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大基础设施工程(以下简称重大工程)对国家政治稳定、经济发展、民生保障、环境保护、公众安全等发挥不可替代的作用。重大工程建设规模与水平已成为一个国家核心竞争力的重要标志,世界各国都积极推动和开展各类重大工程建设。
作为世界最大的发展中国家,无论是重大工程建设总量,还是重大工程单体规模,中国都在全世界首屈一指。相对于一般工程,重大工程具有技术复杂性、地域广泛性、环境多样性等特点,特别是重大工程决策与建设主体规模庞大,不仅将带来重大工程管理上的复杂问题,而且将产生管理内涵上的一系列深刻变化。
以坚定的理论自信构建重大工程管理理论体系 随着重大工程管理主体越来越多元化、管理组织的适应性要求越来越高、管理目标越来越多维和多尺度化等,特别是面对重大工程规划立项决策、投融资及建设营运模式选择、工程复杂性风险分析、工程现场综合控制与协调、工程技术创新管理、工程可持续发展与社会责任履行等一系列复杂问题时,以项目管理知识体系为代表的传统工程管理思想和方法越来越显得力不从心。只有跳出传统的工程管理思维,构建引领性的重大工程管理理论体系才能真正解决问题。
近年来,中国学者积极参与了这一具有重大学术价值的理论问题的自主性和原创性研究,这标志着中国工程管理学界在学术研究基本模式和路径上出现了从“跟着讲”到“接着讲”的重要转变。当前,我们必须站在新时代的高度,确立中国学术界的历史担当意识,在重大工程管理思维的基本原则、管理理论的形成路径与一般范式及工程管理理论的话语体系建构等方面秉持理论自信。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问题是创新的起点,也是创新的动力源。重大工程管理理论根本上源于重大工程建设与管理实践,在一定意义上,实践自身就是重大工程管理理论伟大的思想者。数十年来,我国在重大工程建设方面取得了重大成就,在工程管理实践中总结出丰富经验。当今,我国重大工程管理实践又在复杂性、前沿性、新颖性方面在全世界居于前列,研究中国的重大工程管理问题就是在研究世界性的问题。我国如此丰富的重大工程管理实践土壤,是我们拥有理论自信的源泉。
开展构建重大工程管理理论体系的研究,必须确立科学的哲学思维原则,把重大工程管理的本质属性界定清楚。要做到这一点,往往不能仅在该领域之内,而要在更高层次、更大尺度范围内进行重大工程管理实践活动本质属性的抽象。在这方面,我们已经具有了一定的理论准备。根据重大工程管理实践活动的基本结构与形态,我国著名科学家钱学森等创立并在我国“两弹一星”等重大科学技术工程中得到成功应用的中国现代系统科学思想,对正确思考、认知重大工程管理本质属性具有重要的指导作用。
总之,中国学者应有坚定的理论自信,在构建重大工程管理理论体系的探索工作中,让世界看到中国学界的担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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