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村振兴中的生态文明智慧

    乡村治理重教化
    在漫长的历史发展过程中，乡村形成了特定的社会结构，表现出诸多社会功能，其中教化功能被认为是乡村所特有的。
    作为天然教化空间，千百年来，乡村承担着对村民行为的引导、规训与教育功能，让人们达事明理、明辨是非善恶。农事活动、熟人交往、节日庆典、民俗习惯、地方经验、村落舆论、村规民约等，都是维系村落价值取向和有序运行的重要载体，它们以潜移默化的形式不断强化人们的行为规范，并内化为人们的道德准则，使得乡村教化成为乡村治理的重要依据。
    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健全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的乡村治理体系。这需要以乡村自治和德治传统为基础。在村落里，人们使用共同的资源，维护共同的环境和秩序，逐渐形成共同的信仰和行为规范，也就有了“德业相劝，过失相规，礼俗相交，患难相恤”的乡村治理文化。
    乡村是以熟人社会为前提的人情社会，人情与道德、习俗、文化娱乐融为一体，为乡村治理提供了丰富的德治资源。从个人品德修养到家庭美德、乡村公德的培养，从节日习俗礼仪到乡村群体文化娱乐活动，形成整套不成文却令个体难以抗拒的教化制度。丰富的自治和德治资源在新的社会环境下发扬光大，可以对乡村治理发挥事半功倍的效果。
    总之，乡村价值体系为生态文明建设提供了一个可资借鉴的模板。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既要善于从乡村传统中汲取生态文明智慧，又要与时俱进融入现代生态文明成果。需要指出的是，乡村传统为乡村振兴提供了生态文明建设模板，但并非说可以简单复制传统乡村的生态文明，而是要通过一系列制度与方法创新，使传统乡村的生态文明智慧在新的历史阶段发扬光大。近些年，各地涌现出大量乡村建设的典型，例如湖北竹溪县的“优秀家风家训进万家”活动、山西运城盐湖区的德孝文化“五进”活动、河北馆陶县的特色小镇建设、四川成都市“小组微生”（“小规模聚居、组团式布局、微田园风光、生态化建设”的简称）乡村建设模式、浙江上虞的新乡贤文化等实践，解决了许多长期以来难以解决的乡村问题，是对乡村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贡献。如今，乡村仍然被不少业内专家誉为“生态文明密码的携带者”，其重要价值仍需深入研究和整理，从而为乡村振兴提供依据。
    （作者：朱启臻，系中国农业大学人文与发展学院社会学系教授、中国农业大学农民问题研究所所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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