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以“改革开放再出发”的勇气减缩“负面清单”,使其更合乎世界通行惯例。要围绕开放水平“最高”这个目标,推进服务贸易开放,为全国提供更多可复制、可推广的制度模块。要扩大敏感行业的开放,如鼓励跨境金融开放、跨境电商开放等。更重要的是,要在更大区域范围推行“自贸区逻辑”的普遍化。例如,在“一带一路”框架下,提供金融连接端制度平台;在亚太自贸区框架下,提供营运试验区制度平台等。
第三,加大简政放权力度,推进行政审批制度改革。简政放权是个历史性命题,贯穿于国家治理各个阶段,是行政体制改革的一条主线。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中,只有市场解决不了或解决不好的问题,才是政府的事。具体来看,在优化营商环境问题上,有必要进一步推动网上全程办理事务的落地,进一步健全网上审批流程,不断强化数据共享和协同应用。要让数据多跑路、百姓少跑腿,让审批相对人得到切实的便利和实惠,降低制度性交易成本。
第四,加快推进“放管服”改革,加快转变政府职能。“放”要更彻底、更到位。凡市场能自行调节的就放给市场,凡是社会组织能自律管理的就放给社会,凡是基层管理更为方便有效的就放给基层。“管”要更科学、更高效。要以事中事后监管为原则、事前审批为特例,探索“互联网+监管”模式。对市场、企业、社会的“服务”要更精准、更贴心,对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的“服务”要更包容、更及时。我们要用公务员的“辛苦指数”来换取群众的“幸福指数”、企业的“发展指数”。同时,要改革政府考核评价机制,让市场主体作评判,提升企业的获得感和满意度。
第五,强化创新驱动,提升制度供给能力。制度变革是重要的“发动机”,是经济增长的关键。上海的发展质量,取决于制度创新的强度和制度供给的质量。我们要通过深化改革来建立更为开放的制度框架,以制度供给、创新驱动推进动力转换。
(作者为上海市政治学会副会长、东华大学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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