问题，因为学科阶段性划分的本身就是人们对管理思想、理论变化，乃至对组织变革的本质性认识。由于近代和现代的中国社会的演进过程具有高度的动荡、变迁和变革的特点，因而如何界定中国管理学研究发展的阶段性在学术界也有不同的看法，就是在改革开放30多年的时间中如何划分也存在着不同的意见。目前我国管理学术界对这一阶段具有一定代表性的划分情况见表2。
学科发展阶段性划分的标准涉及学科思想演变的问题。而在管理思想演变问题上，美国管理思想史学者丹尼尔A.雷恩有明确的看法：“纵观历史，在不同文化价值观念和制度的框架下，有关人、管理和组织的观点不断变化。在由文化的经济、社会、政治及科技层面构成的框架下，关于如何管理的知识体系也在变化。管理思想既是文化环境中的一种过物，也是文化环境中的一种产物，对它的回顾必须在这种文化框架内进行。”管理学作为一门实践性很强的社会科学学科，根据社会发展的历程，也就是根据社会制度人文环境的变迁和研究对象的变化来研究其知识体系的变化，并根据知识体系的变化来划分管理学发展的阶段应是最为科学的方法。
在表2所列举的中国管理学界部分专家对中国管理学发展阶段性的划分上，三位学者都将中国管理学发展的阶段划分为三个阶段。不同的是，苏勇的研究目光集中在“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管理学界重大事项及成果研究”上，而陈佳贵和芮明杰则将研究的时间窗口定在共和国成立的60年间；苏勇是“以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对管理学科的重要改革为分界点”，而陈佳贵和芮明杰是将中国管理学科的划分标准与“经济社会背景”和“社会制度人文环境变迁”相联系，这与雷恩的思想更为接近；陈佳贵和芮明杰一致认为新中国管理学科发展的第一阶段的时间跨度在1949-1978年，苏勇研究的重点在改革开放之后，但也认为：“从新中国成立到改革开放以前，我国基本上不存在真正意义的、以企业主体和市场绩效为主导的现代管理研究”，所以可以认为三位学者在这一阶段的时间划分上不存在差异。这个阶段最为明显的特征就是经济资源的分配实行的是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所有制的主体形式是公有制，企业基本是承担着生产任务的“车间”，企业的管理工作是生产管理为主要特征的管理模式，这一阶段的管理思想、管理理论和管理方法与科学管理的理论体系存在差距，尚不具备科学管理的基本特征。但在随后阶段的划分中，学者们就存在一定的差异了。以陈佳贵和芮明杰的划分为例，陈佳贵将1992年作为中国改革开放以后管理学科发展的一个分界点，划分时间点的依据显然是1992年邓小平同志南巡以后，中国经济改革又一次掀起高潮，特别是随后确立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带来的变化。芮明杰将1998年作为中国改革开放以后管理学科发展的分界点，其划分的依据应该是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将管理学列为了门类，管理学的地位得到了承认，管理学科也因此调整了体系，充实了队伍，布局了新的学科方向，管理学科得到了新的发展。
笔者认为，在新中国管理学科发展阶段的划分上分为两个阶段为好，第一个阶段是没有(或少有)歧义的1949-1978年，而第二个阶段就是改革开放的1979年至今。
将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管理学科的发展作为整体划分的依据是，虽然在1979年以后的30多年的时间中，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在推行改革开放的工作中存在“摸着石头过河”的试探性进程，和由此而带来的渐进性的发展特征，具体来说就是在资源分配方式和企业自主经营形式上存在着阶段性的变化，但从总体上看，改革的目标确立很早，并十分明确，各个阶段的变化过程基本体现出渐进至飞跃，量变到质变的特征，在改革开放的渐进性、发展性和连续性上，在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推进企业改革的问题上没有出现过大的和根本性的动摇与折腾，特别是重大的变化。例如，在1978年召开的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上，中共中央就确立了“把全党工作的着重点和全国人民的注意力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对经济管理体制和经营管理方法着手认真的改革”；“应该着手大力精简各级经济行政机构，把它们的大部分职权转交给企业性的专业公司或联合公司”；“应该坚决实行按经济规律办事，重视价值规律的作用”的改革目标。邓小平在1978年提出了“用现代技术和管理方法改造企业”的看法，并在1979年提出了“社会主义也可以搞市场经济”的思想。1984年，中共十二届三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提出了“我国实行的是计划经济，即有计划的商品经济”的意见。就是在1989年，邓小平依然着重地指出：“改革开放这个基本点错了没有？没有错。没有改革开放，怎么会有今天？……但是绝不能重复回到过去那样，把经济搞得死死的。……以后我们怎么办？我说，我们原来制定的基本路线、方针、政策，照样干下去，坚定不移地干下去。”1992年邓小平南巡，再一次重申了“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也有市场，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的观点。1993年中共中央十四届三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决定“加快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进程”。2003年中国共产党第十六届中央委员会第三次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进一步提出“更大程度地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的要求。可以认为，在前无古人的改革开放事业中，因需要探索而必须采取“摸着石头过河”的试探性发展策略，这一重要的发展思想决定了中国30多年改革开放的事业必然存在着尝试性的阶段性发展特点，但30多年来改革的目标、方向、内涵、性质却没有发生重大的变化，中国的国力，人民的生活水平就是在既具继承性、连续性，又具阶段性的改革开放中持续强盛和持续提高的。更为重要的是，虽然中国管理学界在探索中国的管理思想，并希望结合中国的改革开放实际构建中国管理学，但从本质上看，迄今为止，中国管理学界的研究工作还脱离不了西方发达国家、特别是美国管理学界提出的思想和理论体系，甚至研究方法，且当今这种风气更为盛行和浓厚。近一个时期中国管理学界，诸如徐淑英提出的：“中国的管理研究处在一个关键时刻。”邓中华、闫敏和张冬梅在《管理学家》2011年11期上策划的《‘无用’的中国管理学术》专栏，应该是这一方面问题的深刻反映。
三、对中国管理学概念的再思考
在中国管理学科恢复、发展、建设的过程中，“中国管理学”这个名词是中国管理学界一直关注的问题，构建中国管理学理论的呼声也一直没有停息过。近几年随着中国国力的增强，中国企业实力的扩张，特别是中国经济发展模式在全世界诸多国家遇到严重经济问题时，仍能保持较为稳健的增长，得到积极评价，建设中国管理学的呼声更是随之高涨。笔者对30余年教学和科研工作总体感觉是，中国管理学理论体系的构建是一个值得进一步商榷的命题，“中国管理学”这个概念并不科学。看法如下：
1.在科学的领域不应存在独立于世界的地域性理论体系。笔者认为，经过数千年人类的实践、探讨与总结，特别是一百年来管理学理论的建设和发展，研究组织运行，维系组织发展的管理学理论有了自己科学的定义及其科学理论的边界，已经形成了自己完整的科学理论体系，组织、管理、管理职能的概念、管理工作应该遵守的基本原则都已经建立。科学的管理思想和理论在不同的国度、不同的组织，甚至在解决具体的管理问题上存在着差别性，但这种“差别只存在于应用方式上，而不是在管理的原则上。例如，这些组织的管理者都同样要花费大量的时间解决人的问题——而这种人的问题几乎都是一样的。如果我们认为管理学理论100年来已经走向科学，步入科学的殿堂，那在一个科学的领域，应该没有必要建立与地域、民族、国家，甚至行业有关的学科基础理论体系。历史学家何兆武先生曾针对历史学界存在的学术纷争，尖锐地指出：“从近代中西思想文化接触的一开始，中国方面就陷入了一个形而上学的思想误区而不能自拔，即她给学术思想划定了一条截然不可逾越的分界线，认定了有所谓中学、西学之分。应该承认学术与思想可以有高下之分，优劣之分，正确与错误之分，但在本质上并无所谓中西之分。假如说有所谓的中学、西学，那只能是指某种学术思想是在某个特定的时间、地点和历史条件之下形成的，而在任何意义上都绝不意味着它在本质上是专属于某一个民族的文化所独有的。”经济学家田国强也曾指出：“不同的经济、政治、社会环境可以发展出不同的经济理论或经济模型，但决不是不同的‘经济学’。现代经济学的基本分析框架和研究方法是无地域和国家界限的，并不存在独立于他国的经济分析框架和研究方法，现代经济学的某些基本原理、研究方法和分析框架可以用来研究任何经济环境和经济制度安排下的各种经济问题，研究特定地区在特定时间内的经济行为和现象。”何兆武和田国强的看法虽针对的是历史学和经济学，但作为人文和社会科学的学者对学科、理论和研究方法一般性的认识，值得管理学界注意，更是我们在研究中国管理学构建时最需要思考、分析和掂量的问题。
2.中国传统的管理思想、经验和方法难以支撑中国管理学理论体系的建设。在有关中国管理学的研究与创建过程中，研究者大都将研究的基础和眼光放在了数千年以来的中国传统文化和管理理念上，甚至将近年来中国，甚至新加坡、中国香港和台湾地区的经济发展成功归结为中国传统的某一个思想体系。众所周知，中华民族在数千年的发展过程中积累了较为丰富的管理经验和思想，但这些经验和思想很多都与数千年来的封建社会的各类组织管理体系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其中不仅研究的层面与当今的管理研究重点有所不同，如中国的管理思想中关注更多的是偏向宏观的“富国之学”，而对微观的“治生之学”则因历史条件而关注不够，而且还存在许多与现代管理思想根本相冲突的思想与观念，如维护皇权、官本位的思想，在法治和制度缺失条件下突出人治和治人的理念与思想。近代中国的衰弱和落后，乃至新中国发展过程中出现的一些曲折，已经对在这些思想、观念基础上建立管理思想和方法提出了否定与质疑。雷恩在总结工业革命之前的管理思想时有过这样的结论：“在早期管理思想中，占据统治地位的是反商业、反成就和很大程度上反人性的文化价值观。当人们被生活地位和社会身份束缚，当君主通过中央命令实施统治，当人们被要求不考虑个人在现世的成就而要等待来时的更好命运，工业化是不可能出现的。在工业革命之前，经济和社会基本上是停滞不前的，而政治价值观是由某个中央权威作出的单方决定。虽然出现了一些早期的管理理念，但它们在很大程度上是局域的。组织可以依靠君权神授、教义对忠诚信徒的号召以及军队的严格纪律来进行管理。在这些非工业的情境下，没有或几乎没有必要创造一种正式的管理思想体系。”雷恩对工业革命之前人类管理活动存在的基本缺陷，从而导致正式管理思想体系难以建立的结论值得关注。芮明杰对过去提出，或正在提倡的一些“源于”中国传统文化的管理理论有过这样的评价：“中国的管理学界也有学者比较早地提出自己的基于中国人文社会情境的管理理论与方法，如“和谐管理”、“东方管理”、“人本管理”、“管理创新”等等，这些理论虽然也试图科学化体系化，某些观点也的确新颖，但总体上看尚欠完善，实践指导意义与可操作性不强，因而在中国的影响力还很不够。”历史学家章开沅先生在为中外近代化比较研究丛书撰写的总序中也曾讲过：“我很难得出‘儒学导致经济起飞’的结论。我的初步认识是：这些国家与地区的经济起飞，主要取决于机遇、市场、决策与机制，与儒家文化并没有多少直接关联。一位新加坡学者对我说：‘与其说儒家导致了经济起飞，倒不如说是经济起飞以后才有条件也有某种需要来提倡儒学。’”学者们的意见和评述是有意义的。更需要我们关注的问题是，较多地借用形成于数千年前封建社会的管理思想和理念内容的中国管理学(或东方管理学)的理论体系在当今有无重大作用和效果，特别是这与正在走向世界、走向现代化、走向市场经济的中国发展有无帮助或冲突，都值得管理学界认真关注与慎重思考。
3.中国目前取得的重大成功和进步所获取的经验还难以支撑中国管理学理论体系的建设。从时间来看，中国改革开放的成功仅仅只有30多年的实践过程，不少尚为“摸着石头过河”进行探索得出的经验，不少改革的思想、理论和方法甚至还直接来自西方发达国家或已经取得重大经济成功的新兴工业国家。不仅宏观的国家发展模式，微观层面的企业运行模式尚需要继续探讨研究，更有待于时间的检验。从现实来看，中国取得了伟大的进步，但在许多重要的经济指标上，如人均GDP、国家竞争优势、企业竞争实力、科学技术创新能力等都还未进入世界前列，与发达国家，乃至一些发展中国家还有较大或一定的差距。进步、发展还有很大的空间，发展的模式还在探索之中，还未完全明晰，成功的经验还未总结完整，更还未能够全面地提升至理论与制度的高度。长期关注中国发展的新加坡国立大学的郑永年教授认为：“应该强调的是，对中国模式的探讨需要很多人很长时间的努力。一则是因为，如上所说，到目前为止，对中国模式的认识还不深入；二则是因为，中国模式本身还处于发展和变化过程之中。”30多年在人类和中国的历史上都是十分短暂的时间，保持清醒的头脑，继续改革开放，继续努力探索，继续总结成功的经验，并上升至理论和制度的高度，依然是今后很长一段时间需要做的工作。
总的看来，如今谈论中国管理学的概念需要注意的问题是，第一，在管理学理论科学的层面我们要尊重其科学性，也就是承认管理学理论普适性的存在，不宜或不能对管理学理论已有的原理随意地提出地域化的概念。第二，要在认真研究科学管理思想和理论的基础上，区分和辨别中国传统管理思想中可以保留和必须扬弃的东西，结合中国社会的发展加以运用。第三，管理学作为社会科学中实践性很强的一门学科，其科学的思想、理论和方法都需要密切与管理实践结合，在社会的进步，以及各类组织的发展中发挥作用。第四，将对“中国管理学”的研究换成对“中国的管理理论”或“中国管理学科”的研究，应更符合管理学理论与思想发展的规律和实际。
四、结论
在以上的研究中，通过对当今中国管理学科发展的基本情况和现实状况的回顾，笔者认为：当前中国管理学科依然存在分类不够科学和明晰的问题，其中，政府对学科的划分、对中国管理学科的研究范畴影响最大。中国管理思想的萌芽起源很早，但真正走向科学，或真正成为社会发展的巨大动力，被认为是兴国之道应该是在改革开放之后，共和国管理思想的发展也应该以此而划分为两个阶段。在我们承认管理学是一门科学的前提下，我们不应再随意地提出与地域有关的管理学理论的构建，而应该把我们的注意力集中在诸如“中国管理理论的研究”、“中国管理学科的发展”这样的问题上，运用经典的理论和思想，结合中国经济和社会发展中各类组织发展的实践和问题进行认真、深入、系统地探讨，应该是中国管理学界最为紧迫和重要的工作与任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