结构性去杠杆是重中之重

    防范化解金融风险,是打好防范化解重大风险攻坚战的重点；结构性去杠杆,则是防范化解金融风险的重点。
    4月2日召开的中央财经委员会第一次会议指出:“打好防范化解金融风险攻坚战,要坚持底线思维,坚持稳中求进,抓住主要矛盾。要以结构性去杠杆为基本思路,分部门、分债务类型提出不同要求,地方政府和企业特别是国有企业要尽快把杠杆降下来,努力实现宏观杠杆率稳定和逐步下降。”防范化解金融风险,是打好防范化解重大风险攻坚战的重点；结构性去杠杆,则是防范化解金融风险的重点,需要采取针对性的措施抓实抓好。
    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之后,我国的杠杆率提高较快,尤其是国有企业,杠杆率提高速度更快。与发达国家相比,我国非金融部门杠杆率整体不算高,但企业杠杆率较高。在企业中,国有企业杠杆率较高而民营企业杠杆率较低。根据中国社会科学院的测算,国有企业债务在非金融企业债务中的占比约为65%,产能过剩行业的高杠杆问题更突出。国有企业内部杠杆率分化也很明显。东中西部地区国有企业杠杆率变化趋势不同,大中型国有企业资产负债率显著高于小型国有企业,即大中型国有企业杠杆率更高。
    地方政府去杠杆方面,根据财政部和国家审计署的统计数据,2016年底,我国地方政府的杠杆率为30%,中央政府的杠杆率为16%,前者接近后者的两倍。同时,地方政府相对中央政府有更多的“或有负债”等债务。根据审计署对全国地方政府债务的审计数据,2013年6月底,地方政府负有偿还责任的债务10.89万亿元,负有担保责任的债务2.67万亿元,可能承担一定救助责任的债务4.34万亿元,同期中央政府对应的债务规模依次为9.81万亿元、0.26万亿元、2.31万亿元。可见,地方政府负有担保责任和可能承担一定救助责任的债务相对中央政府更高。
    与此同时,国有企业高杠杆率和地方政府杠杆率之间的关系密切。国有企业杠杆率较高,这背后是地方政府融资平台公司类国有企业作为地方政府的融资主体,承担了地方政府的部分融资职能。这种情况出现主要是受到财政体制等多种因素的影响。1994年实施的分税制改革,强化了中央政府财权,弱化了地方政府财权,但地方政府的事权却有所加大,需要承担更多的经济建设责任。1995年开始实施的《预算法》又规定:“地方各级预算按照量入为出、收支平衡的原则编制,不列赤字。除法律和国务院另有规定外,地方政府不得发行地方政府债券。”在这种情况下,以城投公司为代表的各类地方政府融资平台公司大量出现,承担了大量的地方政府融资职能。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发生后,为实现经济增长目标,我们对地方政府融资平台公司的管理政策有所放松,导致地方政府融资平台公司在2008年—2009年快速增长,融资规模迅速扩大。
    结构性去杠杆,不仅要从负债主体方面努力,而且要做好金融体制的改革优化,财政政策也要及时发力。
    从国有企业作为资金需求的主体看,国有企业资金使用效率低,预算软约束问题突出,拨改贷之后缺少资本金补充渠道,资金使用效率低下的问题日渐突出,也对银行贷款有着较多的需求。而在信贷资金供给方面,我国银行间接融资占据主导地位。银行业是以国有银行为主体发展起来的,国有银行成立之初就肩负着为国有企业提供资金支持的历史重任,再加上对国有企业提供贷款的背后往往有政府信用背书,风险较低,银行业更偏好为其提供贷款。我国国有企业有贷款需求,银行业也乐意为其提供贷款,供求综合作用的结果是大量信贷资金流入国有企业并导致其杠杆率较高。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之后,国有企业投资回报率快速下滑,持续低于非国有企业,借新还旧的融资需求不断增加,与国有企业高杠杆率上升形成正强化的恶性循环,也进一步导致国有企业杠杆率较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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