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以来中美关系及战略互动

    美国的全球大战略基于哪些原则
    张梅：美国公众、企业和政府如何看待并回应中国的改革开放？
    韦爱德：很明显，你问了我一个大问题，我不能一下子给你满意的回答。总体来说，当前美国国内对中国的批评意见颇多，因为美国人认为自己对中国的改革开放帮助很大。最初，美国想要利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来对抗苏联，可是实施之后，美国人差不多忘记了这项政策。然而，中国并没有按照美国人最初预想的方向发展，研究或制定对华政策的美国人越来越看到了这一点，所以当前他们正在设法调整政策，以便更好地保护美国的利益，但是同时他们又不希望对两国关系造成太大伤害。
    张梅：对比中国，美国在这40年走的是一条怎样的发展之路？中美双方各自采取了怎样的发展战略？
    韦爱德：关于美中双方各自的发展战略，我将分享给你一篇我发表在《中国国际战略评论2015》这部论文集中的文章，这篇文章是根据我2014年在北京大学的演讲整理的，它描绘了美国和中国之间40年来的战略互动。
    事实上，从19世纪20 年代开始，美国就已经成为美洲地区独一无二的大国。从20世纪40 年代开始，美国已经成为主要的全球性大国，有许多盟友，已经形成相当清晰的全球大战略，即美国主导美洲，同时防止其他大国主导欧洲或亚洲。20世纪90年代初苏联解体后不久，布什政府和随后的克林顿政府就已经开始构想后冷战时期的美国领导地位。其基本理念是，既然美国已不再受苏联钳制，那么应该将其领导地位从“自由世界”向全球扩展，美国不仅应在军事领域，而且应在经济领域和意识形态领域也掌握领导权。美国的全球战略主要是基于以下几条原则。
    一是阻止竞争性大国（Rival Power）的崛起，诱使上升中的国家与美国合作，如果后者不配合则对其采取限制性措施。我不认同现在有些学者所谓的“修昔底德陷阱”，即守成大国与崛起大国之间必有一战的逻辑。这个概念源自古希腊，基本意思是斯巴达是守成大国，雅典是正在崛起的国家，两国因安全问题引发战争。但事实是，那时占主导地位的波斯没有直接参与战争。再举个例子，欧洲大国在过去四五百年间并没有发生权力转移，崛起大国和守成大国间很少直接发生战争。事实上，守成大国为争取更多霸权，总是试图把崛起中的新兴国家整合进已有的国际体系内，而不是孤立或攻击它们。同时，崛起国家通常也想加入已有的大国阵营，而并非想着推翻它们。美国可以接纳新兴大国的崛起，前提是后者拥护和平繁荣的国际秩序，哪怕双方对这一秩序有不同的理解。但是，美国不会接纳一个挑战美国全球领导地位的新兴大国，也不会接受一个想要支配西欧或东亚的新兴力量。
    二是识别并应对重大威胁。其中大规模杀伤性武器（例如核武器和化学武器）是重大威胁来源之一，现在网络空间和太空也被涵盖在内。而中国在后两个领域内发展迅速，因此重要性日益凸显。在防止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扩散方面，美中两国如果能够在原则上达成共识，那么就可以在实践中解决分歧。
    三是通过“民主化”，使得世界上其他国家逐渐向美国靠拢。这一点不仅便于美国行事，同时美国也认为可使其他国家受益。而人权则是这种民主化的附带原则（显然中国强烈抵制西方版本的“民主化”和“人权”概念），不过，现在美国已经不再积极推动中国的“民主化”进程。
    四是通过市场化，以美国为蓝本逐渐重塑世界。美国认为这一原则同样也有益于其他国家，能够带来经济繁荣。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美国对华战略的基调一直是鼓励中国发展经济和外交，同时通过维持在西太平洋的强大军事存在“劝阻”中国军队进行军事“冒险”。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美国运用这一原则帮助中国发展经济，中国现已融入全球经济，并且欢迎进一步的国际市场化。可是，中国要求改革全球治理，并推动建立新的国际秩序。
    张梅：那么，在您看来，中国采取了怎样的发展战略？中美关系又为此做了哪些“互动式调整”？您怎么看待双方的这种战略互动？
    韦爱德：如果说美国长期以全球领导地位作为其战略主题，那么中国则是一直将和平发展作为其战略主题。众所周知，从20世纪50年代中期开始，中国就不断强调和平原则的重要性。20世纪八九十年代，中国将和平视为其发展的先决条件。进入21世纪后，尽管国力不断强大，中国仍不断重申其发展是“和平崛起”。
    近来，中国调整了国家战略，将注意力从大国转向周边国家（尤其是东盟国家）和战略盟友（尤其是金砖国家）。因此在21世纪的第二个十年间，中国积极倡议在交通物流与外交方面对亚欧大陆进行整合，明确中国在亚欧大陆的定位，这可以被看作通过进取战略维护中国长远利益的举措。然而，量变（少做变为多做）会带来质变（从双边向地区，从西进向东进，以及从海洋向大陆转移），而质变会为中国此前宣布的战略目标与原则增加新的内涵。
    总而言之，自1950年以来，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家战略主要聚焦于地区层面，关注国家自身以及近邻，维持国家政权稳定，保护中国主权，同时发展经济。在公开场合，中国最为强调对外主权，而其中台湾、西藏和新疆又是重中之重。很明显这意味着，尽管常强调和平解决争端，但是中国保留在上述核心利益受到严重威胁时使用武力的权利。显而易见的是，不论中国是否将其列为核心利益，在政权安全和经济发展方面都不会作出让步。美国也力图使中国在上述核心利益领域感到安心。奥巴马一再强调，美国将持续支持中国的经济发展。在主权问题上，奥巴马公开重申其2014 年11月与习近平在北京进行的谈话，美国承认台湾是“一个中国”的组成部分，西藏（更不用说新疆）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部分。
    特朗普上任后，美国的问题特别体现在执行层面，特朗普政府至今没有任命新的外交团队，外交部依然是个空盒子。共和党的战略家科恩（Eliot Cohen）认为，特朗普已经破坏了美国与大多数国家及地区的关系。外国领导人们正在调整他们与美国的关系，不管是区域和全球，还是政治与经济。即便下届美国总统有新人选，问题也不可能完全得到解决，因为民粹主义选民对美国对外参与过多不满意。美国的知识分子和外交政策精英原本有共同的方向，但现在越来越分裂，尤其是在共和党内。
    随着权力的转移，美中两国现在都在调整它们的战略，美国做得少，中国做得多，美国的权力现在已经不像以前那样占主导地位，它在经济、军事上的优势正出现问题，同盟关系也在减弱，而中国的支持者在增加。中国有繁荣的经济、强有力的领导者和精明的战略，如果把美中各自的情形作对比，中国占优势。但仍有不少国家怀疑不断强大的中国将来会怎么做，这一点中国也需注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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