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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员注册【作者简介】王续琨，大连理工大学公共管理与法学学院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研究方向为科学知识体系结构和管理学科基础理论
广义理解的管理学科(包括工商管理学、公共管理学、军事管理学、教育管理学等)，经过一个多世纪的演进发展，已经成为一个包容上百门分支学科、边缘分支学科的交叉科学学科门类。20世纪70年代末在中国大地上涌起的改革开放大潮带来了学术的勃兴和繁荣，营造了科学知识体系各种新兴学科引进、生长、发育、成长的良好生态环境。由域外移植而来的现代管理学科，30多年来在中国已经获得令世界瞩目的发展。本文侧重从学科的视角提出推进中国管理学科发展的3项基本对策。
1培育精锐化的管理学科研究队伍
推进管理学科在中国的发展，必须培养和打造一支精锐化的研究队伍。所谓精锐化，是指这支研究队伍具有很强的理论创新能力、学术攻坚能力和国际竞争能力，能够为中国各行各业的管理实践提供必要的理论支撑，并且能够在管理学科的国际舞台上占领一席之地。
培育精锐化的管理学科研究队伍，基础性的工作是办好管理学教育。在经历过30多年的积累、具备了坚实发展基础的背景下，管理学研究队伍新生力量的补充主要依赖于管理学专业教育。目前，中国大陆绝大多数高等学校设有管理类本科、专科专业，一大批高等学校拥有管理类硕士学位授予权，数以百计的高等学校拥有管理类博士学位授予权。依据《中国教育统计年鉴》，2010年普通高等学校“管理学”门类本科、专科在校学生人数为458.29万人，排在全部11个学科门类的第2位，仅次于“工学”门类；2010年普通高等学校、科学研究机构“管理学”门类在校硕士研究生、博士研究生11.78万人，排在11个学科门类的第5位，列于“工学”、“理学”、“医学”、“文学”(含艺术学)门类4个传统学科门类之后，见表1和表2。
表1中国高等教育“管理学”门类本科、专科办学规模(2010年)
资料来源：《中国教育统计年鉴(2010)》，人民教育出版社2011年版，第26～27页。
表2中国高等教育“管理学”门类研究生办学规模(2010年)
资料来源：《中国教育统计年鉴(2010)》，人民教育出版社2011年版，第34～35页。
上述数据表明，中国的管理学教育已经具有相当规模，当务之急是稳步提高管理学教育的总体质量，其中最为关键的是提升管理学教师的学术水平和任教能力。20世纪80年代初，中国管理学教育起步阶段的管理学教师基本上都是从非管理类专业领域转行而来的；20世纪80年代中期之后，拥有硕士学位、博士学位的青年学者陆续进入管理学教师队伍，逐渐成为这支队伍的主体部分。从美国的情况来看，20世纪中期之后的管理学教师队伍与管理学科研究队伍存在大面积的重叠，管理学科研究的重要人物大多来自高等学校，许多管理学名家不仅在大学里担任教职，同时还在企业、政府部门、非政府机构的管理岗位上兼职。中国管理学教师队伍同美国管理学教师队伍相比，既有理论素养的差距又有实践经验的差距。在理论素养方面，中国管理学教师今后应该着力培育自己的理论创新意识和能力，不满足于仅仅作为一个“教书匠”，要在通晓中外管理学科理论演进脉络的基础上，立足国情，脚踏实地，追求理论层面的建树，大胆进行理论的综合和创造。在实践经验方面，中国管理学教师应该积极参与某些领域的管理实践，担负市场调查、政策咨询、管理诊断等具体工作，了解和思考实际的管理问题，为理论探索积累不可或缺的实践资料。“别裁伪体亲风雅，转益多师是汝师。”管理学教师只有临“风”近“雅”，始终坚持理论与实践的结合，才能在广泛学习、博采众长的基础上形成自身的研究特长和优势。
中国管理学教育(包括MBA教育和MPA教育)是参照美国模式建立起来的。管理学教育在中国从无到有、从小到大，走过了30年艰难曲折的发展历程。世界上不存在唯一有效的管理模式，当然也不存在唯一有效的管理学教育模式。事实上，美国管理学教育模式被引进中国之后，由于受到学位制度的限制，在培养方向、途径和具体做法上已经有了很大的变化。在今后的发展中，中国管理学教育应该在充分借鉴美国模式的基础上，在培养路径、课程设置、教学内容、教学方法等方面不断进行新的探索，使之更好地适应中国经济社会演化进步的实际需求。成思危2002年在谈到管理学科教育问题时，提出未来管理人员应具备四维知识结构：“一要有专业的深度，二是要有学科的广度，三要有战略的高度，只有站得高才能既见树木又见森林，最后还要有发展的远见。这四维——三个空间维再加上一个时间维，未来的管理人员应该是具备这样的知识结构，缺任何一维都不能成为优秀的管理人才。”如何建构四维知识结构，各个培养单位可以各有各的做法，教育管理部门应当鼓励办学单位进行多样化模式的积极探索。
相对而言，本科、专科、硕士研究生层次的管理学教育主要是为企业、事业单位、政府部门培养实践型管理人才，而博士研究生层次的管理学教育则主要是为高等学校、科学研究机构培养管理学科研究人才或学术型管理人才。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和教育部2011年颁布的《学位授予和人才培养学科目录》，与1997年颁布的《授予博士、硕士学位和培养研究生的学科、专业目录》相同，“管理学”门类依然设立5个一级学科：管理科学与工程、工商管理、农林经济管理、公共管理、图书情报与档案管理。这表明，中国教育界对于管理学教育的覆盖范围已经有了比较稳定的基本共识。新颁《学位授予和人才培养学科目录》在一级学科之下不再分列二级学科，为扩大管理类人才的培养口径提供了制度依据。为了适应管理学科具有高度综合性的这个特征，管理学科研究人才的培养，还可以将眼界放得更开阔一些，将培养口径进一步拓宽。在人才培养方面，不必强求在管理学门类5个一级学科之间划定绝对清晰的边界，甚至也不必强求管理学门类5个一级学科与其他学科门类所属学科(如数学、经济学、心理学等)之间划定绝对清晰的边界。管理学科研究人才的知识结构和能力结构，应该既有宽广度又有深厚度，因为他们只有掌握多学科的理论知识和研究方法，才有可能纵横捭阖地从事具有跨界特征的综合性管理课题的研究工作。在管理学科发展历史上做出过重要贡献的名家，既有较高理论素养又有丰富实践经验，能够纯熟地运用“硬”兵器和“软”兵器、“长”兵器和“短”兵器、“冷”兵器和“热”兵器。他们有能力进行跨学术领域、跨学科边界的理论创造，有利于推进新学科的创生和发展。
培育精锐化的管理学科研究队伍，政策性的工作是营造管理学科人才成长的制度环境。制度环境的营造，涉及人才规划、人才政策、人才管理制度等诸多方面。管理学科领域的人才发展规划，既要规划好各行各业所需要的实践类管理人才，又要规划好理论类管理人才即管理学科研究人才，对于其中的管理学教师尤其要给予高度关注。管理学教师是培养管理人才的基本力量，是管理学科研究的主干力量。《国家中长期人才发展规划纲要》拟定的中国人才发展指导方针是：服务发展、人才优先、以用为本、创新机制、高端引领、整体开发。其中的“高端引领”，对管理学科领域而言，就是要培养造就一些善于抉择管理学科研究方向的学术领导人，一些管理学教育家、管理学家，一批高水平的管理学科研究者，充分发挥高层次人才在管理学教育、管理学科发展和人才队伍建设中的引领作用。在管理学教育已经获得充分发展的背景下，管理学教师主要来源于管理学专业教育，但同时也不能忽视其他专业来源。走向管理学科研究之门，其实有多条道路。从美国的情况来看，20世纪下半叶以来的管理学代表性人物，有些就是非管理学“科班”出身的。历史已经证明，管理学科研究者来源的多元化，有利于管理学科同其他学科门类和学科的渗透、交融。管理学科研究领域应当永远保持海纳百川般的学术开放性。
人才管理制度涉及人才选聘、考核、使用、薪酬待遇、奖惩、职务升降、职务任免、培训等诸多方面。管理学办学单位、管理学科学术团体要从学科领域的实际情况出发，逐步建立并完善各项管理制度，例如管理学教师选聘任用制度、管理学学术奖励体系等。多年以来，拥有管理学门类各学科硕士学位、博士学位授予权的高等学校，基本上都是从本学科点选留毕业生留校任教。在某些学校，管理学类专业的师资队伍已是“二世同堂”或“三世同堂”，出现明显的“近亲繁殖”现象。20世纪初，随着学术职业化进程的加快，美国高等学校越来越关注教师聘任问题，有学者引入时兴的生物进化论中的“近亲繁殖”一词来类比留任本校毕业生的危害。经过长期的摸索和修正，美国高等学校逐渐形成基于竞争机制的学术“近亲繁殖”防范制度。中国教育界对“学术近亲繁殖”或“师资近亲繁殖”现象及其弊端的注意，始于20世纪80年代中期，随后教育主管部门对此有所警觉，决心逐步加以解决。2011年1月，教育部印发《全国教育人才发展中长期规划(2010-2020年)》(教人[2011]1号)，在“体制机制改革和政策创新”部分特别指出：“大力改善高等学校教师学缘结构，逐步减少和消除‘学术近亲繁殖’现象。鼓励高等学校大幅度减少或者不从本校毕业生中直接聘任新教师，并逐步形成制度规范。”今后需要采取切实有效的措施，促进管理学类专业博士研究生的校际流动，一方面积极建立“学术近亲繁殖”防范制度，另一方面又要建立有利于形成学派的教授遴选制度。学派的形成是一个长期的文化积淀过程，应当允许优秀毕业生在经过多年的校外或外校“学术拉练”之后重回母校，使他们得以在兼取众家之长的基础上弘扬母校的文脉、学风，成长为没有门户之见的学术带头人、学派领军者。
2打造本土化的管理学科学术格局
作为知识体系的管理学科，对于中国来说是舶来品。学术发展史表明，任何学科在引进国家的扎根深度和受重视程度，都是同其本土化程度正相关的。应当承认，早期引进中国的一些管理学科如工商管理学、教育管理学、管理哲学、管理心理学、行为管理学等，大体上都走上了本土化的历史进程，只不过推进速度尚不能满足实践的需要。多年以前，管理教学案例本土化、管理教育本土化、管理学分支学科本土化等命题就已经陆续提出来了。2008年3月，由西安交通大学管理学院、西安交通大学中国管理问题研究中心、华中科技大学管理学院、教育部科学技术委员会管理学部联合主办，管理学报编辑部、管理学家编辑部共同协办的第一届“管理学在中国”学术研讨会在西安交通大学召开。与会学者围绕“管理学在中国”的历史演进、宏观思考、理论构建、教育研究、实践中的理性管理、管理学与中华文化6个议题展开讨论。此次会议开启了学术界广泛研讨管理学科本土化问题的大门，至2012年“管理学在中国”学术研讨会已经连续举办了5届，成为管理学界初具品牌效应的系列会议，不断提出管理学科本土化更深层次的新问题，在推进管理学科本土化方面发挥着特殊的作用。
笔者所理解的本土化是广义的本土化，包括中国化和地域化。所谓管理学科中国化或中国化的管理学科，是指以中国的管理实践为基础建立适应中国现实所需要的管理学科理论；所谓管理学科地域化或地域化的管理学科，是指以中国某个地区或某个行业的管理实践为基础建立适应这个地域或这个行业现实所需要的管理学科理论。打造本土化的管理学科学术发展格局，可以从以下3个方面进行思考。
2.1管理学科研究指向的本土化
管理学科由国外引进中国之后，研究对象、研究内容必然要逐渐发生根本性的“转向”，由立足于国外的管理历史和管理实践，到植根于中国的管理历史和管理实践。引进具有鲜明致用特征的管理学科，目的在于发展能够解决中国管理实践各种问题的管理学科理论。因此，中国学者开展管理学科研究必须直面中国管理实践，选择中国企业、政府、学校、军队和其他各类社会组织中的各种管理问题作为研究课题，在研究中提炼出适应中国国情的管理理论。直面中国管理实践，首要的环节是提炼管理学科的科学问题。问题是思考的发轫，科学问题是科学研究的起点。李四光说：“作科学工作最使人感兴趣的，与其说是问题的解决，恐怕不如说是问题的形成。任何一个实际问题很少是单纯的，总是要对于构成一个问题的各项事物，实际上就是代表事物的那些词句上的意义，和那个问题展开的步骤，有了正确的认识，方才可以形成一个问题。做到这一点，问题可算解决了一半。”管理实践中的各种具体问题数不胜数，如管理群体内部关系不协调、员工缺乏工作积极性、产品质量不稳定、企业效益出现滑坡等都是问题，但它们只是管理意义上的问题。管理层面上的问题经过梳理、加工、归化，才能成为有研究价值的管理学科的科学问题。管理者面对管理实践中有待解决的问题，进行“直接”性思考，找到解决实际问题的思路、方案或办法；管理学科研究者面对管理实践中有待解决的问题，从中提炼出科学问题，进行“间接”性思考，获得反映管理活动某些规律性的理性认识，甚至建立某些管理理论，为管理者解决管理实践中的具体问题提供理论支持。
本土化的管理学科在研究指向上不仅要涉及中国当今正在进行着的管理实践，还要涉及中国历史上的既有管理实践及其相应的管理思想。在处理历史与现实的关系上，我们“厚今”而不“薄古”，“亲今”而不“弃古”。5000年没有中断的中华文明，蕴藏着绚烂多彩的管理思想、管理智慧。多年以来，许多学者在开掘、整理中国传统管理思想方面用功甚勤，出版了一批著作，发表了大量论文，提出了“中国式管理”、“中国化管理”、“东方管理文化”、“东方管理学”等重要命题。中国传统管理思想是一笔不可多得、值得高度珍惜的重要精神遗产，是永远也开掘不尽的丰富宝藏。在建立和发展中国管理学科的历史进程中，我们要坚持不懈地挖掘中国传统管理文化的精髓，古为今用、深度同化，使那些在中国文化背景下和实践土壤中成长起来的管理学分支学科浸入更多的中国元素。今后，对于中国传统管理思想的研究，不仅要继续深化断代、人物、著作等细部研究、横向研究，而且要进一步强化通史、思想传承、理念变迁等整体研究、纵向研究。
管理学科研究指向的本土化，并不意味着在研究内容上完全不涉及国外的管理实践和管理理论。研究国外的管理实践，中国的管理者可以从中获得直接的借鉴，拿来国外的管理思路、管理方法解决中国管理实践中的现实问题。对于中国的管理学科研究者来说，研究国外的管理实践，旨在了解国外学者如何从管理实践中提炼科学问题，如何通过扎扎实实的研究工作建立相应的管理理论，发展出相应的管理学分支学科。当然，在注重国外研究实践指向的同时，不能忽视国外研究的理论指向，厘清国外管理理论如何在管理实践的拉动下不断地演进发展，熟识各种理论、学派之间如何实现继承和超越，了解管理学科已有分支学科如何由潜到显地发展起来及其相互之间的关系，等等。这些都是发展中国管理学科所需要的理论储备。概而言之，管理学科研究指向的本土化在研究对象、研究内容方面出现“三足鼎立”的基本架构：立足于中国管理实践的科学问题研究是主体部分，中国传统管理思想研究、国外管理实践和管理理论研究为两翼。后面2个部分，体现了管理学科研究领域的古为今用和洋为中用。
2.2管理学科理论学派的本土化
所谓学派是指在一个学术领域或学科中因学术观点的差异而形成的派别。学派是学术活动的伴生物。人类思想史表明，各个学术领域的许多思想创新来源于学派和学派之间的争鸣，历史上文化繁荣的时代都是多种学派共存的时代。学派意味着一种追求学术继承和发展的不懈努力，学派之间的对话是思想对话的基本形式。没有学派就意味着缺乏共时性对话和历时性传承，学术领域就会缺乏丰富性和长久的生命力。
由于中国社会长期“以阶级斗争为纲”，人们对于“派别”、“派系”一类概念习惯于从政治的视角进行解读，学术界多年不敢或不愿意议论中国自身的学派问题。管理学科虽然是在学派林立、多种理论并存的背景下被引进中国的，但中国期刊上直到1994年才出现第一篇谈论建立中国管理学派这个严肃话题的文献。这篇只有400多字的短文，讲述了建立具有中国特色的医院管理学派的6个要点。10年以后的2004年，在《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繁荣发展哲学社会科学的意见》(中发2004[3]号)提出“提倡不同学术观点、学术流派的争鸣和切磋”的背景下，有学者撰文专门讨论中国行政管理领域的学派。2008-2010年，刘人怀等发表5篇系列文章，多侧面地讨论了创建现代管理学科中国学派问题，涉及管理学科中国学派的初始条件、已有基础、创建途径、基本特点等诸多方面。
一般而言，一个学术领域或学科的活跃程度与其学派的多少呈正相关关系。没有异彩纷呈的中国管理学派，就难有中国管理学科的充分发展和学术繁荣。三百六十行，行行有管理；东西南北中，处处要管理。创建中国的管理学科学派，要有一个在同国外学派相区别意义上的整体性的“管理学中国学派”或“中国管理学学派”、“中国特色管理学学派”；还可以有自然形成的以地域、城市或高等学校、学术机构命名的管理学中国学派，有以高等学校、学术机构命名的管理学各个分支学科的中国学派，有以领军学者命名的管理学各个分支学科的中国学派。为了形成争创学派、成名成家的活跃局面，在普遍号召、舆论支持的前提下，还要做好相应的制度设计，在政策上支持和扶持创建学派的各项工作，打造学派孕育和生长的良好学术生态环境，把管理学中国学派建设真正落到实处。
学派因理论观点的不同而相互区分，学派因理论观点的差异而相互争鸣。由是观之，我们必须将管理学科理论上的新突破，亦即将管理学科理论的本土化创造看做是管理学中国学派建设的基础和核心。管理学科理论的本土化创造绝不是将由国外引进的管理理论加上中国实例，应当有理论层面的超越和发展。管理学科研究者应当不迷信和膜拜外国人的理论创造，进一步提高理论创新的勇气和胆识，杜绝快餐式理论、拼盘式理论的诱惑，清除“浮躁气”、“书斋气”的影响，深入实践、凝神静气、艰苦思索、精雕细刻，建构具有中国特点、中国作风、中国气派、中国智慧和满足中国需要、辉映时代进步的管理学科理论。总之，本土化或中国化的管理学科，既包含中国学者的全新理论创造，也包括域外管理学理论在中国的创造性运用。
2.3管理学学科体系创新的本土化
管理学领域学派的形成、管理学科理论的新突破，常常为管理学新兴分支学科的创生提供重要契机，有时甚至可以导致一系列分支学科、边缘分支学科的丛生或蔓生现象。以人力资源管理学为例。美国管理学家德鲁克1954年在《管理的实践》一书中首先创用人力资源概念，美国社会学家巴克1958年在《人力资源功能》一书中首次对人力资源管理概念做出清晰的界定，这2个事件可以看做是人力资源管理学进入草创时期的起点。然而，更为重要的是，美国经济学家舒尔茨和贝克尔等人在20世纪60年代前期创立了人力资本理论，为相关学科的创生提供了理论支撑和发展动力。这些新兴学科不仅包括隶属于经济学领域的人口质量经济学、人力经济学或人力资源经济学、教育经济学等边缘分支学科，还包括隶属于管理学的人力资源管理学以及陆续蔓生出来的农业人力资源管理学、加工制造业人力资源管理学、金融业人力资源管理学、酒店餐饮业人力资源管理学、公共部门人力资源管理学、教育人力资源管理学、科学技术人力资源管理学、军事人力资源管理学等中观层次的分支学科和边缘分支学科。
立足中国社会的管理实践，建立具有中国特点、中国作风、中国气派、中国智慧的管理学科理论，积以时日，就有可能发展出若干门专以中国的管理现象作为研究对象的学科。翻查《中国学术期刊网络出版总库》，可以检索到许多包含“中国”二字的学科名称，如中国纪检监察学、中国宪法学、中国茶文化学等。这些学科的研究对象是中国所独有的，其学科名称中嵌进“中国”二字，不仅是名副其实的，而且是必不可少的。在管理学科领域，我们坚信，随着研究的持续深入也会出现与此相类似的学科，如中国管理思想史、中国管理学科史、中国经济管理学、中国行政管理学等。这些本土化的管理学专门学科，研究中国独有的特定对象，其名称中的“中国”二字也是实至名归的。例如，中国经济管理学研究社会主义制度和市场经济体制背景下中国经济发展中的各种管理问题。这些问题通常是其他国家所没有的，因而中国经济管理学就有了单独设立的必要性和可能性。当然，中国经济管理学与一般意义的经济管理学存在着“血浓于水”的亲缘关系，旨在提炼各个国家经济管理普遍规律的经济管理学，可以为专门研究中国经济管理活动的中国经济管理学提供研究范式、思维路径、内容格局的重要借鉴和参照。
3建构均衡化的管理学科知识体系
包含着许许多多分支学科、边缘分支学科的管理学，是人们经过艰苦探索而建立起来并不断进化着的知识体系。这个知识体系是整个科学知识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世界3”的重要组成部分。英籍科学哲学家波普尔所提出的“3个世界”理论，将世界上所有的现象依据共存方式划分为3个类别，即3个世界。“世界1”又称为第1世界，是物理的世界，是由客观世界的一切物质及其各种现象所构成。“世界2”又称为第2世界，是人的精神或心理所构成的世界即主观世界，包括意识状态、心理素质、主观经验。“世界3”又称为第3世界，即思想内容的世界、人类精神产物的世界，包括一切可见诸于客观物质的精神内容，或体现人的意识的人造产品和文化产品，如语言、文学艺术以及研究过程中的问题、猜测、反驳、理论、证据，甚至还包括技术装备、图书、建筑物等。3个世界是相互联系、相互作用的。
作为“世界3”组成部分之一的管理学科存在着发展的自主性，但这种自主性需要通过“世界2”的辨识、把握，通过管理学研究者精神世界的“调度”和主观努力来实现。管理学科在发展过程中，不断地暴露自身的不完善之处、薄弱环节、缺憾，管理学科研究者对其予以发现、确认，就会通过扎扎实实的研究工作对知识体系进行不间断的完善和修补。作为知识体系的管理学，是一个具有复杂性特征的事物。在复杂性事物的发展演进过程中，由于各个要素、局部或子系统所处的微观环境、原有的基础条件各不相同，必然存在着发展的不均衡、不稳定。从哲学上来看，均衡、稳定是相对的，而不均衡、不稳定则是绝对的。发展的不均衡、不稳定就是矛盾。正因为学科之间、领域之间不均衡和不稳定的存在，导致知识体系在矛盾运动中趋向新的相对均衡、相对稳定。所以说，不断走向均衡化是学科知识体系演进的重要内驱力。
管理学的所有分支学科、边缘分支学科，有创生时间早晚的差异，有发展速度快慢的不同。在任何一个时间点上，所有的学科不可能是齐头并进、并驾齐驱的。先期问世的学科能够对处于孕育、草创阶段的学科产生示范、导引作用，发展速度快的学科能够对发展速度慢的学科产生拉引、扶持作用。对于管理学科研究的管理者、组织者而言，必须在管理学科的不同发展阶段上，正确地把握管理学科知识体系的不均衡演进状态，做好管理学科研究力量的布局谋划，做好学科生长要素的合理配置。这些要素涉及人力资源(研究者、学术团体)，涉及教育活动(专业设置、课程规划)等。管理学科研究者特别是学术团队带头人，要能够审时度势，在确认管理学科知识体系薄弱环节、滞后领域的基础上，找准自己或团队今后一个时期的主攻方向。现阶段，为了建构均衡化的管理学科知识体系，管理学科界应当着力解决以下几个问题：
(1)树立“大管理学”、“大管理学科”意识，将所有以管理活动作为研究对象的学科都纳入管理学科的研究视域顾名思义，管理既应该包含工商管理，又应该包含公共管理、教育管理、科学技术管理、军事管理等。管理学科作为集合名词，应该包含所有以人类社会各个领域的管理活动作为研究对象的学科。思考管理学科的发展格局，构建管理学科知识体系，必须将所有的管理学分支学科都囊括进来。
正是因为受强势工商管理学的限制，体现“大管理学”、“大管理学科”意识的普通管理学至今还没有真正建立起来。通过中国国家图书馆联机公共目录查询系统，我们得知，中国大陆于1985年出版了第一批由本土作者撰写的以“管理学”作为书名主题词的著作，此前出版的几部同类译著的原作者均为美国学者。至今，中国大陆已经出版了数以百计以“管理学”作为书名主题词的本土著作。这些以《管理学》、《现代管理学》、《管理学基础》、《管理学概论》、《管理学原理》、《管理学教程》、《管理学纲要》等作为书名的著作，以及高等学校中以“管理学概论”、“管理学基础”、“管理学原理”等为名称的课程，应当同管理学科知识体系中的普通管理学相对应。普通管理学是整个管理学科的基点或核心，其地位类似于语言科学中的普通语言学、心理科学中的普通心理学。它的任务是探讨人类社会一切管理活动的各种共同性、普遍性、一般性问题，如管理活动的特征和职能、类型和过程、目的和手段、方法和原则、实施体制和机构等。然而，中国大陆出版的上述著作和开设的上述课程，基本上都只涉及工商管理，远未涵盖所有领域的管理活动，还不是严格意义的普通管理学。管理学作为一个结构复杂的学科门类，必须有一个联系各门分支学科、边缘分支学科的交汇点，普通管理学就是这个交汇点。中国的管理学科研究者应当通力合作，从工商管理、行政管理、教育管理、科学技术管理、军事管理等各个角度向普通管理学这个交汇点收敛、聚焦，创建和发展具有中国特色的普通管理学。
(2)运用新学科创生区位预辨方法，发现、辨识新学科的生长点、生长极，积极主动地推进管理学科待建学科的创生在思考如何建构均衡化的管理学科知识体系的过程中，我们应当利用建立在学科创生关系模式基础上的新学科创生区位预辨方法，找到并确认待建学科的区位，借助相关先行学科的某些理论和方法，进行待建新学科基本框架的初步设计，探讨其研究对象的相对独立性、可能适用的研究范式和研究方法、主要研究内容、在科学体系中的特定位置或同相邻学科的关系等。为了做好这项工作，既要提倡管理学科研究者之间的合作，更要提倡管理学科研究者与其他领域研究者的合作，在研究主题的构成上为多学科的交融、渗透提供尽可能多的机缘。
作为交叉学科或交叉学科门类的管理学，自问世以来一直同哲学、社会科学、数学、自然科学这些科学部类中的某些学科保持着密切的联系，孕育出管理哲学、管理伦理学、管理心理学、管理社会学、社会管理学、管理经济学、经济管理学、管理工程学等一系列边缘学科、交叉学科。学科之间的这种交汇融合，如果说过去主要表现为“内外交融”的话，那么在管理学已经建立了众多分支学科、边缘分支学科的背景条件下，人们更应该关注管理学知识体系中已有学科之间的“内部交融”。今后，我们一方面要继续促成管理学科与哲学、社会科学、数学、自然科学以及系统科学、思维科学等科学部类之间的交汇融合，积极创建管理美学、管理思维学、管理教育学等“缺位”学科；另一方面，还要有意识地强化管理学现有分支学科之间的交汇融合，特别要利用其中一些分支学科(如管理哲学、管理社会学、管理心理学等)的边缘杂交优势和工具性特征，促进它们与工商管理学、公共管理学的分支学科相交汇融合。例如，发展历史较长的管理心理学已建立了较为成熟的理论，在工业管理心理学、商业管理心理学、教育管理心理学初步形成的基础上，管理心理学应当向其他社会活动领域全面渗透，同其他学科相交融，发展出公共管理心理学(行政管理心理学)、政党管理心理学、人口管理心理学、环境管理心理学、科学技术管理心理学、军事管理心理学(军队管理心理学)等边缘分支学科。
(3)依据管理实践领域不断扩展的现实需要，及时创建填补空白的管理学科新学科管理行为存在于人类社会的所有领域，管理学科的研究触角必然毫无例外地伸进人类社会的所有领域。人类社会一旦出现新的活动领域，就会出现新的管理行为，由此而导致创建管理学新学科的社会需求。例如，工商领域有了电子商务活动和相应的管理行为，电子商务管理学便应运而生。中国的一些大城市有了轻轨、地铁、空中轨道列车、磁悬浮列车等轨道交通设施以后，提出了加强轨道交通管理的实际需求，城市轨道交通管理学在这种需求的拉动下便慢慢发展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