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极雁行理论与全球价值链重构从产业视角观察当前世界经济体系

    习近平总书记在主持召开企业家座谈会时指出，“要拓展国际视野，立足中国，放眼世界，提高把握国际市场动向和需求特点的能力，提高把握国际规则能力，提高国际市场开拓能力，提高防范国际市场风险能力，带动企业在更高水平的对外开放中实现更好发展”。进入新世纪以来，一大批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快速发展，世界多极化加速发展。如何在一个更加不稳定不确定的世界中谋求我国发展，培育新形势下参与国际合作和竞争的新优势，是当前经济领域的重要议题。从产业发展的视角来观察，通过形成动态比较优势参与全球价值链重构，是未来的一个努力方向。
    从“二元”到“三元”的世界经济体系
    20世纪中期，发展经济学的拉美学派提出“中心—外围”理论，成为结构主义理论的重要基石和当时的拉美国家制定政策的主要理论依据。其主要代表人物普雷维什认为，世界经济可以划分为中心和外围两个部分，那些已经实现工业化的国家成为“中心部分”，而从事农业和初级产品专业化生产的国家成为“外围部分”，整个世界经济就是建立在“二元结构”基础上的。中心国家的角色是大规模生产资本品和工业消费品，在满足本国需求的同时出口到外围国家；外围国家的角色则是原材料的生产者、廉价劳动力的提供者以及大规模标准化工业品的消费市场。在这种体系下，中心国家和外围国家通过商业贸易彼此联系在一起，落后的外围国家对先进的中心国家的经济依赖性不断加强。二战以后，拉美国家意识到这种国际分工体系阻碍了他们获取技术进步的收益，于是纷纷开始选择工业化作为国内经济扩张最重要的手段，并迅速走上工业化道路，进而推动了世界经济体系的演变。
    20世纪中后期，随着新兴经济体和地区经济的兴起，美国学者沃勒斯坦提出了新的世界体系理论。他在“中心”和“外围”之间增加了“半边缘”的概念，并用“核心—半边缘—边缘”的结构来分析现代世界经济体系，从而建立起一个三层次的解释框架：一些经济减退的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和一些新兴工业化国家，构成了“半边缘”国家，从而增加了现代世界经济体系的复杂程度。从“中心—外围”的“二元”结构理论到“核心—半边缘—边缘”的“三元”结构理论，反映了世界经济格局的变化。
    进入新世纪，世界经济格局出现新的变化。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迈克尔·斯宾塞提出，全球经济正以惊人的速度发展演变，世界经济格局将会进入大重构的时期，以美国为主导的单中心权力体系将面临解体，世界将会出现多个力量中心并存的多极化格局，这个时期的世界经济具有三个明显特征：一是世界经济体系的异质性增加，出现多个经济中心，美国、欧盟、中国和日本等经济体共同主导全球经济；二是各个经济中心的力量可能会此消彼长，世界经济格局在“均衡—非均衡—均衡”的过程中演变；三是新兴经济体崛起的可能性增加，在从“半边缘地区”向“核心地区”转变的过程中，中国经济通过转型升级将成为全球经济的“头雁”之一。
    从“雁行形态”到“多极雁行”产业格局
    日本经济学家赤松要教授从纺织工业的兴衰过程中，发现了经济发展与产业结构升级的内在联系，提出“雁行形态”理论，即，以最发达国家为顶端，处于不同发展阶段的国家按顺序排列的产业发展状态。他的学生小岛清将“雁行理论”精细化和理论化，构建了相应的国际分工理论，并运用“雁行理论”分析对外直接投资，主张“对外直接投资应从本国（投资国）已处于或即将处于比较优势的产业——可称为边际产业（这也是对方国家具有显性或潜在比较优势的产业）依次进行”。“雁行形态”理论为战后日本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提供了理论依据，展现了后进国家通过引进先进国家的产品和技术，建立自己的工厂进行生产以满足国内需求和出口创汇，进而后来者居上取代“头雁”地位的过程。
    “雁行模式”被人们用来描述东亚国家经济依次腾飞的图景，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约瑟夫·斯蒂格利茨在《东亚奇迹的反思》中就曾用“雁行假说”解释东亚国家的工业化进程，即工业部门的重心从第一组工业化国家（地区）向第二组国家（地区）转移，进而向第三组国家（地区）转移。如日本的对外直接投资带动技术和产业转移，为韩国和中国台湾地区等提供市场机会；后来，日本主要生产最复杂的高端产品，中端产品则由韩国、新加坡和中国台湾地区生产；现在，上述国家（地区）也转向重工业和高科技产品部门，轻工业则由泰国、菲律宾和印尼承担。日本经济学家伊藤和森井具体地分析了制造业各子部门在亚洲国家的演进，他们将制造业子部门划分为劳动密集型、资本密集型和技术密集型部门，描述了三者之间表现出的周期性特点：工业化的后进者通常会重复领先者的产业构成的变化；亚洲国家和地区成功地将领先者在制造行业的比较优势向跟随者传递，而跟随者又逐渐向后来的跟随者传递，从而实现更多国家或地区的经济繁荣。
    在世界经济多极化背景下，随着“雁行模式”的延续和扩张，世界经济正在形成“多极雁行”的产业格局。即，随着一些跟随者成长为“头雁”，将逐步形成不同产业部门交织的、由不同国家和地区领头的“多极雁行”格局。从当前世界经济格局看，美国是芯片、金融等产业的“头雁”，欧盟是医药、化工等产业的“头雁”，日本是家电、汽车等产业的“头雁”，中国是高铁、电商等产业的“头雁”。随着新兴经济体的崛起，世界进入大变革大调整的时期，多极化趋势愈益明显。
    “多极雁行”格局的形成具有以下特点：第一，新兴经济体已经和正在成为全球制造业的“头雁”。中国作为新兴经济体的典型代表，已成为与美国、德国并行的全球制造业中心，高铁、电商等行业逐渐确立了在全球的引领者地位，电子、汽车、轨道交通和工程机械等行业在生产规模上已居世界前列。其他新兴经济体在制造业中的地位也呈上升势头。第二，“多极雁行”格局是新兴经济体利用综合优势的结果。新兴经济体在某些制造行业取得领先地位，主要是较好地利用了自身的综合优势，包括要素禀赋的比较优势、超大规模国家要素和市场的规模优势等。第三，“多极雁行”格局将伴随着产业“头雁”之间的经济摩擦。在新兴经济体和发达国家经济力量变动的过程中，不仅新产业格局得以构建，而且价值链位置也会进行调整，很有可能产生利益矛盾和贸易摩擦。比如近两年来，美国为遏制中国经济崛起而发动贸易战，推行贸易保护主义政策，成为经济全球化进程中的逆流。
    从“多极雁行”格局到价值链的重构
    多元世界体系和“多极雁行”产业格局的形成，为中国经济的转型提供了战略机遇。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胸怀两个大局，一个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战略全局，一个是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这是我们谋划工作的基本出发点”。怎样在大变局中谋求发展？从总体战略上说，就是要抓住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推进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从经济发展上说，就是要利用“多极雁行”发展格局谋求全球价值链重构，通过创新驱动经济转型升级，使中国经济从产业规模上的“大雁”变成价值链条上的“头雁”。
    第一，新兴经济体的产业链地位为价值链升级提供了产业基础。新兴工业化国家实现经济赶超的重要经验，就是遵循要素比较优势进入国际分工体系，在经济起飞的基础上实现从产品到产业再到价值链的梯度升级。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积极融入国际分工体系，已在全球产业链中占据重要地位。一是总量上迅速扩张，目前全球制造业出口的19%来自中国，已经形成明显的产业规模优势；二是配套上愈益完善，已形成完备的产业配套能力；三是结构上逐步改善，产品技术含量增加，已形成服务贸易和商品贸易并重的产业分工格局。中国依托自身的综合优势，成为世界制造业中心，奠定了在全球产业链和供应链的重要地位，同时也为实现全球价值链位置的攀升创造了有利条件。所谓产业链，是指在经济布局和产业组织中的不同区域、产业或相关行业之间具有链条式关联的产业组织；所谓价值链，是指经济体或企业在特定产业部门形成的反映其技术水平及经济效益的产业价值关系。产业链是价值链的基础，而且产业链的形成需要经历要素耦合的长期过程，我们可以凭借产业规模和配套能力强的优势，利用在全球产业链中前向和后向参与度都比较高的枢纽位置，积极推动产业和产品结构升级，进而改善在全球价值链中的位置，尽快从产业价值链中低端向中高端攀升，并在一些优势产业中成长为全球价值链的“头雁”。
    第二，实现产业链和价值链转换是新兴经济体迈向高收入国家的必要条件。从宏观层面看，全球价值链涉及附加值分配和贸易利益问题，价值链位置的攀升可以促进国民收入水平的提高。中国通过经济开放不断融入全球经济和全球价值链，促进了贸易利益的显著增加和经济的快速发展，但目前在总体上仍然处在全球价值链的中低端，如果长期陷入中低端锁定的困境，必将难以跨越中等收入阶段。世界银行的《2020年世界发展报告》指出，中国在1990年至2015年间，从一个初级制造业的提供者升级为先进制造业和服务业的提供者，这同中国国民收入变动状况是相适应的。为此，我们必须发挥新兴经济体经济发展的综合优势，突破全球价值链位置的中低端锁定，在更多的产业成为全球价值链的“头雁”，才能最终跻身高收入国家行列。
    第三，创新驱动是新兴经济体实现产业链和价值链升级的必由之路。价值链升级的基本路径：第一步是从初级产品生产转向初级制造业，第二步是由初级制造业转向先进制造业和服务业，第三步是由先进制造业和服务业转向创新活动。全球经济中产业链和价值链攀升主要依赖于技术进步和创新活动。中国目前处在从价值链中端走向高端的起步时期。自2000年以来，中国现代服务业的前向参与度不断提高，现代服务业主要属于知识密集型产业，这表明中国出口产品隐含的研发要素逐渐增加，正在促进制造业部门在全球价值链中的位置不断得到改善。目前，我国正致力于建设创新型国家，使创新活动成为引领经济发展的第一动力，为此，需要在两个领域加快发展：一是在已经成为国际上技术并行者或领跑者的产业，如高铁、通信技术等产业，依托先进的产业技术和强大的配套能力，利用庞大的市场规模和产业规模优势，有效聚集全球创新资源，研发出国际前沿水平的关键技术，牢牢占据价值链的顶端；二是抓住新一轮新技术革命的机遇，同发达国家站在同一起跑线上发展数字经济，利用国内的消费市场规模优势，快速发展大数据、物联网和电商产业，打造最佳的数字经济生态系统，培育全球产业链和价值链的“头雁”。
     （作者：欧阳峣，系湖南师范大学教授、大国经济研究中心主任，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18VSJ47〕的阶段性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