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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员注册【作者简介】常修泽(1945-)，男，山东省惠民县人，清华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研究员，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宏观经济研究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制度创新理论、人本体制理论、广义产权理论、中国发展转型理论，北京100084
| 【内容提要】 | 中国的长远发展目标是，到2050年力求“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其内涵，自然包括建成一个“现代化的创新国家”。这一艰巨的历史任务严峻地摆在每一个中国人的面前。中国欲建成现代化国家的宏伟目标，和21世纪国内面临的两大挑战——以劳动力为代表的要素供给格局的改变和资源环境约束增强的挑战，要求必须转变传统发展战略。同时，全球新技术革命、后金融危机时代的全球化和注重人的自身发展的三大潮流，也要求必须实施创新立国战略。“创新立国战略”，包括“企业层面创新”，但不限于“企业层面创新”；还包括“产业层面创新”，但不限于“产业层面创新”；更包括“国家层面创新”，但也不限于“国家层面创新”。这是一个涵盖国家、产业、企业三个层面在内的创新体系。更重要的是，其不仅涉及“技术自主创新”，更涉及“制度创新”问题，包括创新型人才体制、创新型教育体制、知识产权保护制度以及相关配套的经济体制等。基于上述分析，可提出包括“一个顶层”、“三架横梁”和“四根立柱”在内的完整的创新立国战略体系。 China's long-term development objective is to "build a socialist modernized state that is prosperous, powerful, democratic, highly civilized and harmonious" by 2050. To create "a modernized innovative state" is naturally part of the general objective, a challenging historic undertaking that engages all Chinese people. To achieve this goal, and to meet the two major domestic challenges in the 21st century, namely, changed demand and supply pattern of the labor force, and greater resource and environmental restrictions, China is bound to alter the extensive development strategy. On the other hand, the recent trends of global new technological revolution, globalization in the post financial crisis era as well as a new emphasis on human development also demand changes in state building strategy. This paper proposes innovation as a state building strategy, by which, the author means innovation simultaneously on the levels of the enterprise, industry and the state. As a strategy, innovation functions as a system that involves all these levels. It not only means "independent technology innovation", but also refers to "innovation of systems", including innovation talent system, innovation education system, the property right protection system and other supporting economic systems. What the author proposes is an integrated innovation strategy consisting of "one top", "three crossbeams" and "four pillars" for the purpose of state building. |
【关 键 词】////////国家创新/产业创新/企业创新/技术创新/制度创新
中国现正处在历史性转型的过程中。从现代史的角度看，中国已经经历了两波大的转型，这就是1949年开启的社会制度转型和1978年开启的“经济体制转型”。现在，第二波转型尚不能说已经完成，但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可以预测，一场新的、更大范围和更高层次的转型正在酝酿并将来临。[1]
在21世纪的“上半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具体目标是什么，中共“十八大”已经明确：到2050年，“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这样一个“现代化国家”，其内涵，自然包括建成一个“现代化的创新国家”。这一艰巨的历史任务严峻地摆在每一个中国人的面前。
到2050年，中国欲建成现代化强国的宏伟目标，和21世纪国内面临的两大挑战——以劳动力为代表的要素供给格局的改变和资源环境约束增强的挑战，要求必须转变传统的粗放型发展战略。而从全球视野看，在全球新技术革命、后金融危机时代的全球化和注重人的自身发展的世界三大潮流面前，必须推进全面创新。为此，笔者提出了“创新立国战略”。
创新立国战略是一个涵盖国家、产业、企业三个层面在内的创新体系。更重要的是，它不仅涉及“技术自主创新”，更涉及“制度创新”问题，包括创新型人才体制、创新型教育体制、知识产权保护制度以及相关配套的经济体制等。基于此，本文就创新立国战略体系的基本问题进行理论探讨，故称“导论”。
一、创新立国战略提出的国内背景
为什么要提出创新立国战略，从国内角度分析，基于以下三个方面的考虑：
(一)中国2050年建成现代化国家的战略要求
中共“十八大”后，国家决策层提出了寻求“最大政治公约数”的命题。
那么，当今中国社会“最大的政治公约数”是什么？或者说能够凝聚当今社会各种政治力量、各个社会阶层的最大共识是什么？人们看得越来越清楚，是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在21世纪的前半叶，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按照中共“十八大”报告所提出的设想，分为两个相互衔接的目标：其一，到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其二，到2050年“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这样一个“现代化国家”，从本文研究的创新角度分析，其内涵也应该是一个“现代化的创新国家”。
那么，如何在2050年以前，把中国建成一个“现代化的创新国家”呢？这一艰巨的历史任务严峻地摆在13亿国人面前。为了探究这条振兴之路，需要对改革开放以来国家所实行的经济发展路子和方式进行冷静的分析和评估。
中国是一个人口众多，经济不发达且经济结构严重失衡的国家，加上在改革开放前，由于受根深蒂固的计划经济束缚和长期的闭关锁国政策的影响，经济体制极其僵化，经济发展十分粗放。1978年，中国共产党开始“伟大觉醒”、决定改革开放之时，中国的经济发展就是在这样一个基础上展开的。[2]
鉴于面临的现实基础和资源禀赋，加之当时的国际经济环境，因此，在改革开放第一个30年中，中国的工业化走的是一条以“出口加工”为特点的道路：
1.从劳动力资源丰富的实际出发，着力发挥中国特有的人力资源优势，具体表现为大力发展劳动密集型的加工制造业，虽然当时也提出提高科技含量，但从整体上说，发挥劳动力优势是第一位的；
2.从“汪洋大海”般的农村出发，寻求发展城市工业与发展乡镇工业结合之路，在相当一段时间内，乡镇工业是作为城市工业的“友军”而“突起”的；
3.从长期计划经济统治的实际出发，把经济结构的“转型”与经济体制的“转轨”结合起来，“两转”并进，这是世界上市场经济国家所没有的。
在这里，丰富的劳动力资源，“汪洋大海”般的乡镇工业，以及经济结构“转型”与经济体制“转轨”双线艰难而渐进式的推进——经济发展的这三个特殊元素，决定了中国在改革开放前期必然要走“加工大国”(或称“世界工厂”)的道路。
30年过去了，这条“加工大国”(或称“世界工厂”)的道路究竟怎样？笔者用12个字来概括：确有成绩；代价很大；难以为继。
第一，确有成绩。
改革开放30年来，由于包括“加工制造”等多方面贡献的作用，中国经济增长速度是举世瞩目的(见图1)。
图11978-2011年中国经济增长趋势图(GDP)(%)
以上是大陆部分，从中华民族的角度，如把大陆增长与台湾地区增长作一比较，大陆经济增长的强劲性更加明显。
图2所显示的都是两岸官方的数据，其GDP都折算成美元，同时汇率也都是当年官方的汇率(故两表中有汇率变动的因素)。1978年，大陆的GDP总量只有1473亿美元，经过30多年的努力，到2010年，达到6万亿美元。台湾地区的发展也不错，GDP总量从1978年275亿美元，到2010年达到4304多亿美元，并且早就跻身亚洲“四小龙”行列。相比之下，大陆发展速度更高一些。
图2大陆与台湾GDP增长总量及比率对比图
如果把中国与欧美国家比较，则增长更明显。正因为发展迅速，所以，30年内，中国经济在世界上的位次不断提升，以致在2011年跃升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这些，已有大量报道，此处不再赘述。
第二，代价很大。
虽然中国经济取得了高增长的成绩，但是，这些成绩的背后，是“中国制造”这种传统的经济发展模式所付出的沉重代价：其一，是劳动力低廉的代价。可以这样说，高增长的经济红利是以牺牲广大劳动者(特别是农民工)的利益来换取的，这其中不乏“带血的GDP”和“带泪的GDP”；其二，资源环境的代价。表现为大量的资源消耗和环境严重污染。笔者在《广义产权论》一书的题记中写道：“反思这场金融危机和环境危机，我发现：美国人透支的是家庭财产，中国人透支的是国民资源——从人力资源到自然资源到环境资源。透支资产的困于当前，透支资源的危及长远。”[3]考虑到所付出的沉重代价，中国在发展思路上必须改弦易辙。
第三，难以为继。
现在中国面临的是一个历史性的尴尬，即虽然中国是一个“加工大国”，却是一个“创新小国”，尤其是自主创新不足。如果说，前些年，那种粗放型的高消耗、高污染、低劳动力成本的加工型道路还能勉强维持的话，那么，在21世纪第二个10年开启的新阶段，则已走到尽头，再也不能维持下去了，必须改变战略，从“中国制造”向“中国创造”转型，从“加工基地”向“创新高地”转变。
深层的原因是，在新阶段，中国经济的内外环境将发生重要的变化和挑战。就国内来说，主要是中国人口结构的重大变迁和“刘易斯拐点”的到来，以及资源环境矛盾的进一步显现；就全球来说，主要是全球新技术革命潮流、后金融危机时期的全球化潮流和注重人的自身发展潮流三大潮流。下面将深入分析这些挑战。
(二)以劳动力要素为代表的要素供给格局之变化
科技革命的核心是人的发展问题。笔者认为，传统经济发展模式遇到的挑战，首先是劳动力供给结构变化及“人口红利”的变化所带来的新情况。
从未来发展趋势看，中国的资源禀赋结构和低要素成本优势将会逐步发生变化。特别是由于中国的人口结构所发生的根本性变化，“人口红利”对加工出口的推动效应将会逐步减弱直至消失。
相关资料表明：由于快速的人口结构转变，目前新增劳动年龄人口数量正经历着急剧的下降过程。2007年新增劳动年龄人口的数量，由前一年(2006年)的1491万大幅下降到894万，并可能由此开始单边下降的趋势。据预测，2017年新增劳动年龄人口将“首次出现负值”，即劳动年龄人口的总量将开始减少。
与此同时，中国的老龄化问题在加重。始于2010年的大陆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显示，中国大陆总人口为13.4亿人，其中0—14岁少年儿童人口2.22亿，占16.6%，比2000年人口普查下降6.29个百分点；15—59岁年龄人口为9.4亿，占总人口比重70.14%；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总量增至1.78亿，占13.26%，比2000年人口普查上升2.93个百分点，其中65岁及以上人口占8.87%，比2000年人口普查上升1.91个百分点。在1953年，中国老年人口为0.45亿人，只是0—14岁少年儿童人口的1/5；至2010年，老年人口数量增加到1.78亿人，相当于少年儿童人口的4/5。
中国人口的结构性变化也将使人口抚养比的走势出现扭转。图3显示，自20世纪80年代初以来，中国少儿抚养比大幅下降，老年抚养比只是缓慢上升，总抚养比持续下降，这使得中国此阶段得以凭借人口红利，在国际竞争中充分享受到低要素成本的优势。但这种格局在未来几年将会发生某种转变。有预测认为，从2013年开始，人口抚养比将停止下降的趋势，转而逐步上升并呈现加快趋势，中国的人口红利将耗尽，劳动力供给的优势将不复存在。[4]
图3中国人口抚养比的变化情况
资料来源：《中国统计年鉴》(1983-2011)。
可以预期，随着劳动力资源从无限供给发展到供求趋于平衡，再到出现结构性的短缺，将导致工资成本的相应提升。事实上，近年来，中国名义劳动力成本已经呈现出持续上涨的态势。特别是由于劳动者主体的变化(所谓“二代新移民”)，以及其他因素的作用，这一态势更加明显。根据国家统计局农村调查队入户调查数据，2003-2009年，农村外出务工人员月平均工资，东部地区从760元增加到1455元，年均增速为11.4%；中部地区从570元增加到1389元，年均增速为16%；西部地区从560元增加到1382元，年均增速为16.2%。
从国际比较的角度看，近10年来，中国工资的上涨速度一直高于亚洲其他地区(见图4)。国际劳工组织(ILO)的研究表明，从2000年到2009年，中国工人实际工资的年均涨幅为12.6%，而印尼为1.5%，泰国为零。这无疑在中国依托低劳动力成本优势，与亚洲周边国家进行出口加工竞争的格局中，增添了掣肘性因素。
图4近年来工资增长率①的国际比较
资料来源：国际劳工组织全球工资数据库。
(三)国内资源环境约束增强的挑战和倒逼
探讨创新立国战略，不仅应“远虑”劳动力格局的变化，而且还要“近忧”资源环境对经济和人的影响。
中国古代典籍《庄子·达生》曰：“天地者，万物之父母也。”《易经》则更强调“三才之道”，即“天之道”、“地之道”、“人之道”。当代人类可持续发展是一个包括人的生存发展环境(“天”)、人的生存发展资源(“地”)和人的生存发展自身(“人”)在内的完整体系。
在现实当中，人类正面临着环境问题(“天”)和资源问题(“地”)的严峻挑战，以及前面分析的劳动力(“人”)成本变化的挑战。“天”、“地”、“人”三界所出现的诸种新情况、新矛盾，向中国的“加工大国”发展模式提出了新挑战。
1.先看“天”(环境)
中国的环境压力不断增大。近年来，主要的污染物排放处于较高水平，单位GDP二氧化碳排放约是世界平均水平的两倍。而中国一些传统出口优势产品，如印染、皮革、毛皮等制品本身就是对环境污染较大的产品。同时，部分发达国家利用中国尚不完善的环保体系，将一些对环境不利的加工工业，如化工、建材、冶炼、制药等向中国转移，从而进一步加重了中国环境污染的程度。据统计，在中国吸收的FDI中，约有25%进入了污染型产业。这些外资企业产品的出口给中国的生态环境带来严重后果。此外，为扩大出口而过度开采资源的做法也加重了生态破坏。
2009年，在哥本哈根召开的联合国气候大会前夕，中国政府明确提出碳减排目标：到2020年，单位国内生产总值二氧化碳排放比2005年下降40%—45%，作为约束性指标已纳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中长期规划。这无疑会对过度依赖加工出口、过度依赖要素投入的增长模式构成约束，势必倒逼由“粗放”到“集约”的转变，这里最关键的是技术创新。
2.再看“地”(资源)
中国是一个人均资源占有量相对缺乏的国家。请看以下事实：
首先，土地资源方面。尽管中国土地总面积约占世界土地总面积的7%左右(排在俄罗斯和加拿大之后，位居世界第3位)，但人均土地面积仅相当于世界平均水平的1/3，其中人均耕地1.4亩，只相当于世界人均耕地水平的43%。
其次，矿产资源方面。尽管中国已探明的矿产资源总量约占世界的12%，仅次于美国和俄罗斯，居世界第3位，但人均矿产资源储量不及世界平均水平的1/2。
再次，水资源方面。尽管中国拥有的水资源总量占全球水资源的6%，位于巴西、俄罗斯、加拿大、美国和印度尼西亚之后，居世界第6位，但人均水资源占有量仅相当于世界人均水资源占有量的1/4，是联合国认定的“水资源紧缺”国家之一。
最后，森林资源方面。中国森林覆盖率仅相当于世界平均水平的61.52%，居世界第130位；人均森林面积不到世界平均水平的1/4，居世界第134位；人均森林蓄积不到世界平均水平的1/6，居世界第122位。
在资源匮乏的情况下，传统的高加工、高出口格局受到资源约束的矛盾进一步凸显。目前，中国出口的产品中相当一部分为高度依赖于原料加工的劳动密集型和资源密集型产品。这种产品出口越多，对能源和资源消耗就越大，由此导致对世界市场的资源依赖越强。为什么近年来不断发生其他国家与中国之间展开资源之战(包括“矿石战”、“石油战”等)？深层的原因就在于此。
图5显示，进入新世纪，中国能源消费出现了前所未有的高增长态势。能源消费总量从2000年的14.6亿吨标准煤增加到2010年的32.5亿吨标准煤，这10年的能源消费增量竟是之前20年(1980-2000年)能源消费增量的2倍。中国能源消耗量的剧增，从其在全球工业原材料用量增长中所占的比重中可以清晰地看出来。以2005年为例，中国的铝用量增长占了全球铝用量增长的50%，铁矿石占84%，钢材占108%，水泥占115%，锌占120%，铜占307%，而镍更远超307%的水平。中国已经成为全球最大的铜、镍和锌耗用国。
图5近年来中国能源消费总量的变化情况(亿吨标准煤)
资料来源：《中国统计年鉴》。
能源消费的快速增长和能源消耗强度的急剧增加，导致了资源供需缺口逐渐增大。从1992年开始，中国能源消费量开始超过能源产量，特别是2003年以来，能源产量与能源消费量之间的缺口快速拉大，从2003年的11886万吨标准煤扩大到2010年的28023万吨标准煤。这也使中国资源对外依存度不断攀升，未来将可能不得不承受资源价格上涨所带来的典型的外部供给冲击。
首先，石油方面。由于石油消耗与产量之间的巨大缺口，中国从1993年开始就成为石油净进口国。近几年，石油对外依存度持续上升，2010年超过55%，目前中国已是全球第二大石油进口国。
其次，铁矿石方面。对外依存度从2002年的44%提高到2009年的69%，中国已成为全球最大的铁矿石进口国。
最后，煤炭方面。中国目前已经是全球最大的煤炭消费国。尽管本国拥有巨大煤炭资源，但正在超越日本成为全球最大煤炭进口国。而仅在几年前，中国还是煤炭净出口国。
未来10年情况如何？根据《全国矿产资源规划(2008-2015年)》预测，到2020年，如果不加强地质勘查和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届时，在45种主要矿产中，中国有19种矿产将出现不同程度的短缺。石油的对外依存度将上升到60%，铜和钾的对外依存度仍将保持在70%左右。
探讨人类的生存和可持续发展问题，可以有四条路线，即：技术创新路线、结构调整路线、政府规制路线、产权运作路线。在上述四条路线中，技术创新路线是极为重要的路线。世界有识之士指出：“未来属于领先新能源技术的国家。”②美国总统奥巴马之所以不遗余力推进新能源革命，盖源于此。中国要实现可持续发展，必须重视科学技术的支撑和引领作用。虽然按照国际公约，发达国家有责任向发展中国家提供技术转让(这不是援助，而是历史补偿)，但是，中国不能坐等发达国家的技术转让，必须积极探索一批占领制高点的先进技术。这是研究资源环境约束得到的最深切的体会和结论。
二、创新立国战略提出的全球背景
上一部分着重分析了国内因素及其带来的挑战，虽然其中也涉及国际，但主要着眼点还是国内问题。这一部分将换一个视角，着重从全球新技术革命的潮流、后金融危机时代的全球化潮流和注重人的自身发展潮流的战略高度，来探讨创新立国战略的客观必然性。
(一)21世纪全球新技术革命的潮流
20世纪80年代，美国经济学家罗默(Romer，1986)、卢卡斯(Lucas，1988)在研究经济增长时，曾将知识作为“内生变量”放入生产函数中，从而在理论上揭示了知识对经济增长的作用，卢卡斯因此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进入21世纪以来，科技进步比20世纪更为显著。这场革命也被人称之为“第三次工业革命”，主要表现在信息革命和生物技术革命等方面。
在信息革命方面，人类社会的“先头部队”正在从工业社会迈向信息社会，包括“云计算”、“e世界”等信息技术以异乎寻常的速度迅猛发展。信息技术作为当代最具潜力的生产力和人类最重要的“经济”资源，已成为诸多生产要素中的第一要素，统领资本、土地和劳动力等生产要素，为经济增长作贡献。同时，在生物技术领域也正在进行着一场革命。
信息技术和生物技术的革命性变革，必将给人类经济和社会发展带来巨大的挑战，包括对整个社会的经济——技术模式以及对产业、行业、企业等各方面产生影响。由于新技术革命的推动，曾经对经济增长发挥作用的生产要素、交易方式、主导产业及消费领域，都将或先或后地发生变化，甚至是革命性的变化。
在当今全球科技革命深入推进、国际竞争日益激烈的时代，一国要获得持久的竞争力，不能仅仅依靠资源禀赋和要素成本的比较优势，而必须着力发挥竞争优势，而要获取竞争优势，其根本和关键的一招是实行创新驱动。
我们可以看一下世界经济论坛(WEF)发布的《2011-2012年全球竞争力报告》。该报告依据全球竞争力指数(GCI)，对全球142个经济体进行了评测。该指数由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经济学教授萨拉-伊-马丁(Xavier Sala-I-Martin)设计，于2004年首次引入。GCI由基础条件、效率提升、创新与成熟度三大类共12个项目决定。基础条件是指制度、基础设施、宏观经济稳定性、健康与初等教育；效率提升因素有高等教育与培训、商品市场效率、劳动市场效率、金融市场成熟性、技术准备、市场规模；创新和成熟度因素包括商务成熟性和创新等。
在2011-2012年度竞争力排名中，瑞士、新加坡和瑞典位列前三位，被称作三“S”国家。这三国共同点是在创新方面有较强的实力。以瑞士为例，其在12个大项中表现均很强劲，其中最强的三项为创新、技术设备、劳动力市场效率。瑞士的科研机构领先，产学研结合紧密，企业研发投入可观，研发成果也能迅速转变为可进入市场、受到知识产权保护的商品。
除三“S”国家外，另一个较好发挥创新优势的国家是日本。该国总体排名第9位。其中，商业成熟度排名第一，创新性排名第四。日本企业注重研发，拥有大批高素质的科学家和工程师，产品附加值高。
再看中国在12个分项的排名：制度第48名，基础设施第44名，宏观经济稳定性第10名，健康与初等教育第32名，高等教育与培训第58名，商品市场效率第45名，劳动市场效率第36名，金融市场发展第48名，技术设备第77名，市场规模第2名，商务成熟度第37名，创新第29名。从中可以看出，尽管中国在市场规模、宏观经济稳定性方面优势明显，但在创新方面的表现却令人无法满意，特别是在技术设备、高等教育与培训等方面亟待提高。
另外一份由“信息技术和创新基金会”(ITIF)于2011年7月发表的题为《大西洋世纪》的研究报告也传达出类似的信息。该报告对全球40个国家和若干国际经济体的“全球创新型竞争力”(Innovation-based Global Competitiveness)，依据特定的指标体系进行了排序。中国在40个经济体总排名中位列第34名，而另外两个东亚国家——韩国和日本则分别位列第5位和第11位。这也反映出中国与世界发达国家在“创新型竞争力”方面的明显差距。
总之，当今世界新技术革命的崛起，逼迫中国必须采取“创新立国”战略。
(二)后金融危机时代经济全球化新趋势的挑战
讨论中国面临的全球挑战，尤其要重视后金融危机时代全球经济再平衡问题。从世界经济角度来看，此次国际金融危机和世界经济衰退，是长期以来欧美等发达国家主导下国际金融和贸易体系失衡的结果。欧美等发达国家意识到，如果想从根本上走出危机，就有必要使世界经济达到一个新的制衡点。而这种再平衡将对中国的创新带来严峻的挑战。这里依据最新的资料从四个方面的挑战进行分析。
挑战之一：未来几年全球经济将进入一个相对缓慢的增长期。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对全球经济增长的预测，今后几年全球经济增速将难以恢复到全球金融危机前的水平。其中，发达经济体在2011-2014年间的“最高”年增长率预期为2.6%，这与其在2004-2007年期间“最低”年增长率为2.6%的情形构成鲜明的反差(见图6)。
图6新世纪以来及未来几年全球和主要发达经济体经济增长率的变化情况(%)③
资料来源：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经济展望》。
挑战之二：主要发达经济体主权债务问题日益突出。表1和表2显示，原本政府债务水平和赤字负担率就比较高的一些发达经济体，经过本轮危机的刺激计划之后，赤字率和债务率均进一步上升。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预测，到2014年，除了德国和加拿大，七国集团的其它几个国家政府债务占GDP的比重都将超过100%。
在发达经济体中，作为中国最大的贸易伙伴，欧洲受到主权债务危机的冲击最为明显。国际金融危机后，先是一些中小经济体陆续面临财政金融困境，之后向较大经济体蔓延。表3列出了所谓“欧洲五国(PIIGS)”2010年的赤字率(财政赤字/GDP)和债务率(政府负债/GDP)。可以看出，上述两项指标的水平已经远远超过了现行欧盟《稳定与增长协议》所规定的欧元区各国赤字率和债务率不得超过3%和60%的上限。从中长期看，欧洲存在着严重的财政问题，折射出深刻的“民粹—福利主义”困境和效率缺失的发展陷阱，由此导致的经济活力不足、经济增长乏力的局面，亦将在较长一个时期内影响到中国的外需环境。
中国的另一大贸易伙伴美国同样面临严重的政府债务和财政赤字问题。2011年5月，美国国债规模触及法定上限，虽于8月最终通过提高债务上限法案，但基于对美国中长期债务水平过高和减赤规模不足的担忧，美国评级机构标准普尔公司将美国主权信用评级从AAA级降到AA+级，这是美国的主权信用级别有史以来首次遭到调降。从中期看，由于政治分歧严重，美国在制定一个有效的财政整顿计划以恢复公共债务可持续性方面阻力重重。
日本的政府债务率更是长期居高不下，在2008年就达到174.1%，此后进一步上升。鉴于该国财政赤字巨大以及债务负担不断增加，日本主权债务信用评级也遭到调降。继标准普尔公司于2011年1月将日本国债信用评级从AA下调至AA-后，另一评级机构穆迪公司于同年8月将日本国债信用评级从Aa2下调至Aa3，更加凸显出长期以来日本政府债务高企的严峻状况。
挑战之三：发达经济体家庭可支配收入持续下降和消费者“去杠杆化”趋势日益明显。这或许是未来几年对中国外部需求最直接的负向冲击因素。
一方面，在发达经济体经济增长前景不甚乐观的同时，就业形势也受到明显影响，甚至出现“无就业的增长”。在失业率居高不下的情况下，家庭可支配收入增幅放缓甚至出现绝对水平下降(见表4)，这必然会影响家庭的消费能力。
另一方面，国际金融危机发生后，随着全球经济出现再平衡过程，部分发达经济体“低储蓄、高消费”的经济发展模式被动调整，居民消费方式从“过度消费”向“量入为出”变化，家庭净储蓄占可支配收入的比重开始上升(见表5)。这一消费者的“去杠杆化”趋势也大大压缩了中国外部需求的增长空间。
挑战之四：国际经济衰退引发较为明显的贸易保护主义。事实上，近年来，随着中国出口的大幅增长，中国与别国的贸易摩擦数量就已经急剧上升，成为全球贸易摩擦目标国之首。不单“两反两保(反倾销、反补贴、保障措施和特别保障措施)”等贸易摩擦案件一如既往地猛增，各种技术性贸易壁垒、知识产权壁垒等新型保护主义手段也日益增多。随着国际金融危机的爆发，贸易摩擦进一步加剧。2009年，中国年度遭受贸易调查突破100起大关。在各类贸易壁垒中，反倾销是中国遭遇最早、对中国影响相当大的措施。中国已连续15年成为全球遭受反倾销调查、被实施反倾销措施数量最多的国家。同时，作为全球碳排放量最大的发展中国家，随着气候变化逐渐成为各国关注的焦点，一旦碳关税被发达国家普遍采用，中国的出口产品将遭遇更多的绿色壁垒。
上述种种国际经济环境的不利变化，都凸显了外部依赖的脆弱性和不可持续性，传统的以“加工出口”为特征的发展模式遇到挑战。
(三)当代世界注重人的自身发展提出的新课题
讨论全球化的挑战，除了科技革命和经济全球化之外，还有一个新的角度——人类自身发展的潮流问题。在笔者看来，当今世界“人的主体性”的释放对传统发展模式的影响不可忽视。
1998年，笔者在《21世纪中国企业创新探讨》中提出：从当代世界新技术革命兴起后的最新实践看，新技术革命不仅推动着经济的发展，同时也在重塑着人自身。[5]④该文中引用了1997年美国学者戴维·布鲁克斯发表的《无限制资本家》一文，来探讨如下新情况：伴随着信息经济的推进，在美国等发达国家，一代“新人”——Cosmic Capitalists(新华社译为“无限制资本家”)开始出现。按照美国学者的分析，这批人：(1)是“新的技术力量创造出来的新人”；(2)“是技术专家，是商人，又是艺术家”；(3)“他们喜欢新概念，新思想，新的思维方式，喜欢变革，喜欢破除传统的东西”；(4)“他们不信仰宗教，不喜欢等级制，认为等级、职务头衔是限制性的，已经过时”等等。[6]
2008年，笔者在《人本体制论》里，进一步发挥了“无限制的新人”观点，提出在这批新人所体现的“无限制”特点背后所隐含的思想，就是更富独立性和开放性。[7]如果说，20世纪90年代我们关注“无限制的新人”，还只是理论兴趣的话，那么，到了20世纪初美国乔布斯的出现，使整个社会眼睛为之一亮，看到了一个当代“无限制新人”活生生的样板。而一代“无限制新人”的出现，对传统发展模式提出挑战：一批一批的乔布斯呼唤“乔布斯的发展模式”。⑤
除了“无限制的新人”以外，另一个相关的问题是“人本发展导向”问题。环顾世界，这些年来，一些具有人文主义思想的学者日益关注人自身的命运问题。例如，古雷特(Goulet)提出，发展的核心价值和基本要素应包括三个方面：一是“生存”，指创造满足人类基本需要的能力；二是“自尊”，指自重和独立性的感觉；三是“自由”，指从贫困、无知和卑贱三种状态中摆脱出来，使人们具备更大的能力来决定他们自己的命运。[8]另一位经济学家佩鲁(Perroux)也指出，真正的发展必须是经济、社会、人、自然之间的全面协调共进；并坚持认为，应把“人的全面发展”作为发展的根本目标与核心价值取向。[9]
在这方面，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阿马蒂亚·森(Sen Amartya)提出的“以自由看待发展”的理论尤其宝贵。按照阿马蒂亚·森的理论，发展的本质在于扩展人的可行能力(capability)，即人们过自己认为有价值的生活，做自己想要做的事情，以及实现自己想要达到的状态的能力。[10]这里的“过”、“做”、“实现”是人自身自由发展的三大重要支点。
顺应人类自身发展的潮流，联合国计划开发署(UNDP，2010)提出，现代经济发展方式，必须要从以物质财富增长转向人的需求，经济发展的目的在于满足和实现人的发展。为此，人类发展增添了较多的人文关怀，“幸福指数”、“人类发展指数”等应运而生，并成为经济发展的新思路。
促进人的自身发展的提出，对传统的经济增长模式提出挑战：那种以GDP为主导，为追求粗放增长而不惜牺牲“人的主体性”的路子再也不能继续下去了。
通过对新技术革命、后金融危机时代全球化和人的发展潮流的分析，可以看到，在新的历史阶段，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国际经济环境已经发生了很大变化。在这种情况下，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就必须要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推进全面创新。从这个角度讲，创新立国是应对新技术革命、全球化挑战，并适应当今世界人的发展潮流的战略举措。
三、创新立国战略的理论框架及主要内容
(一)关于创新立国体系的研究基础
将创新理论及创新立国体系作为国家整体战略的组成部分，笔者对其的研究经历了一个探索过程。
1.20世纪80年代：从《企业创新论》切入
笔者对于创新体系的探讨是从企业层面切入的。1988年，笔者主笔完成了论文《企业创新论》。此文剖析了传统体制下的“企业创新萎缩症”，揭示了企业缺乏创新内在冲动的严酷现实及其“企业创新萎缩症”的制度原因。在此基础上，提出了关于社会主义企业创新机制构造的理论构想和机制体系。笔者认为，要构造一个比较完备的创新机制，必须解决以下五个方面的问题：(1)必须造就一支庞大的企业家队伍和技术创新者队伍；(2)培育统一的、完整的市场结构，为企业创新提供良好的宏观市场环境；(3)保证企业创新所需的资金量，为企业创新提供必需的物质条件；(4)制定和落实企业追求创新的政策，以调动企业和有关人员创新的积极性和创造性；(5)建立企业创新的一整套科学的考核指标体系。
论文最后指出：“激发企业的创新冲动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工程。不进行创新的企业随着改革的深入发展将无立锥之地。一个充满活力的经济机体，就是由众多的具有新陈代谢的创新企业所组成的。可以预见，在新经济体制下，过去存在的‘企业创新萎缩症’将会基本得到治愈。”[11]
2.20世纪90年代：系统探讨现代企业创新体系
20世纪90年代初，笔者承担了国家“八五”哲学社会科学重点科研项目“中国企业制度创新研究”。经过几年的研究，于1994年出版了38万字的《现代企业创新论——中国企业制度创新研究》。此书对中国企业整体创新的目标架构、运作方式、创新内容以及创新主体进行了系统阐述，基本形成了一个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适应的现代企业创新体系。其中，就创新内容而言，重点提出技术创新、市场创新以及更深层次的制度创新。
笔者在书中指出：技术创新作为一种新的生产方式的引入，具体指企业中从投入品到产出品的整个物质生产过程所发生的“革命性”变化或称“突变”。伴随着新技术的出现和新产品的开发，必然带来企业对新市场的开拓与占领。市场创新，就是企业从微观角度促进市场构成的变动和市场机制的创造，以及伴随新产品的开发对新产品的开拓、占领，从而满足新需求的行为。
书中特别探讨了企业制度创新。指出制度创新实际上是对利益格局的调整，强调这种调整在新世纪向市场经济体制冲刺时期尤为重要。书中尝试性地提出了中国企业制度创新的三大理论依据，即“资源配置‘换体论’”、“企业产权重组论”和“资本运营效益论”以及“寻求现代市场与科层新组合”的理论构想。⑥
至此，始于20世纪80年代后半期的关于企业创新的研究基本形成体系，从而为下一步研究创新立国战略问题奠定了基础，但从创新立国战略体系角度看，这只是战略的微观基础而已。
3.世纪之交：探索先进生产力发展的内在规律
20世纪90年代中期，笔者关于创新立国问题的研究视野得到拓展：即逐渐由微观层面向宏观层面升华。此后，参与了“国家经济发展战略”和“先进生产力问题研究”两大重点课题。在此研究中，侧重从理论上探索了先进生产力自身的发展规律。
2001年，笔者在《关于先进生产力的内涵、特征及发展规律性研究》(为十六大报告起草工作提供的内部研究报告的专题报告)中，提出了五条规律性认识：(1)科学发明——技术创新——产业化推进，是先进生产力发展的基本路径；(2)量变——部分质变——根本质变(突变)，是先进生产力取代落后生产力的运行方式；(3)开拓新产业和改造传统产业，是先进生产力向整个社会生产领域“挺进”的两条主要战线；(4)局部发达地区创造——向国内更大范围扩散——向不发达国家和地区转移，是先进生产力发展的空间运动规律；(5)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利用后发的某些有利条件，先进生产力有可能促进某一产业乃至社会生产力的跨越式发展。在这五条中，科学发明、技术创新是基础性的东西。⑦
如果说，关于“企业创新”的研究是寻求“微观支撑”的话，那么关于“先进生产力问题研究”则侧重于奠定创新立国战略的理论支撑。
4.21世纪第一个十年：提出《中国经济发展模式转型提升论》
经过上述较长时期的研究和探索，到2010年左右，笔者关于创新立国的思路基本形成。在21世纪的第一个十年，笔者一直在思考：从中国历史纵深大视野审视，下一步面临一种什么样的战略转型？在研究的基础上，笔者提出了“中国第三波转型理论”。其基本思路是：第一波转型，社会制度转型。1949年建立新政权，建设“新民主主义社会”(但是非常遗憾，很快就抛掉了新民主主义，堕入了“斯大林模式”之中)。第二波转型，经济体制转型。从1978年开始，迄今改革仍然在攻坚的过程中。下一步中国面临着第三波转型。其内容可用20字概括：“经济转型，政治变革，社会共生，文明融合，天人合一。”第三波转型的基调为：“告别边缘，告别隔阂。走向复兴，走向融合。兴而不肆，融而不阿。”⑧
第三波转型是从民族复兴角度提出的整体转型战略，那么，其中经济转型的战略是什么？在研究国家十二五经济社会发展思路的过程中，笔者于2009年11月完成了内部研究报告，《人本 绿色 创新 协调——新阶段中国发展基本方略探讨》，提出了“人本、绿色、创新、协调”的八字方略。其中，创新发展战略与人本导向战略、绿色发展战略、协调(内外、产业、区域、城乡)发展战略，共同组成国家新阶段的战略体系。⑨
在内部探讨的基础上，笔者对中国经济发展模式本身的内在矛盾进行了剖析，提出了《中国经济发展模式转型提升论》，在此论中提出，由“中国制造”转向“中国创造”是中国经济发展模式转型提升的一个战略标志。
文中指出，现在中国面临一个历史性的尴尬，也是一个民族的尴尬。虽然中国是一个“加工大国”，却是一个“创新小国”。过去30年，中国给外部的一个印象是“世界工厂”，就技术而言，自主创新不足。下一步应促进从“中国制造”向“中国创造”的转型，由“加工基地”向“创新高地”转变。这一战略命题的提出，标志着创新立国战略思路的清晰化。但，这还只是一个战略思路，尚未形成系统化的国家战略体系。
(二)创新立国战略的逻辑构架设计
创新立国战略作为国家发展战略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强调的是战略性、宏观性和思想性，而不是战术性、微观性和技术性。“创新立国”战略包括“企业层面创新”，但不限于“企业层面创新”；它包括“产业层面创新”，但不限于“产业层面创新”；它更包括“国家层面创新”，但也不限于“国家层面创新”。它是一个涵盖国家、产业、企业三个层面在内的创新体系。更重要的，它不仅涉及“技术自主创新”，更涉及“制度创新”问题。主题：“创新立国”；主线：由“加工大国”向“创新大国”转变。在这里，“创新立国”是比“技术自主创新”和“国家层面创新”更广泛、更深刻、更富有战略性的概念。
基于建立一个完整的创新立国战略体系考虑，应分为三大部分。如果把这一体系比喻成构建一座“大厦”的话，那么，从内在逻辑上说，三大部分分别相当于大厦的“顶层”部分、大厦的“横梁”部分和大厦的“立柱”部分。
第一部分相当于大厦的“顶层”，包括两个层次：第一个层次从中华民族复兴的历史使命和时代挑战的高度提出中国创新立国战略；第二个层次从化解加工大国内在矛盾(包括结构性矛盾、体制性矛盾以及政策性扭曲的矛盾)的视角提出必须由“加工大国”向“创新大国”战略转型。
第二部分相当于大厦的“横梁”，包括三个“横梁”，重点分析三个层面的创新体系，即：国家层面的创新体系、产业层面的创新体系和企业层面的创新体系。
第三部分相当于大厦的“立柱”，探讨创新立国战略的体制支撑(共四个“立柱”)。第一支柱为创新型人才体制支撑、第二支柱为创新型教育体制支撑、第三支柱为知识产权保护体制支撑、第四支柱为迈向“创新大国”的相关配套体制支撑。
图7创新立国战略体系逻辑示意图
(三)创新立国战略的理论要点
根据创新立国战略的上述逻辑框架，笔者认为，一个完整的创新立国战略体系，应当包括以下九大要点：
要点一，创新立国战略的国内外背景。国内背景分析：2050年中国欲建成现代化国家的宏伟目标，和21世纪国内面临的两大挑战——以劳动力为代表的要素供给格局的改变和资源环境约束增强的挑战，要求必须转变粗放型发展战略。全球视野分析：顺应全球新技术革命、后金融危机时代的全球化和注重人的自身发展的三大潮流，要求必须实施创新立国。
要点二，创新立国战略的逻辑和历史起点——加工大国的内在矛盾分析。重在揭示中国作为“加工大国”的深层所潜藏的三组内在矛盾：第一组，贸易结构、内外需求结构、要素投入结构三大结构性矛盾；第二组，为劳动力体制和土地要素定价扭曲等体制性矛盾；第三组，为与体制性矛盾相关的政策性扭曲矛盾。通过对上述矛盾的剖析，得出中国必须由“加工大国”向“创新大国”战略转型的结论。
要点三，国家层面创新：创新型国家的制高点。中国迈向“创新大国”，首先应推动国家层面的创新，这是整个战略体系的制高点。而国家层面的创新应有总体战略、核心战略以及比较重要的子战略。针对顶层设计，系统论述国家创新战略、国家创新体系、国家创新政策、国家创新重大行动，以及作为一个大国如何实现中央和地方协同推进自主创新的问题。
要点四，产业层面创新：创新型国家的栋梁。针对“加工大国”的现状，着眼于未来，应就如何改造提升传统产业，以及如何培育发展节能环保、新一代信息技术、高端装备制造、生物、新能源、新材料、新能源汽车等战略性新兴产业进行分析。从产业层面创新视角考虑，构建有生命力的产业创新体系，是“创新大国”的重要栋梁。
要点五，企业层面创新：创新型国家的主体。中国创新之伟力源于千千万万个有活力的企业。企业是创新型国家的主体。沿着笔者早年所提出的“企业创新萎缩症”问题的分析思路，对根治效果进行再评估；同时提出，新时期企业创新应遵循的四大要点，即：自主创新为基础、应用创新为核心、实施企业差异化战略、打造企业主导的产学研一体化体制。注意总结企业的创新经验，以求对其他企业创新有所启迪。
要点六，创新型科技人才：创新大国的基础。创新立国必须要有创新型人才。要界定清楚“人才”、“创新性人才”、“创新型科技人才”的内涵与特征，构建一套科技人才创新能力评价指标体系，并对中外科技人才创新能力进行比较分析。针对创新型科技人才的培养与引进、配置与使用、评价与考核、激励与保障、创新环境与创新文化的营造和构建、科技人才投入与公共服务体系建设等诸问题，明确提出相匹配的实施方略。
要点七，创新型教育：创新型人才的摇篮。人才的根本在教育。“为什么我们的学校总是培养不出杰出人才？”这一著名的“钱学森之问”，值得作为创新型人才的“摇篮”——中国高等教育反思。笔者认为，创新型人才之所以“难产”的根源，在于高校现存的包括“行政化”在内的根深蒂固的制度性缺陷。要培育和打造创新型人才，高等教育制度必须进行重大改革。
要点八，知识产权保护：创新型国家的制度保障。知识产权是中国的一块“短板”。要创新立国，没有知识产权保护，万万不可。随着知识经济和全球化深入发展，知识产权日益成为国家发展的战略性资源和国际竞争力的核心要素。为此，需要从中国知识产权战略、中国知识产权的创造、中国知识产权管理及运用，特别是法律保护等方面进行深入探讨。
要点九，配套型经济体制：迈向“创新大国”的体制支撑。相应的经济体制安排，对于“创新立国”极其重要。当前和今后一段时期，应着力推进财税体制、金融体制、市场体制、产权激励机制、政府管理体制等一系列体制机制创新。唯有此，才能为从“加工大国”跃升为“创新大国”营造不可或缺的、良好的经济制度环境。
以上是笔者对创新立国战略的思考，愿与学术界讨论。
注释：
①这里的工资增长率为实际平均月工资的年度增长率。
②此话出自詹姆斯·利普，转引自百度。
③2011年、2012年和2014年数据为预测值。
④此文被《新华文摘》1998年第12期转载，并收入《别无选择——北京青年经济学家谈当前经济改革》，中国经济出版社，1999年版。
⑤在2012年8月召开的中国“第四届人的发展经济学研讨会”上，笔者提出并进一步探讨了“无限制新人”的理论问题。
⑥此书出版后，引起学术界重视，《人民日报》理论版曾对之发表相关评论。
⑦参见常修泽：《关于先进生产力的内涵、特征及发展规律性研究》，载《关于先进生产力研究报告汇集》(2002年3月)。此报告作为“关于先进生产力问题研究”的第一专题报告，提供给中共十六大报告有关起草工作参考，并获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优秀科研成果一等奖。
⑧参见新华社《经济参考报》理论部主任田如柱对笔者的长篇访谈录：《中国正面临第三波历史大转型——对话经济学家常修泽》，《经济参考报》2010年3月12日第8版。
⑨参见内部研究报告《人本 绿色 创新 协调——新阶段中国发展基本方略探讨》。此内部报告先由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经济研究所内部刊物《经济决策参考》2009年11月10日刊登并上报国家有关部门，中共中央党校内部刊物《理论动态》2010年2月10日刊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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