着力提升绿色全要素生产率

    改革开放40年来，中国的GDP在前30年中保持了近10%的高增速，即便在过去10年受国际金融危机冲击的情况下，GDP平均增速也达到了6.5%（剔除价格因素影响）。虽然GDP增长并不能准确反映一个国家国力的强大，但从经济发展的角度看，GDP保持40年的中高速增长并不常见。然而，如果考虑到40年来中国经济增长的资源能源消耗和环境负面影响，这样的亮眼成绩则要大打折扣。应用DEA方法对中国全要素生产率进行测算，结果表明，1995—2016年间，依据传统口径、不考虑环境污染和排放（以劳动力人数、资本存量和能源消耗量为投入指标，GDP为产出指标），我国全要素生产率（TFP）年均增长率为2.3%，而采用环境生产函数方法、考虑环境影响和排放因素后（产出指标同时包含污染物排放（SO2）、温室气体（CO2）排放和GDP），我国绿色全要素生产率（GTFP）年均增长率仅为1.15%。未来提升经济发展质量的关键在于提升绿色全要素生产率。
    优化要素配置的生态环境
    全要素生产率是用来衡量生产效率的指标，它通常有三个来源：一是效率的改善，二是技术进步，三是规模效应。相应地，在DEA分解中，纯技术效率反映的是决策单元（DMU） 在达到最优规模时投入要素的生产效率。规模效率反映的是实际规模与最优生产规模的差距。一般认为：综合技术效率=纯技术效率×规模效率。
    通过对我国GTFP增长来源的进一步研究表明，我国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偏低的主要原因是生产要素的综合技术效率有所下降。综合技术效率反映的是在技术不变的情况下，劳动、资本、能源等生产要素创造经济产出（GDP）和（减少）环境污染及排放的能力。进一步分解发现，我国纯技术效率与规模效率都在下降。纯技术效率持续下降表明，在过去20多年的经济增长过程中，劳动、资本和能源等要素创造经济产出的能力在削弱；规模效率下降表明，企业规模要么过大、要么过小，尚未实现规模最优化。
    导致生产要素的经济产出能力（纯技术效率）下降的可能原因包括：第一，在特定制度安排和变革下，劳动力结构、数量和质量的变化，降低了劳动力创造经济产出和社会价值的能力；第二，特定制度环境下，资本创造经济产出的能力也在下降；第三，受到能源管理、定价及其在行业间的配置等因素影响，能源利用效率尚未有效提升。而企业规模未实现最优化发展的一个可能原因在于，在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之间，存在一定的社会资源配置扭曲状况。
    综上所述，提升我国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关键在于通过深化改革，优化要素配置的生态环境，破除制约劳动、资本、能源等要素创造价值的体制机制障碍。2015年底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确定经济改革的五项重点任务——“去产能、去库存、去杠杆、降成本、补短板”，其核心就是优化要素配置、激发要素生产活力。事实上，自2017年以来，我国经济运行中已经出现一些新变化，包括工业产品存货周转加快、企业利润率有所提高、服务业占GDP比重持续上升等。未来改革中要进一步优化要素资源配置体制机制、打通制度梗阻，提升要素资源价值创造力。
    提升劳动者长期人力资本回报
    当前，我国改革开放初期以来的“人口红利”已经消失，随着各项社会保障制度和劳动法的完善，劳动力成本在企业用工成本中快速上升。在这一背景下，提升劳动力要素创造经济产出的能力，只有靠提升劳动者自身素质、能力和水平这条道路。这需要端正教育理念、改革和完善教育体系、提升劳动者长期人力资本回报，促进中国经济由依靠“人口红利”向“人力资本红利”转变。
    “21世纪最贵的是人才”，拥有强大人才基础的经济才具有长期可持续发展潜力和更强的国际竞争力。好的教育能够为一个国家的长期经济增长和发展服务，但这是一个自然的结果，而不是强行使教育达到的目的。如果在教育领域追求经济指标，并采用各类经济“激励”政策去吸引人才，可能会带来市场的“逆向选择”问题。就我国具体情况而言，要针对当前及未来一个时期经济社会发展的客观实际和趋势，加快完善我国人才教育体系，明确学术型、工程型和技术技能型等不同类型人才的定位和潜在需求，相应调整教育体系结构。具体而言，一方面，要尽快完善我国职业教育体系与实训体系建设，尽快建立起多层次的职业技术培训体系、加快建设高技能蓝领培训体系，为制造业升级提供最基本的人才储备；另一方面，要继续深化改革当前义务教育体制和高等教育体制，优化提升小学、中学和大学等培养通识人才和高精尖人才的教育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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