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改革成功看中国治理的机制优势

    中国的治国理政事业，既在宏观层面具有“大气”的体制优势，亦在中微观层面具有“精巧”的机制优势。这些机制性优势，在40年的改革开放实践中体现得尤为明显。改革开放以来，在丰富的改革实践尤其是新时代的全面深化改革实践中，一些持续性长、遍及性广、活跃度高的技术性机制，成为各个改革领域在不同改革阶段取得源源不断成功的重要保障。
    这些技术性机制各自拥有相对特定的运行逻辑及功能，它们形成了一组“机制模块”，与“制度模块”一起共同作为中国国家治理体系的重要支柱。这其中的三个关键机制——领导小组机制、试点机制、督察机制，分别集中代表了中国改革的决策能力、创新能力、执行能力。
    领导小组机制，把职责各异的部门汇集到一起，化解分歧、共同发力
    领导小组作为改革的一种组织领导机制，以“聚力”的作用方式支持改革事业，即根据改革主题的属性及内容，将有关联的组织要素集中聚合到一起，共同承担、协作处理改革事项。在领导小组正副组长的“高位推动”下，领导小组各成员单位“各负其责”“分头去办”，全方位地为改革工作贡献力量。
    美国有学者对中国的决策体系作了一个非常流行的归纳，那就是所谓“碎片化权威主义”，即中国决策体系内部呈现出高度“碎片化”特征，决策权被纵向各个层级、横向各个领域的部门所分割开。这实际上是将长期观察欧美国家决策过程中种种“扯皮”“利益博弈”现象所形成的理论视角，“习惯性”地投射到对中国决策实践的分析当中。
    事实上，中国的决策相当高效，这也是欧美政治家经常羡慕的一点，显然他们的感受比起研究者更加贴近现实。其中的关键就在于，中国决策者很善于通过领导小组这样的议事协调手段，把职责各异的部门汇集到一起，化解分歧、共同发力。在全面深化改革、新型医疗体制改革等重大决策、重大改革过程中，都能够看到对应领导小组的“身影”。领导小组机制为跨领域、跨部门的改革提供了极佳的意见表达、共识整合平台。
    试点机制，能够有效降低制度变迁的风险系数，增强改革状态的“可控性”
    试点作为改革政策的一种渐进性实施机制，以“稳中求新”的作用方式支持改革事业，实现了对渐进性改革策略的操作化。通过“从局部到整体”的逐步铺开过程，试点机制能够有效降低制度变迁的风险系数，增强改革状态的“可控性”。改革工作所难于兼得的稳妥性与创新性，通过试点机制极好地融合为一体。
    中国在改革开放之初面临着两大难题：一是没有现成的方案可循，二是超大型国家所带来的高风险。这一方面决定了中国不可能采取“休克式疗法”，并不追求改革事业的“一步到位”“毕其功于一役”。另一方面也要求中国改革者开发运用适合于自己的改革策略与技术，通过挖掘内部潜力，自行解决这一问题。
    中国政府通过开展类型丰富的改革试点，很好地应对了这一挑战。从最早的小岗村试验、开辟深圳特区，再到自由贸易试验区，有改革必有试点，试点已成为改革的同义词。在试点中探索并测试适合于自身的方案，而不是听取各种未经验证的域外理论贸然行动，进而通过逐步推广的方式实施新政策，避免牵一发而动全身。各个领域的改革工作，几乎都是以试点、试验的名义和形式展开，“试点先行、逐步推广”成为了中国改革的基本操作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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