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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员注册0引言
管理工程学报于2001年刊发了“和谐管理理论基础：和谐的诠释”一文，该文结合席酉民(1987)提出的“和谐理论”，首次使用“和谐管理理论”以指称一种中国学者对组织与管理问题的理论解释。十余年过去了，围绕该理论的研究蓬勃发展，根据和谐管理研究团队在中国期刊全文数据库(CNKI)检索的结果(以“和谐管理理论”或“和谐理论”为主题共检索到1342条记录，排除了不相关或者仅是在参考文献里引用该理论的论文，且不包括理论提出者席酉民教授及其研究团队成员所发表学术论文及完成的学位论文)，截至2012年1月12日20：00时，应用和谐管理理论(和谐理论)的论文多达355篇。这某种程度上突显出总结过去十余年研究结果的必要性。此外，中国一批企业在2008年国际经济危机前后的良好表现引起了广泛的关注，西方实践家与学者们对这些企业发展的模式与机制充满了好奇。中国的学者们亲历了改革开放以来企业等各种类型组织的变化与发展，他们对此进行研究的成果不乏真知灼见，在一定程度上能够解答西方学者们的困惑。在此背景下，回顾与再解读中国学者们探索的成果，对于中西方理论知识的融合、管理实践的相互借鉴具有重要的意义。综合这些考虑，本文尝试重新阐释和谐管理理论。
和谐管理理论从影响组织发展的内耗(internal friction)入手，基于和谐等概念来理解组织的运行机理，看起来具有鲜明的“中国味”，实际上对人类面临的复杂性、模糊性、不确定性和快变性挑战具有普遍意义，且价值和作用日益凸显。该理论以系统理论的“老三论”、“新三论”为基础，并吸纳了卡内基学派的有限理性学说。它根植于组织的开放系统观而视组织为复杂系统，在这类非线性动态系统中，改变一或两个参数很小的量，就可能显著地改变整个系统的行为，因为系统的组成部分之间经由反馈回路网络相互作用。按照该观点，组织发展作为充满不确定性的非线性变化过程，是常态，而作为确定性意义上的线性变化过程，则是特例。和谐管理理论正是以探究常态化的非线性发展过程为主线，采用整体、历史与辩证的整合视角透视组织，给出了看待组织与管理问题的新方式(ways of "seeing")。
Whetten指出，理论大体上有两种类型：一是广义的、不可检验的范式理论或视角，如社会控制理论(social control theory)，组织身份理论(organizational identity theory)；二是具体的命题理论或中层理论，如组织认同理论(organizational identification)。和谐管理理论更接近于前者，它具有两个支柱(pillars)：第一，和谐主题(HeXie Theme，HT)导向下和则(He Principles，HP)与谐则(Xie Principles，XP)进行耦合(HeXie Coupling，HC)的机制是基本的管理问题解决框架；第二，和谐，即具有不同“质”与位置的多个主体之间持续的相互作用，是混沌边缘(edge of chaos)状态下组织变化与发展的生成机制。两支柱既相辅相成又各有侧重：前者较关注管理的行为和功能，而不是考察组织中既存的布局安排，其研究常使用“和谐管理理论”术语；后者较关注更一般意义上的组织和组织活动，且形成了一套东方系统方法论，相关研究常直接使用“和谐理论”术语。本文涵盖和谐管理理论与和谐理论的相关研究，但统一使用“和谐管理理论”称谓。
本文继承了“和谐管理理论基础：和谐的诠释”的立意，以和谐管理理论的起源为切入点，尝试阐明其启示与未来方向，从而为深化和谐管理理论研究、增进对组织发展过程与动力的理解铺路。本文的主旨在于对和谐管理理论加以系统地再阐释，而不以细致地阐述其视角、支柱本身为目的。为了实现该主旨，结构安排如下：首先，阐述和谐管理理论视角形成的基础；其次，深入探讨该理论的启示与意义；最后，探测该理论的前景。
1和谐管理理论的起源
和谐管理理论直接来源于对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组织发展的经验观察。首先，理论创建者切身体会到组织、大型工程项目在资源、精力、人员等方面普遍存在着内耗。“内耗”亦称消振，在物理学中，指固体内的振动即使除去外部摩擦和损耗，其振幅亦随时间而减损，因为振动能量转变为热能而消失；“内耗”是材料的一项物理性能。研究者借用该术语以系统地揭示组织的一项基本特性，该特性反映出组织发展通常是非线性过程，即系统中反馈回路的耦合程度与方向(正或负)随时间而不断变化。其次，研究者认识到“人的因素”在内耗中起着核心作用。组织中的人，既不会像机器一样任由优化与控制，也无法全智全能地创造出所有期望的结果或者恰到好处地解决所有问题而不带来新的问题。这些观察及结合系统方法论、有限理性学说等所进行的分析，构成了和谐管理理论的基础。下文首先讨论内耗的结构与功能，它是和谐管理理论的起点，接着考察该理论在理解“人的因素”方面的源泉。
1.1内耗的结构与功能
和谐管理理论始于系统地剖析组织内耗。内耗按照成因可以概括为三种类型：结构性内耗，如系统要素(人、物)自身性质不合理或变化幅度与整体不协调、要素之间构成方式不合理、组织管理紊乱及组织文化缺少内聚力等；组织惯性导致的内耗，如劳动力、技术设备等新旧更替时，老化的知识、陈旧的设备难以配合新时序节奏；组织-环境失调性内耗，即组织发展与环境变化不匹配，如组织产品战略的调整严重滞后于技术环境的变化等。实际上，内耗剖析作为理论建构的基础早已有之。早在20世纪初，泰罗(Taylor)细致地分析过由于管理方法不当而导致工人“磨洋工”现象，并以此作为科学管理的起点。行为科学的奠基人梅奥(Mayo)则立足于在研究费城附近一个纺织厂里的棉纺部工人转业率过高的原因时，对士气低落现象的剖析。遗憾的是，这些分析结果分别侧重于技术或人际方面且仅关注内耗的负效应，往往片面地考察“人的因素”在内耗中的作用。
在和谐管理理论看来，内耗的形成与作用历程反映出结构性内耗主要发挥妨碍功能，而组织惯性、组织-环境失调性内耗则既有妨碍功能，又有建设性功能。组织设计通常就其妨碍功能而把抑制内耗作为着力点，由于已有较多研究对此进行探讨，在此不赘。就建设性功能而言，内耗能够降低组织系统各部分之间的耦合程度，从而获得松散联结系统(loosely coupled systems)的优势：首先，有助于组织某些部分保持连贯性，降低了组织必须对环境中发生的每个小变化都做出反应的可能性，这有利于减少不必要的资源损耗；其次，可以保留大量变异和新颖的解决方案；第三，保存富余的(slack)资源，当特定系统适应其小生境(ecological niche)且获得了极大成功时，这种适应的成本可能很高，因为在当前环境中看似无用而遭弃的资源，可能在变化后的环境中十分关键，而它们可能会消失或变得难以再获取；最后，为行动者提供更多自我主导(self-determination)的空间，一定程度上提高了人类的效能感。由此亦可见，内耗的建设性作用更加突显出“人的因素”的关键作用。综合而言，内耗结构与功能的系统性分析表明，当内耗的程度极低时意味着组织的效率极高，当内耗的程度极高甚至出现激烈的冲突时意味着组织的效率极低甚至瓦解，因此，内耗在某种程度上反映了组织的基本性能。这为认识更为完整的组织图景开辟了新路径。
1.2组织内“人的因素”
对“人的因素”的理解，和谐管理理论从以Simon、March为代表的卡内基学派的研究中吸收了大量养分。Simon指出约束决策的因素不仅包括环境的因素，而且包括人类在记忆与计算能力上的限制，这些限制涉及人们不能知道全部的备选方案，有关外生事件具有不确定性，以及无力计算后果。按照Simon的观点，种种精致组织的建立，只能被理解为对付个人本领局限性的机器，它们对付的是个人在复杂性和不确定性面前的理解力和计算力的限度。通常这些观点被认为是在强调，人类的问题解决活动除了受外部环境的约束外，还因自身计算力的限度转而寻求满意。实际上，有限理性不仅与寻求满意有关，而且与知识、动机及认知等有关，后者更多地体现出人类的能动性。也就是说，有限理性反映的是人类的约束(被规定性)与自由意志(能动性)之间的某种平衡，而不是仅强调约束或自由意志。只有以理解那种平衡为着眼点，才可能更为恰当地理解有限理性，从而真正重视“人的因素”。和谐管理理论正是以此为基础，通过考察人的被规定性与能动性之间的平衡，来揭示“人的因素”在内耗发生、组织设计中所起的核心作用。
和谐管理理论不仅恰当地理解了有限理性的内涵，而且采用了与该理解相适应的方式来刻画“人的因素”，从而增强了理论的解释力。一般地，研究组织有两种方式：其一是变异取向(variance approach)，使用同一层次上一组自变量来解释一个或多个因变量的变化，其解释逻辑被称为“过程”，它无法直接观察；其二是过程取向(process approach)，它以描述与解释组织真实的变化过程及其生成机制为重点，“过程”在此不是抽象的，是指组织的实体存在期间所发生的事件或活动序列，对“人的因素”的考察，不是通过一组变量来进行，而是研究组织主体自身的决策规则、主体间的相互联系等的变化。尽管Anderson指出这两种方式是互补的，但是Simon及当代复杂系统理论的学者显然倾向于后者，和谐管理理论的研究者亦接受了过程取向，研究中较少采用以操作化的变量、精细阐述的变量间关系等为主的方式。
总体而言，和谐管理理论根植于中国组织发展的经验，以系统方法论、有限理性理论等为基础，形成了整体、历史与辩证的整合视角。首先，得益于系统理论与系统方法论的使用，形成了整体的视角，内耗的分析是例子；其次，形成了历史的视角，不仅强调认识事物的历史过程，而且真正重视时间对形成秩序的作用，这一点将再进行详尽的讨论；第三，形成了辩证的视角，不仅剖析了内耗对发展的阻碍与建设性作用，而且在解释中实现了二者的统一。值得注意的是，这些视角恰是中国传统智慧的优势所在。例如，“以史为镜，可以知兴替”体现了历史的视角，讲的就是认识事物的发展史，可以洞察到事物变化的原因。中国人长于整体地认识事物，且能够设身处地、深入环境考虑问题，“设身处地、深入环境”很大程度上体现出该整合视角的实质，且言简意赅地表达出如何使用整体、历史、辩证的整合视角来考察组织。2和谐管理理论的启示
2.1透视组织的整合视角
和谐管理理论以整体、历史与辩证的视角洞察到更真实的组织图景，为组织与管理研究给出了更加现实的基本假定。目前，组织领域内许多主流理论都假定组织的目的是寻求并获得均衡(equilibrium)。均衡在组织领域是指一种条件，在该条件下，所有起作用的影响被其他的影响抵消，从而导致一个稳定的、平衡的或无变化的系统。均衡状态似乎意味着组织处于效率极高状态，如果是这样，那么前文所分析内耗的阻碍与建设功能看似矛盾，却都使得组织远离平衡态(far from equilibrium)。和谐管理理论的这一分析结果与复杂性研究的许多成果保持一致：组织是复杂系统，较少处于稳定均衡或近平衡态。实际上，组织通常处于混沌的边缘状态，在该不稳定状态，小变化对系统整体可能产生微小、中等或者巨大的影响，而且变化(涨落)可能引出新的状态。这不同于混沌状态，在那里初始条件微小的变化将对系统整体产生巨大的影响，例如蝴蝶效应；也不同于平衡态或近平衡态，在那里微小的变化通常经由系统自身的矫正而消失。
均衡假定受到了以牛顿学说为基础经典科学的方法论影响，然而，对孤立系统(如月球-地球系统)的考察总是理想化做法，只要离开这一还原论观点，决定论就会垮台。Meyer等进一步指出，均衡不过是便利的虚构，不应该把它当做确凿的事实，许多学者通过抽象舍弃了非线性互动来保证他们的均衡假定，并获得分析上的易处理性，但是组织科学家生活在一个复杂、动态的世界。那些常态化的非线性过程，并不能按照孤立的方式去理解，因为它们是系统性问题，彼此之间紧密联系并互相依赖。和谐管理理论显然突破了组织研究的均衡假定，该理论对组织及其非线性变化过程的观察与剖析，不是采取以牛顿学说为基础的传统科学观，而是利用非完全确定的启示方式去评价世界，尝试不仅保留已经证明相当成功的西方科学的分析观点，而且通过新的科学观重新表述组织的图景，发展更具解释力的组织与管理理论。
和谐管理理论给出了研究组织的新框架，该框架基于组织处于混沌边缘状态的现实假定，致力于给出组织发展的新解释。回顾早期的组织与管理研究，泰罗通过科学管理的研究，奠基了理性模型研究传统，而梅奥等的行为理论研究，则引领了自然模型的研究学派。然而，他们分别考察了内耗及“人的因素”的不同侧面，由此造成的分歧，在解释组织的理性、自然模型里被放大。结果是基于理性、自然模型的不同解释各执己见，却都始终无法洞察组织发展的全貌。即便有些理论家认识到这两种模型都有部分正确性，并试图把可用之处进行综合以获得覆盖面更广的理论，但是，研究者直接对既有理论进行的综合，而未重新系统地考察研究起点(认识起点与基本假定)的分歧，始终难以超越“either…or…”的两分法困境。和谐管理理论则为超越该困境提供了新方案。最近西方的理论家也尝试在组织理论中引入矛盾、二重性等概念来克服两分法的困境，在这个意义上，和谐管理理论的努力并不自外于当前的国际新趋势。
2.2和谐管理理论两支柱带来的启示
和谐管理理论为组织与管理研究带来诸多启示，然而，面对涌现的大量相关研究成果，具体详尽地加以阐述并不容易，也非本文的意图。鉴于此，本文尝试结合和谐管理理论的两支柱，分别讨论其启示。该理论两支柱的发展程度并不相同，近十年来围绕支柱一产生了大量研究，特别是最近有几篇论文就支柱一相关的研究深入进行了反思与展望，而支柱二尽管较早提出，但进展相对较为缓慢，因而下文首先简要地阐述支柱一带来的启示，然后深入探讨支柱二的启示。值得注意的是，前文已经指出两支柱联系密切，此处按照其不同侧重而把二者分开进行讨论，只是出于方便分析的考虑，在实际运用该理论时，这种划分并非必要且可能具有误导性。
2.2.1支柱一的启示
和谐管理理论的支柱一经过十余年来持续地加以探索，不仅清晰界定了和谐主题、和则、谐则及和谐耦合四个基本概念的内涵，而且通过多案例研究，增进了人们对该支柱的理解。主题导向下谐则、和则进行耦合的机制，提供了一套管理行为模式，这套系统的行为模式为组织应对不确定性，特别是处理涉及“人的因素”的复杂管理问题带来了帮助。“人的因素”不仅表现在组织内人们的意愿之间，及意愿与行动、行动与结果之间的差距，组织的战略与结构之间的差距，还表现在组织与环境之间的差距。和谐管理给出了消减与利用这些差距的机理与手段。在该行为模式中，谐则、和则的双规则机制由主题来导向，充分考虑了管理系统的合目的性与人的干预性，相比于当前国际学术研究中二元性(ambidexterity)、结构化(structuration)等热门概念，显然更具解释力和可操作性。尽管一些和谐管理研究尝试整合那些相似概念，然而主题导向下的双规则机制与那些概念在内涵、前提假设上均存在差异，对此需要加以注意，下一节末尾再回到这个话题。
围绕支柱一的相关研究还表明，西方科学的分析观点与中国人认识事物的整体思维可以真正结合起来，从而为组织与管理研究带来研究思维方式的改变。思维方式是人们思维活动中用以理解、把握和评价客观对象的基本依据和模式，思维方式的变化是根本性的变化。Redding指出，中国对客观世界的理解始于宇宙秩序观，西方类似的研究则以牛顿物理学为代表，通过实验观察研究因果律并应用科学方法彻底地解释。中国人对宇宙秩序的理解是将万物安置在人为设想的广大体系之中，以《易经》为例，在宇宙的大体系之下，万事万物都有自己的位置，并通过适当的渠道与其他事物相关联。在实际的研究中，西方分析思维与中国整体观的结合不仅带来了洞察力，也造成了更深的困惑。许多研究者会问，“既见树木又见森林”何以可能？主题导向下的双规则机制为此提供了具体路径，即对付管理的复杂性与模糊性，由愿景与使命导引，和谐主题与耦合使之操作化且保持问题解决的整体性，谐则(设计)与和则(演化)并重，从而使得分析与整体观点的结合落到了实处。
2.2.2支柱二的启示
和谐管理理论的支柱二对和谐的界定包括两个要点：两个(类)以上具有不同质或位置的主体。质的不同，系指主体的知识、记忆、注意力及动机等社会的、人口统计学的和心理学上的差异。位置的不同，系指主体在分层次的结构中地位与角色的差异。例如，在差序格局的关系结构中，人们的位置具有差等的次序。主体质或位置既是其历史过程的体现，又是其平衡能动性与结构约束的结果，因为主体既不会像原子一样游离于社会脉络之外行事或做出决定，也不会如奴隶般地依附于他们所属的特定社会类别赋予他们的角色，他们在有目的的行动中试图嵌入具体的、当下的社会关系体系中。持续的相互作用，系指能够深刻影响主体既有的质或位置，且使得主体间联系更加复杂化(例如形成自组织)的作用，在该作用过程中，组织的变化由时间不可逆性导致的相干引起。而瞬时相互作用的情况中，时间不可逆性的作用使得主体自身内在的复杂性增加，但是主体间(一种全局层次)的作用被抵消，从而较少产生组织的变化。
和谐在此吸收了先秦古籍中的涵义，主要是指一种机制，而不是一种状态或属性(如社会关系的属性)。《国语》有如下论述，“夫和实生物，同则不继。以他平他谓之和，故能丰长而物归之；若以同裨同，尽乃弃矣”。《左传》则如此阐述，“和如羹焉，水火醯醢盐梅以烹鱼肉，燀之以薪。宰夫和之，齐之以味，济其不及，以泄其过。君子食之，以平其心。……”。结合这些譬喻可知，和谐与“平”、“济”等是同义词，本质上是一种机制。特别地，该机制中嵌入了时间不可逆性的作用。时间在动身学中，被当做运动，在热力学中，时间与不可逆性联系在一起，在生物学和社会学中，时间作为历史。传统科学把时间空间化了，例如，在经典力学中，时间通过运动轨道上某个点的位置来反映。尽管组织与管理领域向来承认历史的作用，然而，这些研究深受传统科学的影响，始终只是把时间当做组织行为与过程的背景，直到最近才从后台走到前台。按照Prigogine的观点，时间代表了一种全局层次上的“涌现”特性，过去是被包括在其中的，而未来却仍是不确定的，与时间相联系的不可逆过程在自然与社会秩序形成中具有建设性作用(可能导致有序也可能导致无序)。和谐反映出时间不可逆性的基础性作用。
在混沌边缘状态下，和谐是组织发展的生成机制。广义地，发展可以理解为变化过程，即组织的实体(entity)存在期间展开的一系列变化事件；其中组织的实体可以是一项工作、工作群组、组织战略、项目、产品，或者整个组织等，变化是指组织的实体在形式、性质或状态上随时间推移可经验观察到的差异。根据和谐的内涵，如果主体的质或位置没有差异，且相互作用是瞬时、短暂的，那么组织保持稳定；当具有不同质或位置的多主体持续相互作用时，则组织发生变化。在特定的条件下(如Van de Ven与Poole所给的条件)，主体间对立力量的平衡会成为解释稳定与变化的主要参照，即稳定产生于对立双方保持现状的努力和适应，变化发生于对立的价值观、势力或事件获得充足的力量相互对抗或打破现状时。
和谐管理理论的支柱二对组织稳定或变化的原因给出了新解释。根据Van de Ven等的总结，西方不同学科对组织发展动力的大量解释可以归纳为生命周期(life-cycle)、目的论(teleology)、辩证(dialec tic)、演化(evolution)解释等4个理想类型(ideal types)。它们不仅为组织发展过程的类型化提供了强大的概念平台，也为发现以前尚未开发的解释、建构新理论提供了机会。按照Van de Ven等的理想类型组合，目前整合目的论、演化与辩证观点的研究较少，是具有发展潜力的领域。和谐管理理论支柱二显然做出了整合这3个理想类型的尝试，不仅如此，它还扩展了对辩证过程的理解。Van de Ven和Poole等人给出的辩证过程解释以冲突概念为基础，而和谐管理理论秉承中国传统的思想，形成了基于和谐的辩证智慧(HeXie-based dialectical wisdom)。二者既有相似点，又有不同之处(表1)。通过比较可知，基于和谐的辩证过程不仅注入了中国传统的智慧，还更具有一般性，它与基于冲突的辩证过程并不矛盾，后者是其特殊情况。
本文分析至此，结合上节中尚未讨论完的话题，需特别指出一点(它既是和谐管理理论自身发展的需要，亦是对其应用研究提出的要求)：和谐管理理论具有其独特的现实依据(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组织发展经验)与前提假定(根植于中国文化、思维方式里不言而喻的内容，立足于分析与整体观点相结合的科学观)，它们与西方相近概念、理论等的依据、假定相比，不仅存在着共性与联系，还蕴含了显著的差异。因此，和谐管理理论研究不仅需要借鉴西方相似概念、理论的精华，还需深入到其各自的前提里，通过对话与比较来突显其独有价值，从而融入到组织与管理领域的知识脉络中去。
3和谐管理理论的前景
以上探讨了和谐管理理论的起源与启示，下面进一步探测它的前景(图1)。总体而言，和谐管理理论视角及其支柱尚处于成长阶段，未来研究仍需围绕两支柱开展大量的理论深化工作。伴随着该进程，运用该理论研究组织与管理问题方兴未艾。下面分别具体地加以讨论。
3.1和谐管理理论自身的深化
和谐管理理论自20世纪80年代末初创、经2001年“和谐管理理论基础：和谐的诠释”一文阐释至今不断发展，未来需围绕两支柱深化如下内容：
围绕支柱一，深入研究和则、耦合等议题。首先，深入探讨和则的机理与手段。和则即能动致变的演化机制，是将人的不确定性(能动性、创造性)内化为管理的工具，从而利用人积极的不确定性应对客观的不确定性和消极的不确定性而相对确定地实现管理目标，这种思路突破了传统管理中单纯消减不确定性的思路。然而，和则相关的问题尚未得到细致深入的探讨，研究问题包括人的积极的不确定性的具体内涵是什么，如何利用人的不确定性应对客观的不确定性等。针对这些问题，未来需要：清晰界定和则的内涵，探讨其运作机理，给出相应操作手段与工具等。其次，深化和谐耦合研究。当代的组织环境要求组织能利用多种应对不确定和模糊性的思路，相机行事，即对于特定的和谐主题，根据不同的机理选择应对策略，这更加凸显了和谐耦合的重要性。和谐耦合是和则与谐则围绕和谐主题在组织网络不同层级间相互作用的适应和演化的过程，要解决和则与谐则“两条腿”走路如何才能做到步调一致、协调有序等问题，目前尽管已经开展了许多研究工作，但是仍有待深入研究组织管理中耦合因素的构成、处理以及耦合过程的动态机理。本文对组织发展的生成机制的探讨，从一个侧面揭示了耦合发生的原因，未来需要进一步关注：①耦合过程中事件或活动的序列，存在哪些具体的耦合模式，及主体间持续相互作用如何产生不同的耦合过程；②耦合机制如何与和谐主题保持一致性，双规则耦合机制如何随和谐主题漂移而进行动态调整等。
表1基于冲突的与基于和谐的辩证过程比较
围绕支柱二，着力探讨组织变化与发展的生成机制。“组织如何发展及为什么”是组织研究领域的基本问题，“如何”涉及到变化过程中事件的时间序列，“为什么”涉及到变化过程的动力或生成机制。显然，过程研究比变异取向更有助于解释组织变化过程的模式(如何)与原因(为什么)。未来研究可以基于和谐等概念，结合具体个案的具体过程，如创新、合并重组、战略形成或结构变革等，具体地归纳出变化的模式并给出其生成机制的解释。此外，前文分析表明，时间是过程的基本维度，时间相关的概念通常反映着过程中涌现的某些特性，尽管研究难度相对较大，然而仍应重视有关时间的概念，如和谐、节奏(rhythm)、即兴(improvisation)及挟带(entrainment)等。以节奏为例，它作为生活的基本元素，在东西方的各种文献中经常出现，然而现有的组织发展动力解释中较少提及，未来研究可以把节奏作为透视组织过程的核心概念，给出组织发展的新解释。未来还可基于这些研究，借鉴既有概念与时间相关概念，结合经验与理论思辨研究，对组织变化与发展给出一系列更具穿透性的新解释。这些解释将不仅涉及到新的概念或逻辑，甚至可能形成新的科学观和理论范式。
在围绕两支柱分别开展研究的同时，对于整个和谐管理理论而言，研究组织高层领导者更具有首要性。一方面，高层领导者在和谐管理理论给出的行为模式与刻画出的组织图景中居于关键地位。和谐主题的辨识与表征，及特定主题下耦合机制的选择都与高层领导者密切相关，由于这两个阶段面临的不确定性程度很高，因此对领导的依赖性很强。此外，高层领导者是和谐得以发生的关键主体。另一方面，战略领导力(strategic leadership)是高层领导者把和谐管理理论付诸于实践的产物。战略领导力是一种预期、构想、保持柔性、战略思考且同他人合作发起变革从而为组织创造永续未来的能力。结合和谐管理理论视角与两支柱来考虑，高层领导者运用该理论来指导其决策与实践，所形成的恰是某种战略领导力。因此，未来研究以揭示高层领导者起作用的过程及原因为突破口，有助于深化和谐管理理论，需着重探讨：高层领导者如何成为领导(成长的历史，文化、社会化因素的影响)，如何与其他的主体相联系(互动的过程与模式)，如何处理复杂性、模糊性问题等。这些同题涉及到领导的成长、愿景形成、和谐主题辨识、耦合机制选择、和谐的发生、和谐管理理论的运用等。综合而言，和谐管理理论通过理论深化工作将能够使得自身更趋于完善。
3.2和谐管理理论视角的应用
和谐管理理论自身的完善将为应用研究带来新景象，上述分析令人对应用该理论的前景充满期待。截至目前，和谐管理理论已应用于许多组织与管理问题的研究中，尽管这些应用研究为解决组织与管理问题带来助益，然而也存在着生硬地套用和谐管理理论框架等问题。究其原因，不仅在于研究者对和谐管理理论理解上存在着偏差，也在于该理论一直处于成长与完善进程等。本文相对阐明了该理论的内核，即和谐管理理论立足于研究处于混沌边缘状态的组织，特别适用于处理那些复杂、模糊、动态的组织与管理问题。当前，经济、社会组织受到经济全球化及以WEB2.0技术为代表新互联网技术等的深刻影响，组织越来越多地面对复杂性、快变性、和模糊性等难题，和谐管理理论为研究与解决这些问题提供了基本的理论工具。未来的应用研究可以在不同层面展开：在微观层面，涉及人力资源管理、知识型员工管理、流程优化等，在中观层面，包括企业战略管理、公司治理、组织变革、企业文化建设、企业并购等，在宏观层面，涉及国家创新体系建设、和谐社会建设及社会管理等。
图1和谐管理理论的起源、启示与前景
4讨论与结论
本文在理论与方法论上的贡献有三：首先，阐明了和谐管理理论的来龙去脉，该理论根植于中国组织发展的经验，以系统理论、有限理性学说、中国的传统智慧及对组织内耗的系统剖析为基础，其理论视角与支柱提供了解决组织与管理问题的新框架，从而为组织实践与研究提供了理论参照。其次，本文搭建起中、西方理论对话的平台。和谐管理理论尝试基于东西方文化优势整合来发展更具解释力的理论，这种努力有助于中西方组织与管理理论知识的交融，符合当前国际新趋势的要求。每个社会的商业实践都有其特定的优势与劣势，对管理者与管理学者而言，要求是相似的，就是发现他们如何按照每个文化都能理解、识别与受益的方式，从而有选择性地使用不同文化的思维方式与定位。此外，本文对和谐管理理论的剖析也运用了整体、历史、辩证的方法，为应用该视角提供了范例。这些贡献是以总结过去十年来相关研究成果为基础，升华了“和谐管理理论基础：和谐的诠释”一文，从而为未来的研究奠定了基础。
综上所述，本文研究了和谐管理理论的起源，阐述了其理论形成的条件与基础。探讨了该理论对组织管理研究的启示，细致深入地分析了其视角与两支柱的启示。探测了该理论的前景，论述了理论自身的深化与理论应用的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