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进中国特色协同管理学研究

    近年来，协同管理已被广泛应用于社会生活和生产中，但是独立的协同管理研究尚未形成。相比于已经成熟的战略管理学、组织行为学、管理控制学等，非常有必要建立与管理学基本职能（计划、组织、指挥、协调、控制）相对应的“协同管理学”。
    明确协同管理的内涵和外延
    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协和”“大同”等思想为协同管理提供了丰富的智慧。虽然在不同场合所用的术语不同，有协作、协调、协同等，但可以看到，随着管理学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协同概念正逐渐被人们接受。尽管协同管理理论尚未成型，但其思想和地位已逐渐被人们所重视。
    协同概念已基本明确，协同管理概念一直含糊不清。早期研究人员多从企业角度来界定协同管理内涵。随着时代发展，协同管理的外延也逐渐被扩展，各学者对协同管理的定义也从微观层面向中观层面和宏观层面过渡。应跳出企业内部局限，从不同层次去提炼具有普遍意义的协同管理定义，并明确协同管理的内涵和外延。
    理论来源于实践。在中国，从产学研协同创新成为科技创新的发展战略举措、京津冀协同发展成为国家级区域发展战略，到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强调关于全面深化改革的系统性、整体性、协同性，可以看出协同的概念已经成为一个时髦的词汇，协同的思想、理念已经走进人们的视线，协同学开始在中国改革开放的伟大实践中开花结果。
    近年来，协同治理也成为一个时髦的术语。协同治理理论是协同理论与治理理论的有机结合。协同治理及其理论为城市治理研究提供了新思路和新方法。随着中国城镇化的推进，国内学者关于协同治理的研究范围主要集中在环境管理和灾害管理领域，同时协同治理在城市社区治理与公共安全治理等方面也得到深入应用。另外，中国经济的“增长极”正在发生着“由点到面”的深刻跃变，经济发展将进入以城市群为主导的时期。在城市群布局规划完成之后，区域城市群的治理问题变得十分突出。在大都市圈和城市群发展的背景下，探究由多元主体参与的区域城市群治理问题，已成为研究的热点问题。
    坚持协同管理 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
    国家治理现代化，是当代中国面临的迫切时代任务，是不容延迟的历史使命。现代治理理论与实践表明，多元主体的有效协作配合，是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有效路径。在社会矛盾凸显以及利益复杂化的攻坚克难时期，要以协同治理为手段，不断提升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顺利化解现代化建设中产生的各种问题。面对艰巨复杂的改革任务，党的十九大报告强调“坚持全面深化改革”，并把“着力增强改革系统性、整体性、协同性”作为改革取得重大突破的宝贵经验。坚持协同改革，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
    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以后，全球治理模式转型成为国际社会的热点问题。目前的全球治理不同于大国协调，它不单以国家为出发点，还将人类诉求作为善治的考虑。随着治理实践的发展，全球治理也在不断地适应新变化，调整治理的方式和路径。习近平出席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元首理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强调上海合作组织要弘扬“上海精神”，深化团结协作，推动构建更加紧密的“命运共同体”。中国提出的“命运共同体”等外交理念，非常契合当前全球治理的理念创新，特别是共建“一带一路”正是高层次全球协同发展的倡议。
    以上可见，从协同管理已经引申出协同创新、协同治理、协同发展等新话题，但无论如何，协同管理学是其理论基础，需要我们从大协同的视角去建构协同管理学的理论。协同管理学从字面意义上看，是协同学与管理学的有机结合。但是，协同管理学是一门综合性极强的学科，除协同学、管理学以外，系统科学、信息技术、社会学、经济学等也是其重要理论基础或基础学科。协同管理学学科创建是一个多层次的交叉学科课题，其特点是兼具专业性和综合性，同时又具有前瞻性和针对性。国家倡导构建中国特色的哲学社会科学话语体系，推进中国特色的协同管理学研究就是一个迫切和现实的课题。
    （作者系河海大学系统工程与管理创新研究中心主任、中国系统工程学会决策科学专业委员会主任委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