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村振兴战略的三大核心机制

    在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这一特定时期，提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体现了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和文化自信。继若干个“中国之谜”之后，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将再为世界增添一个现代化进程中同步实现乡村振兴的“中国之谜”。
    中国发展道路迥异于西方，已经带给了世界若干个“中国之谜”，如科技应用的“李约瑟之谜”，中国资本主义萌芽的“韦伯疑问”，“高财政赤字和高货币供给量的同时保持价格稳定的现象”的“麦金农之谜”。诸多“中国之谜”，来源于西方理论和经验，不能有效解释中国发展实际。党的十九大提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将再一次走出一条农村发展的中国特色道路，为解决世界各国现代化进程中的乡村普遍衰落问题作出有力回应，并有望打破现代化进程中乡村衰退这一“铁律”，凸显和进一步增强中国的“四个自信”。
    任何国家的历史发展进程，都不能闭门造车，中国梦与世界发展与进步息息相关。现代化进程中，无论是欧美西方发达国家，还是日韩等东亚发达国家，都走过了工业化、城镇化、信息化和农业现代化进程。现代化进程同时伴随乡村凋敝，是世界范围内的普遍现象。步入工业化和城市化中期加速阶段的中国，也出现了明显的城乡差距过大、乡村治理失序、农业农村发展滞后等发展的不平衡、不充分和不同步现象。直面中国社会新矛盾，积极回应时代新挑战，需要立足中国实际，学习汲取国际经验，展开对乡村振兴战略实施中不平衡、不充分、不同步这三大问题的三大核心机制的深度研究。
    中国最大的发展不平衡问题，是城乡差距过大。乡村振兴战略的第一个核心机制，就是推动城乡融合发展，解决发展不平衡问题，实现产业兴旺和生活富裕。主要是通过城乡一体化的进一步实施，解决城乡收入差距过大、公共设施、公共服务、公共投资缺口较大这四大问题，促进城乡均衡发展。
    中国最大的发展不充分问题，是农村发展不充分。乡村振兴战略的第二个核心机制，是推动农业农村优先发展，破解乡村治理困境，解决发展不充分问题。通过建立健全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法治保障的现代乡村社会治理体制，健全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的乡村治理体系，实现乡风文明、治理有效。
    中国最大的发展不同步问题，是农业现代化滞后于工业化、城镇化、信息化。乡村振兴战略的第三个核心机制，是找准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这一最大短板，切实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实现四化同步，补齐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最大发展短板。通过“七条道路”（城乡融合发展、共同富裕、质量兴农、乡村绿色发展、乡村文化兴盛、乡村善治、中国特色减贫），推动生态宜居与乡村生产生活发展相适应，走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乡村振兴道路。
    针对上述三大问题和机制，笔者认为，由于国情和发展阶段的巨大差异，欧美国家乡村发展经验，很难对中国带来直接的借鉴价值。一方面，农业资源禀赋截然不同，使得欧美国家不可能产生一二三产融合、发展壮大集体经济、小农户和现代农业发展有机衔接等基本概念，从而难以在产业兴旺、生活富裕等目标，提供切合中国实际的经验。另一方面，由于发展历史和乡村特征的显著差异，使得在乡村治理体系、农村集体产权制度、土地三权分置等方面，对中国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等目标，也难以带来可资借鉴的经验。欧美国家也没有国家主导土地再分配的历史，政治背景也大不相同。相反，亚洲各国和地区，尤其是东亚地区，在农业资源、发展历史、乡村特征等诸多方面，与中国有很强的相似性。亚洲经验，尤其是东亚地区经验，会对中国产生良好借鉴。日本、韩国、中国台湾等率先进入发达经济体行列，其中一个决定性因素，是在现代化进程中实施了名称不同但内容近似的乡村振兴战略。如韩国的新村运动、日本的新农村建设、中国台湾的社区营造等。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要“综合分析国际国内形势和我国发展条件”，这要求我们从中国基本国情出发，学习借鉴国内外多种乡村发展经验。通过这种国际国内形势综合分析的办法，使得我们“摸着石头过河”的中国道路，走得更稳。
    （作者为中国人民大学农业与农村发展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