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群慧：管理学发展的历史逻辑

         [摘要] 本文在描述管理学发展的三个主线的基础上，提出了管理学理论发展和知识积累的“钻石模型”，进一步从历史角度具体分析了科技进步、文化环境、制度变迁、管理创新者和战争等因素如何是影响管理学理论发展和知识创新的，从而揭示了管理学发展的历史逻辑。
         [关键词] 管理学  发展  历史逻辑
         [作者简介] 黄群慧，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研究员。
        人类管理实践活动几乎是与人类文明曙光同时出现的，探索管理活动规律的研究工作可以追溯到公元前的中国和古希腊。在古希腊的哲学家苏格拉底、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等人的著作中中可以找到有关管理规律的一些论述，而公元前5世纪的的《孙子兵法》则因为探索战略的一般规律被认为是最早、最系统的战略管理学著作。但是，管理作为一门系统的科学研究对象被认识、研究，而且管理实践能够得到管理科学知识的指导，则是在刚刚过去的100年中才发生的。一般认为，在19世纪末期和20世纪初期，美国人泰罗开始使用秒表研究如何提高工作效率，而法国人法约尔一直在思考组织管理活动的普遍性和独立的规律，这标志着管理学的诞生。在过去的100年中，管理从一种不可言传的非正式的活动，发展成为一个独立的职业，人们不仅认识到管理活动的普遍性——管理几乎存在于所有的人类组织和人类有组织的活动中，而且从各种可能的角度、采用各种可能的方法对管理活动和问题进行规范分析和研究。管理科学化进程不断被推进、管理学的知识体系不断地扩张，由于管理科学知识被广泛地用于指导管理实践而管理效率被大幅度地提高。这也难怪有人说，过去的20世纪是管理的世纪。①经过整整一个世纪的发展，管理学已经发展成为具有庞大知识体系和学科分支的复杂学科，在人类文明进程和知识宝库中占有了重要地位。
    一、管理学发展的三个线索
        在过去的一个多世纪的时间里，管理理论经历了古典管理理论阶段、行为科学阶段和现代管理理论阶段，出现了社会系统学派、决策理论学派、管理过程学派、系统管理学派、经验主义学派、管理科学学派、经理角色学派、权变理论学派等诸多流派，形成了庞大的管理学知识体系。面对百年形成的庞大的知识体系和众多的流派，管理学和管理思想史的研究者一直试图归纳出管理学发展的逻辑主线。但是，由于百年来管理经典著作所关心的主题过于复杂，包括管理与管理者、领导、组织与人事、效率、市场与顾客、竞争与战略、创新与变革、现代公司的组织逻辑和管理的国际化等诸多方面。[1]而从管理学的学科分类角度而言，管理学包括战略管理、人力资源管理、生产管理、营销管理、组织管理、质量管理等构成管理学的经典内容，而且这些学科还在不断地丰富、细化、交叉和发展，管理学的新学科、新分支还在不断地产生。因此，迄今为止，并不存在一个公认的管理学发展历史逻辑主线。
        从现有文献看，研究者所总结的管理学发展线索主要有三类，第一类是根据管理学的内容构成进行划分，例如将管理学发展路径划分为组织理论研究的演进路径（从古典组织理论、组织行为学、组织社会学、领导科学到企业文化等）、管理方式方法研究的演进路径（从科学管理理论、行为科学、管理科学理论、决策理论到生产管理信息管理方法等）、经营理论研究的演进路径（从厂商理论、产业组织、市场学、消费者理论到战略管理）。[2]第二类是根据管理知识的产生方法来进行划分，例如将管理学的形成与发展划分为三条线索，即应用管理学（从管理实践中总结出来的管理原理和方法）、理论管理学（以基本的人性假设出发构造的管理理论）和实验管理学（以管理案例为主的管理学）。[3]第三类则是根据管理学发展的影响因素来划分。在著名管理史学家雷恩看来，管理理论的发展与文化环境紧密相联，管理理论发展既是文化环境的一个过程，也是文化环境的产物。[4]基于此，有的学者认为存在三条管理学发展轨迹，一是以科学文化为基础的科学主义线索，由泰勒科学管理开始，包括社会系统理论、管理过程理论、系统管理理论、管理科学理论和决策管理理论等；二是建立在对现代人性基础的人本主义线索，从梅奥对“社会人”的研究开始，包括个体行为理论、团体行为理论、组织行为理论和管理伦理理论等；三是建立在文化模式基础上的文化主义的线索，由德鲁克管理实践理论开始，包括组织文化理论、战略管理理论、变革管理理论、知识管理等。[5]同样基于对于文化环境对管理科学发展具有重要影响作用的认识，还存在另外一种管理学发展的线索的划分，即以资本主义精神为文化基础的古典组织管理理论、以环境地域文化（主要是美国文化）为基础的现代管理理论丛林和基于东西方文化渗透的当代管理理论。[6]
        显然，第三类从管理理论发展的环境影响因素角度来分析管理学发展的线索，与前两类从管理内容和从管理知识产生方式角度划分管理学发展线索相比，具有时间上的前后继承性，而前两类的管理学发展线索在时间上具有并行性。从管理学发展历史角度考察，无疑从管理理论发展的环境影响因素角度分析管理发展的线索更有价值。但是，仅仅将环境影响因素归结为文化环境是过于泛泛而又不全面。
    二、管理学知识发展的“钻石模型”
        庞大的管理学知识是怎样产生和发展的呢？纵观整个管理理论的发展史，我们认为管理理论和管理学知识的产生与发展的影响因素可以归结为两大类，一类是持续作用的长期因素，这主要有制度变迁、科技进步与文化传统三方面因素，体现了制度环境、科学技术环境和文化环境的作用。[7]另一类是短期作用的临时因素，例如战争和其它重大突发事件（比如经济危机）。这两类因素作用于管理理论和知识创新的能动主体，包括企业家和其它管理实践人员或者团队、专业管理研究人员或者团队、专业管理咨询人员或者团队等，这些人员提出管理理论和方法，创新管理知识，实践新的管理思想，从而促进管理学的不断发展。这个过程可以表述为如下图（图1）所示的管理学知识发展影响因素的“钻石模型”。
    
      “钻石模型”试图表明的是，科技进步、制度变迁和文化传统与管理创新者的创新活动相互作用最终推进的管理理论发展、管理学知识的创新与积累，而战争和其他一些临时重大事件对整个过程也有短期的推动作用。这里科技进步因素具体包括认识世界的科学理论的发展以及改造世界的技术方法和工具的创新，科学发展不断为人类提供正确认识世界的思想和方法，而技术进步则不断为人类提供改造世界的工具和方法；制度变迁是指有关宏观社会、经济、法律、政治和微观具体经济组织运行等方面正式规则的变化，这些规则变化会引导和约束人们行为选择；而文化传统要描述的是长期以来形成的对人们行为具有引导和约束作用的非正式的规则，与制度变迁中的正式规则可以较快地发生变化不同，文化传统的形成和变化往往是长期的渐变过程。这里管理理论发展和管理学知识的积累，既包括管理思想、理论、方法等以各种形式体现的管理知识的丰富发展以及管理学的发展，也包括解决各种现实管理问题、提高管理效率的管理实践活动的创新与发展。这对应到管理科学化进程的内涵上，包括管理实践层面、管理理论问题研究层面、管理学科发展层面三方面的管理科学化进程。也就是说，上述“钻石模型”既是一般意义上的管理学理论与管理知识发展的影响因素模型，也是管理科学化进程的影响因素模型。这个模型是基于管理科学化历史进程建立起来的，因此从管理科学化的历史上看，该模型基本描述了管理科学化发展的逻辑关系，可以认为是一个管理学知识产生和发展的历史逻辑图。
    三、管理学知识发展的具体影响因素分析
       基于上述“钻石模型”，我们需要逐一分析模型中各个因素是如何具体影响管理学知识发展和管理科学化进程的。
        1．科技进步因素。尽管探索管理活动的普遍规律、提高管理活动效率的尝试可以追溯到古代，但管理科学化进程却真正始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是工业革命后科学技术广泛运用于企业组织的结果。从18世纪工业革命开始，一般认为技术进步周期可以划分为5个周期，每个周期或者阶段长约半个世纪，也就是经济学中的康德拉季也夫长波，伴随者连续的技术进步周期，管理科学化的进程不断推进。（1）在第一次(18世纪70和80年代到19世纪30和40年代)和第二次(19世纪30和40年代到19世纪80和90年代)长波周期中，与科学技术进步水平和工业化进程相适应，只出现了科学管理的初步实践和早期的科学管理思想，企业管理仍处于经验管理阶段。（2）到了第三次技术进步长波周期(19世纪80和90年代到20世纪30和40 年代)，即从19世纪下半叶开始，由于以牛顿力学为主题的经典力学体系和以麦克斯韦电磁理论为核心的经典电磁理论都已经建立，这些自然科学理论体系为技术革命提供了科学前提，尤其是电力技术的广泛应用，引发了动力革命，促进了社会化大生产的发展。而由技术革命产生的社会大生产必然对规范管理提出要求，原来的经验管理显然无法满足社会化生产和大公司的发展的需要，于是科学管理理论应运而生。科技进步对管理创新的影响不仅体现在这方面，还体现在由于自然科学技术进步的成功产生了的巨大社会和知识效应，使得科学方法在管理问题研究和管理理论产生方面起到了示范作用。泰勒试图通过科学实验方法寻求优良的管理方法，把管理提高到科学层次，从而提出了科学管理理论；而法约尔的组织管理理论和韦伯的行政组织理论则是通过对组织管理普遍性原理的追求，把管理提高到理性层次；而梅奥的行为科学理论也是以实验方式研究人类管理行为的。（3）进入到第四个技术进步周期，20世纪30和40 年代到20世纪80和90年代科技进步进一步推进了工业生产力的发展，由福特公司开创的流水生产成为普遍的生产组织方式，而计算机的诞生、应用和发展，对管理科学化进程起到了巨大的推进作用，产生了计算机管理学派。而该阶段系统论、信息论、控制论、耗散结构论、协同论和突变论等自然科学哲学理论的产生和发展又为管理理论丛林的产生奠定了方法论基础。（4）人类社会正处于第5个技术进步周期中，该阶段主要技术特征是信息技术的突破性的发展。信息技术的发展彻底改变了人们的生产和生活方式，该阶段的管理创新主要是由于信息技术的发展而产生的，管理信息化成为该阶段管理创新的主线和管理科学化的主要内容，供应链管理、企业资源计划、6西格玛管理、敏捷制造、计算机集成制造、网络营销等依靠信息技术的新管理思想或方法得到发展和应用，与信息化社会相适应，核心能力理论、流程再造理论、学习型组织理论等广泛传播。归结起来，科技进步对管理科学化进程的影响主要体现在三方面，一是科技进步推进社会经济发展，进一步产生了对管理科学化进程的需求；二是科技进步直接为管理科学化提供了技术、手段和方法等方面的支持；三是科学研究的思维、方法还为管理学理论和管理问题研究的提供了方法论的指导。
        2．制度变迁因素。没有人会否认，泰勒科学管理理论的产生的前提是以分工生产为基础的现代工厂制度的出现。在经济学家看来，始于英国的工业革命不仅仅是一场技术革命，更重要的是一场制度创新，“产业革命的实质就是用竞争取代以前控制生产和财富分配的中世纪规则”。[8]工业革命在西方彻底摧毁了封建社会的生产关系，建立了资本主义社会化大生产的现代工厂制度，工厂中实施了高度的专业化分工，极大地提高了生产效率，亚当·斯密在其名著《国富论》中曾详细分析了分工制度（专业分工和职业分工）能够提高企业效率的原因。工厂制度的产生对科学管理提出了要求：如何解决高度分工条件下的协作问题，如何解决工厂制度下工人的培训和激励问题，如何改善由于工厂制度的发展而逐步恶化的劳资关系。泰勒的科学管理理论正是在对这些问题的回答中产生的。制度变迁对管理创新和管理科学化进程的影响不仅仅表现在“需求牵动”方面，而且从企业制度的演进看，企业制度变迁还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谁来承当管理创新主体的角色和管理创新和科学化的方向和内容。制度创新与变迁的另外一个重要作用在于还为管理创新和管理科学化进程的推进提供了激励约束机制。所有的创新行为都是有风险的，而现代产权制度和专利制度的产生，保证了承担创新风险创新者能够获得创新收益。如果将企业的创新活动分为企业制度创新、企业技术创新和企业管理创新，那么可以认为企业制度创新、管理创新和技术创新呈相互“支撑”的三角关系，企业技术创新可以为企业制度创新和管理创新提供了物质技术条件、形成相应的技术能力保障机制，企业管理创新为企业技术创新活动和制度创新提供了组织管理方面的保证，而企业制度创新为企业管理创新和技术创新提供了制度基础，形成了相应的激励机制。企业制度不同，提供的管理创新激励机制是不同的。总之，制度变迁，尤其是产权制度变革，对管理创新和科学化进程的影响是全面的，对管理创新主体的选择、管理观念、管理方法和管理组织结构的创新都具有强有力的激励约束作用。
        3．文化因素。文化传统体现为社会认可的价值信念、伦理规则、道德观念、风俗习性、意识形态等，因此文化对于人的行为的影响是潜移默化的，但往往又是根深蒂固的，不同的文化模式下会产生不同的行为方式。具体从管理科学化进程看，科学的管理理论和实践是有其文化背景和基础的。具体而言，可以分别分析文化对管理研究活动和管理实践活动的影响。从管理研究层次看，管理科学化进程开始和推进的一个重要原因在于，在文艺复兴以后，科学主义的价值观逐渐成为人们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主流文化，科学主义所包括的逻辑主义、分解思维、规范形式、精确原则和实验原则被广泛地应用到世界各个领域的问题分析研究中，人类社会普遍存在的组织管理问题自然也不例外。泰勒首先将科学价值观念和科学主义的研究规范引入到生产作业管理领域中，通过追求管理的科学化、规范化和有序化来提高人类生产制造活动的效率；而法约尔则试图应用科学的思维方式寻求整个企业管理活动的一般性规律；韦伯、巴纳德等人是在探索一般组织和社会领域中管理活动的科学管理原则；而行为科学是按照科学研究的基本要求来分析人的行为的科学规律；现代管理理论则是应用运筹学、系统论、信息论、控制论、耗散结构论、突变论、协同论等科学理论方法和信息技术、网络技术等手段来分析和研究管理问题。没有追求科学和理性的价值观，没有应用科学原则研究管理问题的信念，没有科学的文化基础，管理科学化的进程也就无从谈起。从管理实践活动看，文化可以在民族文化和组织文化两个层次影响的管理实践活动和管理科学化进程。一是在民族文化层次，二是组织文化层次，前者是宏观文化环境层次的影响，而后者是指组织成员共享的价值观。组织文化对管理者的管理实践活动具有重大影响，可以通过影响管理者的知觉、思想和判断进而影响管理者决策的科学水平和各项管理职能执行的科学水平。
       4．管理创新者。影响管理科学化进程的显然，科技进步、文化传统和制度变迁对管理科学化的影响属于环境因素，而直接的管理创新者则在管理科学化进程中，在管理学知识的创造、传播和应用中，扮演了核心角色。这些管理创新者包括从事管理实践的企业家和管理者、从事专业研究的学者和教授、从事管理咨询工作的团队和专业人员。但是，自随着管理学成为一门独立的科学以来，随着时间的推移，管理实践者兼管理理论研究者的作用越来越小，专业的学者和管理咨询人员对管理知识的创新越来越起到主导作用。许多著名管理创新者被一些管理史研究者称为管理学大师，管理学的各个领域中知识体系往往是与这些管理学大师的名字联系在一起。
        5．战争因素。企业管理的实践者和研究者从《孙子兵法》与克劳塞维兹《战争论》中汲取了很多战略管理的智慧，但战争与管理学的发展关系并不仅仅停留在战略管理领域上。在管理学发展史上，有很多管理的科学方法是和战争直接和间接相关的。有关战争对管理学发展直接和间接的促进作用，我们可以列举很多例子，1939年美国曼彻斯特大学教授布莱克特成立运筹学，应用数学分析方法研究城市防卫与进攻、雷达网络的优化配置、轰炸敌方潜艇飞机的有效高度以及配合等问题，这标志着运筹学——狭义的管理科学的诞生；战争与质量管理的发展也密切相关，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美国军方为了保证军需物资的质量，规定生产军需物资的厂商必须采用统计抽样检查方式。美国标准协会颁布了美国战时质量管理标准（质量控制指导书、数据分析用控制图法、制造工序中的质量控制用控制图）。战后，这些标准被美国工业企业广泛采用，质量管理进入了统计质量管理阶段。
        战争作为一种特殊的社会历史现象，能够促进管理科学发展，具有其必然性。战争能够彻底改变一个国家的政治、经济、社会环境的各个方面，属于一种巨大的临时的突变因素，这种临时的、巨大的、整个环境的突变必然会对管理提出新的要求。也就是说，战争会对管理创新产生巨大的需求。从理论和实践的辨证关系看，一门科学发展的途径可以划分为互相关联的两类，一是“实践需求拉动”，一是“理论供给推动”。所谓“理论供给推动型”是指研究者在自己的理论王国里按照这门科学内在的理论逻辑进行探索，从而发现和提出一些新的理论，然后再通过实践去检验，进而解决实际问题，最终逐步推进这门学科的发展。这是一种先有理论，再研究其实际应用，从而推动学科发展的知识创新积累方式。现代科学发展和庞大的科学知识库已经使这类途径变得越来越普遍；而“实践需求拉动型”则是指现实中已经出现了亟待解决的问题，而这门学科现有理论和方法无能为力，这促使人们针对解决现实问题进行研究，去寻求新的理论和方法。随着能够解决现实问题的新理论和方法的产生，这门科学取得了发展。这是一种实践超前理论、先有实际需求、再有理论和方法创新的知识积累方式，这类途径一般比较适合应用学科的发展。显然，管理科学的发展比较适合这种“实践需求拉动型”，而战争一旦爆发，往往会对管理科学发展具有强大的“拉动力”。从某种意义上说，一场战争就是一场重视管理和不惜一切代价改善管理、发展管理的运动。
       主要参考文献
    1．考斯图尔特·克雷纳的《管理必读50种》，中译本。海南人民出版社，1999。
    2．斯图尔特?克雷纳：《管理百年——20世纪管理思想与实践的批判性回顾》，中译本，海南出版社，2004。
       3．马尔科姆·沃纳，《管理大师手册》，清华大学出版社，2000。
       4．芮明杰：《管理学——现代的观点》，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
       5．郭咸纲：《西方管理思想史》，经济管理出版社，2004。
       6．丹尼尔 A. 雷恩：《管理思想的演进》，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
       7．魏文斌：《现代西方管理学理论》，上海人民出版社，2004。
       8．黄群慧：《从战争看管理的发展》，《军事经济研究》，1992年第8期。
        注释：
    ①斯图尔特?克雷纳：《管理百年——20世纪管理思想与实践的批判性回顾》，中译本，海南出版社2004年版，前言，第1页。
    [1] 有关管理学经典著作可参考斯图尔特·克雷纳的《管理必读50种》，海南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
    [2] 芮明杰：《管理学——现代的观点》，第3~4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
    [3] 郭咸纲：《西方管理思想史》，第5页，经济管理出版社，2004。
    [4] 丹尼尔 A. 雷恩：《管理思想的演进》，第13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
    [5] 魏文斌：《现代西方管理学理论》，第4~5页，上海人民出版社，2004。
    [6] 郭咸纲：《西方管理思想史》，第5页，经济管理出版社，2004。
    [7] 这里制度环境的“制度”是界定人们选择空间、约束人们之间相互关系的一套正式规则，包括政治规则、经济规则和契约，以及由这一系列正式规则构成的一种社会等级结构，具体体现为政治制度、经济制度和社会制度以及具体的根据正式契约确定的各个经济单位（包括组织和人）之间的分工与协作制度、竞争与合作制度等。而这里文化环境中的“文化”可以理解为人们长期交往中形成的具有持久性、代代继承性的约束人们行为的非正式规则，包括价值信念、伦理规则、道德观念、风俗习性、意识形态。因此，制度环境和文化环境可以统一为整体的人文环境，如果说科学技术环境给管理创新主体的创新行为提供的是经过科学技术改造后的物质环境，而包括制度环境和文化环境在内的人文环境则为管理创新主体的创新行为提供了精神环境。另外，需要进一步说明的是，这里所谓的制度环境与新制度经济学中的“制度环境”并不完全相同，在新制度经济学中，“制度环境”和“制度安排”是区分开的，“制度环境”是一系列用以建立生产、交换和分配基础的基本政治、社会和法律的基础规则，而“制度安排”则是支配经济单位之间可能合作或者竞争的方式的一种安排。“制度环境”可以是一种“基础性的制度安排”，它决定、影响着其他的具体的“制度安排”。显然，由于对管理创新主体的管理创新活动的影响不仅仅是国家的基本政治、经济和社会制度，还包括具体的微观制度环境，因此我们这里的制度环境既包括新制度经济学正式的“制度环境”，又包括具体的正式制度安排的内容。
    [8] 转引自诺斯：《经济史中的结构与变迁》，第187页，上海三联书店，199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