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 防范和化解金融风险

    理顺中央与地方的治理关系
    从金融风险的上述属性来看，防范和化解金融风险的主体不再限于商业银行或保险公司，也不仅包括“一行三会”（人民银行、银监会、证监会、保监会）等金融监管部门，而是扩展至各级党委和政府。防范和化解金融风险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维度，需要站在“总体国家安全观”的高度予以重视和筹划。
    2014年，中央提出“总体国家安全观”，要求统筹内部安全与外部安全、传统安全与非传统安全、国土安全与国民安全、自身安全与共同安全。金融安全是典型的非传统安全议题，无论是“总体国家安全观”最初提出的11种安全形态，还是《国家安全法》最终确定的15种安全形态，金融安全一直都是其中的重点。在“总体国家安全观”下，防范和化解金融风险是事关国家安全的常态工作，需要建立长效机制。
    一是建立和完善治理结构，加强防范和化解金融风险的整体性与协同性。以“一行三会”为主体的金融监管结构已经不能完全适应要求，亟待建立新的治理结构。目前，在中央层面，国务院已经成立金融稳定与发展委员会；在地方层面，金融办的工作重点也正在由地方金融发展转向系统性金融风险监管。下一步，国务院金融稳定与发展委员会与地方金融办之间的关系还需理顺，地方金融办的功能与定位也需要进一步明确。
    二是合理确定防范和化解金融风险的目标，避免走极端。防控风险的行为有可能引发更大的风险，“安全从来都不是问题，多安全才算安全才是问题”。不存在“零风险”，也没有“绝对的安全”。在目标设定上，中央已经明确要求“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风险的底线”。
    三是强化金融风险沟通，打破“刚性兑付”和“政府兜底”的依赖心理。防范和化解金融风险涉及利益主体多、立场差异大，由于金融风险作为新兴风险的特殊性，不同主体对于风险和收益的权衡不同，达成共识和行动一致的难度较大。因此，在合理的目标下，要积极开展风险沟通，寻求和达成不同利益主体之间的共识。为防控地方债的风险，中央已经开始对地方政府的违规举债行为进行追责。这打破了地方政府对于中央政府“刚性兑付”依赖心理，有利于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之间的共识和一致行动。在互联网金融风险的防控中，政府也急需开展风险沟通，加大对互联网金融风险的提示，打破公众对于“政府兜底”的依赖心理，促进政府与社会之间的共识。
    四是建立和完善金融突发事件应急管理体系，发展“抗逆力”。在“总体国家安全观”下，防范和化解金融风险虽然超出了应急管理的范畴，但仍有必要建立和完善金融突发事件应急管理体系。2003年“非典”之后，中国建立了以“一案三制”为核心的综合应急管理体系，为保障公众的生命和财产安全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然而，将金融突发事件作为社会安全类突发事件，并主要依赖限制性应急措施的做法已经难以适应形势发展的需求，亟待探索针对金融突发事件应急管理的应急预案、应急体制、应急机制和应急法制。
    （作者单位：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南京大学社会风险与公共危机管理研究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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