切实提高防范化解重大风险能力

    深层次原因
    体制变迁中的两个“没变”
    出现上述问题的深层次原因，来自于体制变迁中的两个没变。即改革有进展，但“风险大锅饭”没变，“小马拉大车”没变。因此，出现了改革进展与现有风险的复杂性和隐蔽性难以适应的情况。换句话说，这是改革滞后于发展所导致的。
    原因一：“风险大锅饭”没变。
    经过多年财政改革，我国财政规模在不断扩大，但财政能力受整体制度的约束难以增强。究其原因，主要在于改革建成了激励机制，而构建风险约束（分担）机制还只是刚刚破题。即“利益大锅饭”已被打破，而“风险大锅饭”依然如故。这导致公共风险扩大，最后不得不由政府财政来兜底。这突出表现在四个方面。
    一是在政府与国企的关系中，对国企总是“激励+激励”，政府总是最后承担其风险；二是在政府的各个部门之间，各个部门都有权力在预算决策范围之外进行各种“准财政”活动，其风险往往最后全部转移到政府财政部门；三是在各级政府之间，下一级政府的所有债务实际上都是上一级政府的“或有负债”，上级政府很难“见死不救”，层层传递，最后中央兜底；四是在各届政府之间，本届政府可以通过大量融资来搞各种“建设”，只享受由此带来的各种好处，而风险却总是“金蝉脱壳”推给下一届政府。虽然建立了债务的终身问责制，但约束性还不够强。打破“风险大锅饭”应是当前整个改革的重要内容。
    原因二：“小马拉大车”没变。
    “小马拉大车”，一是地方政府尤其是基层政府财力与事权不匹配，导致“财力小马”拉“支出大车”；二是基层政府财政能力与事权不匹配，导致“能力小马”拉“办事大车”。造成这两种情况的主要原因是事权与支出责任改革滞后。目前地方财政支出占全国财政支出的比重高达85%，这在世界上是绝无仅有的，这表明国家的大量事权主要是靠地方尤其是基层政府来履行的，超越了地方政府能力，其治理失灵的风险隐患较大。
    “上面点菜、下面买单”和基层政府“小马拉大车”情况普遍。如义务教育、社会保障、三农问题、生态环境等新增事权的制度设计，大都采取自上而下的形式，并以“上级决策、下级执行”方式来实施，把事权层层下移，导致地方政府尤其是基层政府有心无力。其结果至少导致了以下两方面的问题。一是财政事权过度下沉，既超出了地方的办事能力，也超出了地方的财政能力，治理失灵风险加大。二是越到基层政府，其可支配财力越小，支出责任越大。财产性收入成为地方政府的重要收入来源，基层财政的脆弱性越来越大，难以持续。
    

上一页  [1] [2] [3] 下一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