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以来中美关系及战略互动

    韦爱德（Edwin Winckler），美国政治学家、哥伦比亚大学教授。他曾师从史华慈（Benjamin Schwartz）教授于哈佛大学获得学士、硕士和博士学位，后担任哥伦比亚大学魏德海东亚研究所教授和研究员达40年之久。他先后在哥伦比亚大学和哈佛大学等高校教授政治学、社会学、人类学、比较政治、比较政治社会学等，并依托上述学科理论研究中国问题，著有《台湾的政治经济学》（Contending Approaches to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Taiwan，1988）、《管理中国人口》（Governing China's Population：From Leninist to Neoliberal Biopolitics，2005）等学术专著，并发表多篇学术论文。韦爱德还曾担任联合国人口基金会顾问、美国国务院政策咨询专家和原中国国家人口和计划生育委员会顾问等职。
    他本是一个与中国毫无瓜葛的美国人，却几十年如一日，注视着中国、研究着中国；他是著名的人口问题专家，对于中国人口制度的分析精准深刻，并成功预测了中国政府在人口政策上的某些转变。他亲历见证了改革开放40年间中国日新月异的变化，以及中美关系的互动性战略调整，他常年在中国调研，与中国政界、学界互动交流频繁。他，就是美国著名政治学家、哥伦比亚大学教授韦爱德。
    在2017年金秋与2018年8月的两次访谈中，韦爱德教授就中国改革开放40周年以及40年来的中美关系的变化、未来走向等问题，从战略、历史和政策角度，回答了笔者的提问。
    改革开放之初：中国印象
    张梅：感谢您接受我的访谈。这么多年来您一直关注中国、研究中国，出版了重要的研究成果，在国际学术界产生了广泛的影响。我知道您和中国有着绵长而深厚的渊源，记得您第一次访问台湾是在1969年，第一次访问大陆是在1979年，这对当时的西方学者来说，是非常难得也是非常少见的。请问您当时为什么考虑来中国？您眼中的北京当时是什么样子？
    韦爱德：我1969年第一次去台湾是为了学习汉语，当然后来也作了一些研究，当时因为“文革”的缘故，我未能去成中国大陆。后来终于如愿以偿：1979年底，我作为美中关系全国委员会代表团的临时成员，应北京城市规划部门的邀请，陪同美国城市规划部门的一个代表团访问了北京等城市。那时的北京与现在很不相同：当时主要的交通工具是自行车，不过那时自行车是被大街上的行人骑着，而不是现在这样在人行道上成堆地躺着！
    东道主的接待工作做得非常到位，对我们这些国外来的客人非常友好。当时我惊讶地发现，尽管经历了十年“文革”，人们对公共议题和话题的兴趣却仍然很高，最近我在北京的调研（2017年11月至12月我又到了北京调研）也表明，这种情况依然如此。
    张梅：您是美中关系全国委员会的委员吗？这个委员会是一个什么样的组织？
    韦爱德：我不是美中关系全国委员会的成员，尽管我在20世纪70年代曾和他们一起工作过。美中关系全国委员会（以下简称“委员会”）是一个非营利性组织，成立于1966年，是由研究中国问题的著名学者、公民、宗教和商业领袖组成的一个广泛的联盟。委员会的创始人认为，随着时间的推移，美国公众与中国公民的对话将增进彼此的相互了解，这是稳定和富有成效的中美关系的基石。成立初期，委员会的工作重点是广泛传播信息及公众教育。可自1972年促成了中国乒乓球队历史性的访美后，委员会开始成为美国对华开展公共政策交流最主要的组织。
    委员会成员现由来自全国各地的800多名美国人以及80多家公司组成，作为一个免税组织，其资金主要来自美国国务院、私人基金会、企业、委员会成员和其他感兴趣的公民资助。20世纪80年代，委员会将其在公民事务、教育、表演艺术和体育等领域的交流几乎扩展到了美中交流的各个领域，促进了美中双方在社会治理、媒体、城市规划、国际关系、经济规划和管理等方面的持续交流。近年来，虽然委员会的很多办事程序已经顺应时势作了改变，但基本宗旨没有改变。
    我认为，在全球化趋势日趋明显，美国与中国以及周边国家利益摩擦日趋增多的今天，保持类似委员会这样的沟通渠道的畅通，无疑十分重要。
    从研究人口问题
    到全面解读中美关系
    张梅：今年是中国改革开放40周年，在您看来，改革开放为中国带来了哪些有代表性的进步？对世界有什么影响？请您用亲历见证的实例加以说明。
    韦爱德：改革开放是一件好事情，也为我个人带来了机遇，我得以到中国大陆，见证并了解真实的中国。就我个人的例子而言，最重要的改变是我作为一个外国人可以参与到你们生育计划的考察、了解和改革中来——我参与了1988年、1993年、1998—2000年、2002年和2005年的计划生育工作，并在2002年应中国人口与计划生育委员会的邀请担任该委员会的顾问。
    中国是一个生育大国，可是20世纪90年代早期人口出生率突然大幅度下降，这让国际社会很是吃惊，为此，联合国人口基金会于1993年专门派出一个研究团队来中国调查生育率大幅下降的原因，我作为研究专家加入到这个特派团中。经过我们的调查发现，部分原因是由于一些地区在1991—1992年执行计划生育，使得中国人口出生率大幅下降。但1995年中国在实现了“低而稳定”的生育率后，停止了此类大规模执行运动。1998—2000年间，我参加了在美国新泽西州普林斯顿举行的一系列研讨会，当时中国政府陆续派人口政策代表团前来美国参加与人口管理有关的“高级领导力培训”项目，我的任务是向他们讲清楚中国的计划生育是如何成为美国政治中的重要问题的。2002年，应当时中国国家计划生育委员会的盛情邀请，我还研究了该委员会的改革方案，采访了中国一些中央和省部级官员，并访问了两个改革试点地区，其中一个是黑龙江省牡丹江市靠近俄罗斯边境的偏远县。
    在我看来，中国生育率下降的速度是现代历史上最快的，婴儿的性别差距也是世界上最高的，这些变化导致中国人口迅速老龄化，社会保障危机迫在眉睫，引发国内外关注。中国人口变化背后的政治进程是什么？中国的人口政策对于政权稳定、中国人民的生活以及中国在世界上的地位有什么政治影响？基于这些思考，我与葛苏珊（Susan Greenhalgh）教授合作写了《管理中国人口》一书，通过对中国人口政策的全面解读，记录了1949年后中国人口的逐步“政府化”（governmentalization），以及政权、行业和个人管理能力的显著增强。21世纪以来，中国政府已经开始从“强硬的”生育计划方式向“柔性的”管理方式转变，实现了国家的间接监管和公民的自我监管。我的书将政治学与人类学研究结合起来，发展了一种新的跨学科研究方法，不仅展现了对政权能力（regime capacity） “从上到下” 的政治学分析视角，而且包含了人类学“生命权力”（Biopower） “从下到上”的分析视角，更改进了过往研究对于制度形态和大众影响认识的不足，完成了“为制度分析注入情感”的任务。
    我认为，中国的人口管理为我们理解中国社会和政治提供了一个非常有创新性的分析视角，我力图从政府和社会的角度，从收集到的文件、长期的实地调研以及对众多人士的采访——例如我采访了中国人口政策的制定者和执行者、宣传者和批评者、守望者和抵抗者等——来讲述这些转变和其中的故事。本研究还揭示了行政对个体生育的深度干预，以及这些干预对中国社会和政治的深远影响。人口政策曾经是中国社会转型的一个落后领域，而现在正帮助中国走向更现代化和国际公认的治理形式。未来，中国将更依赖于市场化的变革、公共空间的扩展、广泛社会参与、法治社会与制度化变革，更加注重人口质量、人口政策与卫生等，解决经济快速发展所导致的社会、环境、治安等问题。
    张梅：可是，据我所知，后来您的关注点发生了一些变化，无论是对美国的政治经济、意识形态、移民问题，还是对气候变化、中美关系等，您都发表了很多见解，甚至在财新网开设了个人博客，访问者超过21万。请问您后来关注点有所转变的原因是什么？
    韦爱德：2010年后，我转向了与中国学者的学术交流，主要是应他们的要求，试图向其报告美国学界关于美国政治和美中关系方面的最新见解。我曾在中国各机构发表演讲，主题从时事政治到社会科学理论，这些机构中比较有影响力的是中央编译局、中央党校、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等。每次我到中国来，我都会更新我的PPT。2017年来中国演讲的主题是关于特朗普，因为很多中国学者都想了解他，但是我试图解释的是影响美国政治和美中关系的更多结构性因素。为了回应中国为发展马克思主义和强调其价值观所作出的努力，我还讲授了美国意识形态的本质和社会科学的价值取向——我特别喜欢与中国研究马克思主义的学者交流，因为这能帮助我理解中国学者的基本学术理念和研究方法。在我看来，美国意识形态之争主要是温和左派和极右派之间的博弈，也就是民主党进步派和共和党保守右翼之间的博弈，意识形态博弈主要体现在民主党的大政府主张与共和党的小政府主张之争，以及不同国家不同区域之间、种族之间有关政府、经济等问题的博弈。尽管美国的政治家在演讲中经常强调自由、民主、人权等基本价值观，但是由于不同党派之间很难达成一致，实际上很难说美国有统一的核心价值观。
    此外，在2015年的巴黎气候大会召开前，我还就奥巴马政府在气候控制方面取得的进展发表过演讲和文章。2017年秋季，我曾提交了一篇关于儒学与气候治理的文章。我认为，如果要看人类长期的将来，应该慎重应对气候变化的挑战，气候变化存在多种可能性，克服这一难题要分为三个阶段：首先是要了解应对气候变化的重要性，其次是采取措施限制气候变化幅度，最后是克服或适应气候变化。事实上，中国儒家思想中有很多关于“天人合一”等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价值观和文化资源，应该深入挖掘、广泛宣传，推动儒家文化在气候治理方面发挥应有的作用，为控制气候变化作出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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