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政策“组合拳”切实缩小收入分配差距

    我国基尼系数2008年达到顶点0.491，此后虽连续七年下降但降幅有限，2016年略有回升至0.465。尤为值得警惕的是，我国收入分配差距处于高位的时间已经较长，负面影响正在显现。当前应凝聚社会共识，采取更有力的举措，逐步缩小收入分配差距。
    收入分配差距长期处于高位的负面影响不可轻忽
    根据《中国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进程统计监测报告（2011）》，我国基尼系数2000年达到0.412，以此推算，已有十八年时间超过0.4的警戒水平。国家统计局正式公布的基尼系数自2003年开始，该年基尼系数达到0.479，此后始终超过0.46，这一跨度也有十五年时间。
    从国际经验看，收入分配差距长期处于高位会带来严重负面影响。
    一是构成经济危机的深层根源。发达国家在“19世纪至20世纪初”与“20世纪80年代后”两次经历收入分配差距持续扩大，而后在1929年和2008年爆发经济危机并非巧合。两次危机的直接原因是居民部门杠杆率快速增加后破裂，但根本原因却是收入分配差距扩大造成有效需求不足。居民部门加杠杆只是将消费能力和生产能力不匹配的矛盾转移到金融领域，随着矛盾积累最终爆发危机。近年来，我国居民部门杠杆率快速提升，尤其是部分家庭“超支购房”现象需要重视。
    二是阻滞经济转型。对于后发国家而言，随着增长阶段演进，增长条件会发生重大变化，需要相应转换增长动力实现经济转型。而较高的收入分配差距，在需求侧，会抑制消费的扩大与升级，导致新产业、新业态的发展缺乏足够的市场支撑；在供给侧，会导致低收入群体对人力资本投入不足，弱化新产业、新业态发展的内生动力。当前我国正处于新旧动能转换的关键节点，须警惕高收入差距的制约效应。
    三是固化社会流动。父辈收入差距越大，子女间竞争条件越不平等，社会流动性越低。可见，机会平等与结果平等不可割裂。发达国家20世纪80年代后收入分配差距持续扩大，导致不平等代际传递明显增强。在我国，改革开放初收入分配差距较小，人们有相对平等的机会“先富起来”，而随着收入分配差距长期处于高位，“先富”与“后富”的机会不平等迅速增加，社会流动性减弱，产生一系列社会问题。
    新时代缩小收入分配差距意义重大
    缩小收入分配差距是跨越“中等收入陷阱”，顺利实现现代化的前提条件。现代化不只是物质财富不断积累的过程，也是利益关系不断调整、分配结构不断改变的过程。在一些发展中国家，现代化过程中贫富差距迅速拉大，迟滞经济转型，酿成经济和社会危机，最终打断现代化进程。随着我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传统以物质资本积累为主动力的增长方式已经不可持续，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关键是建立以技术创新和人力资本积累为主动力的增长方式，实现经济转型。而这又以缩小收入分配差距为前提。
    缩小收入分配差距是践行共享发展理念，走向共同富裕的必然要求。共享发展不只是让人民群众都能享受到发展的成果，更重要的是不断提高成果分享的公平性。我国努力建设的社会主义现代化，不只是追求物质财富的积累，更重要的是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我们党始终强调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始终坚持走共同富裕道路。党的十九大报告进一步规定了时间表和路线图：第一步，到2035年，中等收入群体比例明显提高，城乡区域发展差距和居民生活水平差距显著缩小，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基本实现；第二步，到本世纪中叶，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基本实现。
    缩小收入分配差距是消除发展不平衡，破解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的重要路径。现代化的不同阶段，发展条件与发展要求存在差别，社会主要矛盾也会随之变化。改革开放初，发展的主要任务是打破贫困陷阱实现经济起飞。经过几十年的艰苦奋斗，我国生产力水平已经大幅提高，国内生产总值稳居世界第二，但城乡、区域间发展差别仍然很大，收入分配差距长期处于高位。正是在这样一个历史关口，十九大报告作出社会主要矛盾已经发生转化的重大判断，更加强调消除发展的不平衡，这就要尽快缩小城乡、区域和居民间的收入差距。
    缩小收入分配差距面临的条件和制约
    随着我国增长阶段演进，缩小收入分配差距的条件正逐步具备，但也仍然面临着深层制约。
    跨越“刘易斯拐点”为劳动收入的持续增长提供有力支撑，但劳动和资本的相对议价能力仍受全球化约束。劳动收入占比会影响不同要素所有者的收入差距，进而影响财富的敛散程度。城镇化初期大量剩余劳动力向城市转移与20世纪80年代开启的全球化进程，是我国劳动收入占比曾经长期下降的重要原因。随着我国进入城镇化中后期，劳动力供求关系出现转折性变化，劳动收入的持续增长有了客观推动力，其占比也在2008年后有所回升。但当前，这一占比仍处于较低水平，并且受到资本全球流动性增强的制约。很多人担心劳动收入持续上涨会导致大量资本向国外转移，就是这一制约的体现。
    要素流动由集聚转向扩散，但扩散效应的发挥受到市场不完善的制约。要素在空间层面的流动会随增长阶段的演进，呈先集聚后扩散的特征。20世纪80年代中期后，生产要素向城市和东部地区持续集中，是导致城乡和区域收入差距迅速扩大的重要原因。近年来，我国要素流动正在由集聚转向扩散，但农村土地要素市场化不充分和中西部地区市场机制不完善，限制了要素扩散效应的发挥。
    国家发展战略由倾斜转为平衡，但公共服务投入仍然分布不均。改革开放后的很长一段时间，我国政府将有限的资源集中投向效益较高的东部地区。这在充分发挥集聚效应，促进经济更快增长的同时，也加剧了地区间发展水平的分化。2000年以后，中央政府向中西部地区的政策支持和转移支付大为增加。当前，中西部地区人均固定资产投资已经追上东部地区，但公共服务投入仍然落后，限制了其经济发展的后劲。
    再分配体系初步建立，但财富占有不平等的马太效应尚未有效遏制。我国已经初步建立与市场经济相适应的社会保障体系。但税制结构以间接税为主，个人所得税与财产税不健全，对再分配的调节能力较弱。随着我国财富占有差距的拉大，财富占有越多的社会群体，财产性收入越高。这一马太效应也被近年来房地产价格的迅速上涨与股市的大幅波动所放大。
    缩小收入分配差距应打出组合拳
    在新的增长阶段，缩小收入分配差距的必要性更加凸显，条件也逐步具备，但其难点在于单项政策的影响存在多面性。下一步，应打出组合拳，通过政策间的协调互补，发挥综合效力。
    进一步支持民营经济发展，并同时加大再分配力度。我国已经跨越“刘易斯拐点”，继续推动城镇化有利于劳动收入占比提升。而城镇就业新增岗位主要源于民营经济，需要进一步促进民营经济发展。但在现有财富占有差距已然较大的情况下，民营经济的发展可能会加剧财产收入不平等，这就要求加大再分配力度。因此，一方面，要加强产权保护，破除桎梏民营经济发展的各项壁垒，这也将为再分配创造空间和条件。另一方面，推动税制结构改革，逐步转向以有利于再分配的直接税为主，积极稳妥地提高财产税比重和高收入群体税负，加大转移支付力度，有效遏制收入分配差距的扩大，并通过扩大人力资本的规模和覆盖面，促进社会纵向流动。
    进一步完善全国统一市场，并同时促进公共服务均等化。应加大中西部地区市场化改革力度，进一步推进农村土地制度改革，实现生产要素在区际间、城乡间自由流动，充分发挥要素流动的扩散效应。由于要素流动也受到公共资源配置的影响，公共资源密度高的地区对生产要素的吸引力大。这也是北京、上海等特大城市，虽已出现一系列“大城市病”，仍然存在人口流入压力的重要原因。因此，要同时增加政府公共服务投入比重，并使之在区域和城乡间均等化。
    进一步深化对外开放，并更好发挥“成长红利”。在新的增长阶段，进一步提高对外开放的层次和水平有助于促进增长动力转换，但由于资本更容易在全球范围流动，从而可能制约劳动收入占比的提高。考虑到发展中国家相较发达国家人均资本水平较低，在资本边际报酬递减规律的作用下，其资本回报率更高，能够吸引发达国家的资本流入，形成“成长红利”。这意味着，相较于其他发达国家，我国在全球化条件下的税收自主空间更大。应当在进一步深化对外开放的同时，降低经济运行中的交易费用，从而更好发挥“成长红利”。这也将为加大再分配力度，提高劳动收入占比，创造条件。
    （作者系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发展战略和区域经济研究部副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