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鲁克的愿景

 
    同熊彼特一样，出生并成长于末代奥匈帝国上层社会的德鲁克，终生保持着欧洲老派绅士的派头，带着浓重的维也纳口音，喜欢与人谈论19世纪初的维也纳，待人彬彬有礼，却又若即若离。在德鲁克的心目中，或许只有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维也纳，才是他真正魂牵梦绕的故乡。当然，“最后的完美世界”（The Last of All Possible World）包含着无法克服的矛盾。“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人类终究要走向明天。
    德鲁克的愿景，是那个一去不复返的完美社会吗？显然不是。同其他流亡美国的奥匈帝国遗民类似，他对故乡的那份眷恋，无论如何都不能否认。然而，无论是在维也纳，还是在伦敦，德鲁克一直意识到应该直面现实，对日益壮大的纳粹主义保持警惕。实际上，德鲁克向往的不是那个已经消失的战前世界，而是随着战前世界一起消失的“自由的功能社会”。
    法国近代著名作家斯塔尔夫人有言：“自由是传统的，专制才是现代的。”意指在传统欧洲社会，由于存在着教权与政权、贵族与国王、各级封建领主之间的对立，所以，欧洲社会并没有出现王权独大现象。萧功勤教授认为，这一点是中国古代和欧洲古代社会的本质区别。欧洲社会，由于存在着各种权力之间的冲突制衡，人们得以在中世纪的共同体中找到自治之路。同时，在田园牧歌式的共同体中，虽然人们不能随意流动，但不论是农奴还是自耕农，每个人都被赋予了特定的身份和地位，并且被期望发挥自身的功能。尤其是在领主间隙中发展起来的自治城市，奠定了市民社会的基础。因为那时的社会符合德鲁克“自由的功能社会”的标准，所以使他向往一生。
    然而，权力制衡是一种非常微妙的局面，一旦力量消长发生变化，平衡局面就会被打破。13世纪开始，随着政权在同教权的斗争中逐渐胜出，民族国家逐渐兴起，成为欧洲由中世纪共同体向近代社会转变的标志。由于民族国家庞大的财政支出和军费支出，导致国王逐渐将各种权力上收，原有的分散于各级封建领主、行业公会、地区联盟手中的财政权、司法权、保卫权等逐步被让渡给中央政府。权力的集中的另一面，就是传统的共同体自治逐渐丧失，随之自由没有了，专制出现了。按照社会学家斐迪南 · 滕尼斯的说法，这就是社会共同体向民族国家的转变过程。梅因认为，在这一转变过程中，由社会共同体赋予人们身份和地位，转变为了个人与个人之间，个人与国家之间的自由契约。在德鲁克看来，国家权力扩张的极端就是超级国家和极权主义。
    德鲁克认为，现代民族国家的出现，打破了传统共同体的同时，也使人们丧失了原先的地位和身份，二者的丧失并不代表人们已经不再需要，而恰恰是因为这一需要得不到满足引发出社会不安，才诱致了纳粹主义。就在梅因1861年得出“所有进步社会的运动，到此处为止，是一个‘从身份到契约’的运动”时，德鲁克却指出梅因没有看到的另一进程—始于19世纪60年代铁路、通讯大发展的现代企业的诞生进程。现代民族国家逐步将社会自治的传统权力中心逐渐蚕食时，现代大企业作为新的权力中心不可避免地成长起来，成为制衡政府的重要力量。
    政府的扩张，使人们丧失了原有的身份和地位，所以，德鲁克希望作为新社会代表机构的现代企业能够担负起这一历史责任。只有这样，才能够在工业社会重建自由的功能社会。然而从本质上讲，公司属于私人财产。由于企业的早期管理者坚持这一点，他们坚信“权责一致”，致力于不越权，只关注企业内部，一定程度上忽视了企业的社会责任。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德鲁克追求的自由的功能社会的轮廓，现代企业担负起原有的社会共同体职能，发挥成员的社会功能的同时，赋予其身份和地位，兑现其工业公民权，实现同政府权力的相互制衡，最终实现对公民自由的保障和自由社会的持续。
    但是，德鲁克的这一思想，并未得到工业界的认可。1946年德鲁克就提出工厂社区，却因为其主张具有“社会主义”色彩而被归入不合时宜的“左派”。根据德鲁克的观察，二战后的日本，立足于本民族文化，经过多年努力，终于形成了迥异于欧美国家的企业人事制度，使其企业起到了社会共同体作用，并且在20世纪七八十年代在同欧美企业的激烈竞争中胜出。这导致德鲁克曾经把目光聚焦于日本。不过，日本人的做法，并不是立足于个人自由的实现，与德鲁克的设想并不完全吻合。在1993年出版的《后资本主义社会》一书中，德鲁克如实指出：“日本人对工厂社区的忠诚，其出发点其实是恐惧感多于归属感。”
    早在1957年出版的《已经发生的未来》中，德鲁克看到多元社会正在形成，在多元社会中，企业不再是唯一的代表性机构，大大小小的非营利组织如雨后春笋般出现，成为发达国家社会力量的一种凝聚方式。德鲁克根据自己的洞见，敏锐地觉察到非营利组织不仅不应排斥管理，反而应该加强管理。20世纪70年代之后，德鲁克的关注点明显从企业向非营利组织转移。通过研究非营利组织管理，德鲁克认为企业有很多地方需要向非营利组织学习。
    从社会层面看，长久以来一直存在的非营利组织，在20世纪60～70年代后发展迅速，构成了社会学家所说的“第三部门”，对人们的政治观念产生了巨大影响。英国前首相布莱尔的老师吉登斯主张，要超越原有的左与右的分歧，放弃大政府和小政府之争，充分发挥第三部门的作用，走“第三条道路”。在德鲁克看来，非营利组织的崛起，无疑改变了社会的权力格局，使工业社会中企业同政府制衡的二元平衡，转变为企业、政府、第三部门互相制约的三元平衡。显然，这种三元平衡的格局要更加稳定。德鲁克认识到，在三方制衡互动的过程中，任何一方的过强或者过弱都会破坏这种动态平衡局面。为了维持这种平衡，三种组织都要加强管理。从这个角度，我们不难理解德鲁克对自己贡献的概括：“管理不仅是‘企业管理’，而且是所有现代社会机构的器官，尽管管理一开始就将注意力放在企业。”只有三类组织都能做到卓有成效，才能完成社会赋予它们各自的使命，这不仅关系到一个组织（如一届政府、一个企业或非营利组织）的兴亡，也关系到社会的稳定，而这恰恰是管理层的使命所在。
    所以，德鲁克晚年对非营利组织的关注，实际上有着很深的用意，表达了他的愿景。他希望在企业中没有得到实现的“工厂社区”理想，能够通过第三部门、企业、政府的互动实现。这样，德鲁克心目中的自由的功能社会就有了这样一个看得见的形象：“由企业组成的民间中心、由非营利组织组成的社会中心、由政府组成的公权中心相互协调，共同发展。”企业生产产品与服务，发挥人们的社会功能；非营利组织追求使命，赋予人们身份与地位；政府则致力于公共政策。三方互相制约，互相支持，共同支撑着自由的功能社会的运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