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支柱框架下完善金融稳定政策

    党的十九大报告明确要求，健全货币政策和宏观审慎政策双支柱调控框架。其中，健全宏观审慎政策框架的根本目的是维护金融体系的稳健运行，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底线。近年来，我国着力建立和完善宏观审慎政策框架。一是在2011年正式引入差别准备金动态调整机制，对信贷投放实施宏观审慎管理。二是为维护人民币汇率和金融市场的稳定，将跨境资本流动的管理纳入宏观审慎评估体系。三是为维护房地产市场的平稳健康发展，以“因城施策”和差别化住房信贷政策为主要工具，制定和实施住房金融宏观审慎政策体系。这些探索从全球来看具有创新性，也起到了规范金融秩序的作用。但是，在当前我国利率和汇率改革不断深化的背景下，内部金融创新与外部跨境资本流动将加大风险爆发的可能性。因此，在现有宏观审慎政策框架的基础上，非常有必要进一步设计切实防范和化解重大风险的金融稳定政策，以确保金融安全。
    在市场经济中，经济主体的风险选择行为必然会引致金融风险与波动，而经济主体的风险预期又会加大或加速金融风险的囤积与释放。因此，金融稳定政策的设计除了要注重化解金融风险的影响之外，还需要注重矫正金融风险行为和稳定金融风险预期。矫正风险行为是为了遏制金融风险的进一步蔓延与扩大，而稳定风险预期是为了预防与预警金融风险的出现。另外，金融稳定政策的设计还应有利于防范金融资源“脱实向虚”现象的出现，增强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能力。
    从矫正风险行为着手
    金融风险的产生是不可避免的，金融稳定政策的设计需从矫正风险行为选择着手。目前我国金融活动主要以银行信贷为主，但随着存贷比取消、利率改革深化、金融参与进一步放宽，金融中介的逐利性将进一步加强。基于高风险高回报的原则，金融中介的风险偏好也随之增加，并且金融中介的风险选择加总，将决定金融系统内总风险的大小。一方面，由于金融中介的风险选择是理性决策的结果，只要金融中介具有权衡收益与风险的自由，则金融风险产生或金融局部波动是必然的结果，这是宏观调控过程中所不能避免的因素之一。另一方面，金融稳定政策不能以牺牲金融中介的资产选择自由为代价，而是需要保证金融中介的风险选择在一个可控且理性的范围内，不能酿造大规模的风险波动。
    为此，在理论研究上应致力于厘清金融中介的风险形成机制和传导渠道，探究金融中介风险选择过程中的激励因素与结果，挖掘金融中介资产自由配置过程中的隐患，为宏观调控提供理论指引。在政策实施方面，中国人民银行与其他宏观调控部门应完善风险管理框架，摸底排查国内金融系统中风险累积的程度，量化市场风险与其他金融摩擦的大小，并据此加强对金融中介的引导。
    稳定金融风险预期
    在金融稳定政策设计过程中，要把控经济主体预期对金融风险的影响，在稳定风险的同时更需要稳定预期。在经济主体预期影响之下，金融中介的风险选择行为往往会被放大，风险的传染性也将增强，而金融中介的风险行为变化又可反过来影响经济主体预期，从而造成又一轮的风险放大与传染，产生“乘数—加速”效应。例如，金融中介或经济主体为规避风险卖出持有资产，造成资产价格下跌，但若此时它们预期未来资产价格将进一步下跌，则会引致新一轮卖出，进而造成资产价格循环下跌。随着中国金融市场化程度加深以及相关交易管制的放松，机构主体对资产价格的预期作用将加大，其预期的影响效用也随之加大。加之金融风险不可避免，故稳定金融风险预期，也是金融稳定政策必须考虑的重要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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