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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员注册中国梦，金融梦—展望2015中国经济”专访卢锋
「本期导读」2014对中国来说注定是不平凡的一年。这一年被称为改革元年，金融、国企、户籍制度、财税、政府……多项重难点领域改革全面推进。这一年，中国经济走入“新常态”，增速在换档、结构在调整，前期刺激政策在消化，三期叠加下的经济形势紧张而微妙。本期金融街会客厅邀请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宏观经济专家卢锋教授点评2014中国宏观经济发展情况，分析宏观政策方向，展望2015全球与中国经济发展前景。
「本期嘉宾」卢锋，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教授、著名宏观经济专家。主要研究领域：开放宏观经济学，中国农业经济，发展经济学。
以下为访谈实录：
第一节 卢锋：降息在预料之中 进一步政策调整仍有可能
「片花」11月21日，时隔两年有余，央行重启降息，宣布自2014年11月22日起下调金融机构人民币贷款和存款基准利率，同时结合推进利率市场化改革，提高存款利率浮动区间上限。市场普遍认为此次降息在预料之中，有专家分析此次降息与目前经济下行超预期有关，而结合利率市场化手段则是“一石二鸟”的政策。
金融界：卢老师您好，央行11月21日宣布降息，这是两年来的第一次降息，您认为这是中国宏观经济政策发生转变的开端吗？
卢锋：首先，这次降息是学界和市场界预期之中的。究其原因，是因为中国经济形势的演变，特别是经济调整的深化。当前宏观货币政策的主要任务是保证稳健的货币政策和相对适度的货币供给。这次央行选择不对称的存贷款利率调整很有必要，是一个积极举措。
另外，央行此次降息将对金融机构存款利率浮动区间的上限由存款基准利率的1.1倍调整为1.2倍，体现央行要把短期宏观政策的运作和调节与长期利率市场化改革的措施有机结合起来，这也是被普遍认可与肯定的。
从更长时间范围看，此次降息反映中国调整上一轮经济扩张所带来一些矛盾与失衡因素政策的进展。调整政策经过了几个阶段的演变，最近这次利率调整是宏观政策阶段性演变的标志之一。如果宏观形势没有出现大的变化，类似方向的政策调整，包括存准率适度与稳健的调整都可能在预期之中。
金融界：好，我理解您的意思是接下来还会有一系列的调整？
卢锋：宏观政策判断标准要看形势具体演变，如果当前经济增长的下行压力延续，经济增速与政府制定的政策目标之间的差距逐步扩大，我认为调整政策仍将持续。
但是在调整的过程中，要考虑到两方面的背景因素。一方面是十八大以后，高层对经济政策的制定大到基本方针，具体到货币和财政政策，都十分务实，并且很注重化解过去存在的矛盾和失衡因素。从货币政策本身来说，很难采取“重手刺激”的政策，还是要保证进一步推进对过去失衡因素的调整进程。另一方面，在调整过程中要保持一个方方面面都能接受的经济增长目标，要实现这个目标，适度、稳健的货币政策是关键。可以从上述两个方面来观察央行采取措施的可能性和时间节奏。
第二节 卢锋：过去两年经济增速目标有点偏高 明年定为6.5%-7%更合理。
「片花」近几个月来经济数据持续走低，凸显中国经济下行压力仍然很大。市场对2014年经济增速能否达到预期7.5的目标存在争议。各方普遍认同2015年经济增速放缓、结构调整进程还将继续。经济增速究竟定在多少才为合适成为关注的焦点。
金融界：好，您其实刚刚提到了经济增长的目标。有不少专家都认为这次降息可能是因为最近的经济数据很不好，甚至于有些超出了高层的预期，或者市场的预期。包括十月份GDP7.3%，已经是2000年来的最低，经济的下行压力进一步加大，大家都比较认同。您认为我们的经济增长目标在什么位置比较合适？
卢锋：刚刚你描述了目前宏观经济形势的一些事实特征，从高层演讲中看决策层清醒意识到上述情况。中国经济在目前的阶段还是面临增长下行的压力，怎么看待这个形势？我觉得这个要从两方面来看。
第一，经济增长长期要看潜在的增长速度，就是说在一个大体正常的环境下，当各种资源达到比较充分利用后，它能达到的增长速度，这个增长速度目前大家也有争议，相当一部分经济学家倾向于认为还是在8%左右。这是现阶段的潜在增长率，在正常情况下应能达到。
第二点是不仅要看潜在增长速度，还要看在前几年繁荣期积累的矛盾和失衡因素的状况下现实的合理增长速度是多少，我觉得这个合理增长速度可能是显著低于潜在增长速度。如果把潜在增长速度比作运动员在天气和体能正常状态下跑马拉松比赛能够达到的正常速度，但是由于运动员前一阵劳累过度，体力和力有些透支，在这种情况下可能还会跑一个不错速度，但要比前面讲的正常发挥速度要慢一些。考虑常态与特殊因素，可以更加务实地来评估政府确定的7.5%经济增长下限目标，以及为什么目前达到上述增速目标存在困难。
我觉得7.5%这个下限有它的合理因素，它是想在调结构和调失衡的同时实现稳增长。不过从实践情况来看，过去两年速度是不是有点偏高？在化解前一阶段遗留矛盾和失衡因素的前提下，我们可能需要容忍略低一点的短期增速。从过去两年的其他一些更基本的指标，包括非农就业的创造、劳动市场的供求关系、失业压力、居民收入增长，还包括一些结构调整、第三产业增长、中西部增长比例以及外部贸易条件变化等来看，7.5%的增速略微下调一点，是可以考虑的。推测明年的政府工作报告可能会朝着这个方向做一些务实的调整。既考虑经济增速的下行，又看到过去几年经济的实际表现和当前调结构和调失衡的大背景。
金融界：您有没有一个自己的预测点？比如说在7%以下，还是觉得7%是没问题。
卢锋：我觉得7%比较稳妥。我个人认为再稍微低一点也可以，6.5%--7%之间也是可以的，不过推测政策或许会选择7%，因为从决策角度看，可能会把稳妥性放在一个更加优先位置考虑。
金融界：您认为今年四季度和全年的GDP能达到7.5%吗？
卢锋：估计差不了多少，估计7.3%、7.4%。
第三节 卢锋：这一轮调整阵痛还将延续两至三年 宏观政策要稳是前提
「片花」刚刚结束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12月9日-11日）提出，要切实把经济工作的着力点放到转方式调结构上来。当前中国已经进入到“新常态”，经济增速、经济结构和发展方式都在发生变化。结构调整需要付出相应的代价，但是错过了结构调整的最佳时期，才是最大的损失。
金融界：您刚刚说如果从实际角度来说，在7%以下低一点的话也还可以接受。但是您会担心在一定的速度之下经济会不稳吗？
卢锋：我觉得十八大以后，领导人强调的宏观政策，重复率最高的词是“稳”，讲“三要”，宏观政策要稳，微观政策要活，社会政策要托底。这句话很朴实，很到位，我相信是深思熟虑提炼出来的。
但是对于“稳”如何理解？宏观调节要建立在对当前的宏观经济形势的变化进行客观、符合规律的分析基础上，无论是积极的变化还是短期不利的变化，或者是下行压力的变化，要看到它背后是不是有一个规律。在这个背景下再采取一些适当的调节措施、干预措施或者反周期的措施，使它保持“稳”。对宏观经济形势的客观、科学、务实、符合规律的理解不完全是一个技术问题，还需要有对经济运行机制的正确理念。
比如说，当前经济增长面临下行压力，单纯的下行当然是不好的，但是我们刚刚谈过，因为以前遗留的矛盾和失衡性因素的制约，这个时候不是越快越好，这个背后就是要对经济本身的规律做客观的思考。
在这个背景下要怎样采取措施，才能既实现调结构、调失衡又能避免经济的大起大落？在调整的过程中，难免会出现一些区域的、局部的困难，又如何避免这些局部困难变成全局性的震荡？这是我们现在要加以防范的。
政府与相关部门一直也是这么做的，包括不遗余力实施稳增长的措施，积极有为的防范金融风险的具体举措等，并且当前中国的基本面有很好的应对这些风险的条件。
金融界：您刚刚提到了一个正常的环境，我是不是可以这样理解，现在其实影响中国经济的一个很大问题，或者说影响未来的发展很大的问题是我们有一些之前遗留的问题。2014年实际上政府也做了很多的努力，包括很多的改革，从宏观政策上也是不遗余力的去解决。从您的角度来看，现在解决的情况怎么样呢？您觉得这些问题还会成为影响2015年宏观经济形势的因素吗？
卢锋：总的来讲解决还是比较顺利的，2015年可能这个格局还要延续，短期内半年、一年还完成不了，我们最近也去鄂尔多斯（行情，问诊）看了一下，鄂尔多斯案例媒体多年关注，前关注它在高速增长中取得的成就以及面临的问题。在新世纪（行情，问诊）最初的十年，它主要是煤炭，整个煤炭的产值可能扩张了近百倍，当时给这个地区带来了极大的财富，给政府带来极大的财力的增长，给经济扩张提供了极好的机遇，这个地区确实是在经济的增速上，基础设施建设上，包括老百姓的社会保障等方面都取得了跨越式的增长和提升，但是媒体可能更多关注它的问题或者是负面的情况，这个确实存在。这里面有一个重要的问题，就是和宏观的矛盾直接相关。
第一，煤炭的产能扩大是对的，在工业化、城市化的过程当中，我们需要更多煤炭能源，但是它扩大的速度太快了。现在不光是煤炭，其他的一些上游部门，都面临要去产能，不是不要产能，而是将过去每年百分之几十的扩张速度降下来。
第二，钱多了以后，容易形成资产价格的飙升、虚高甚至泡沫的因素，大家在泡沫中追求利益，需要有更多的钱。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就是越有钱然后越缺钱，最后就形成了民间集资的高杠杆，一段时期全民集资现象。2011年、2012年泡沫破灭，给当地的金融经济，特别是老百姓生活带来比较明显的负面影响，可能有一半左右家庭储蓄资产在资产泡沫的过程中受到不同程度损失。这类矛盾显然需要调节与消化，无法完全回避。
第三，这种大规模集资伴随不少企业杠杆率太高。一旦整个资产价格泡沫破灭，就会面料去杠杆化的客观调整过程，产生一些局部的金融难题。这些困难正在化解，但也是调整阵痛难以避免。
最后一点，上述调整的过程中经济增速肯定要降。统计数据上看，经济增速是从过去的最高年份30%降到现在的9%。直观表现是房地产投资基本上处于停顿和半停顿状态，除了一个民族运动会场馆现在还在建，其他的烂尾楼、建筑都大都看不到开工迹象。
我讲这个案例是想说明一点，过去在高增长过程中，中国无论是基础设施、政府的财政、经济的增长速度、生产的能力，还是普通群众的生活都有了极大的改善，这是成就。但是它确实也带来一些失衡矛盾，到2011年、2012年已经无法回避调整。
全国的情况不至于像鄂尔多斯这么极端和夸张，鄂尔多斯有其特殊情况。一定程度上我们整个宏观经济也有类似的问题，大体包括去产能、减杠杆、消泡沫、调预期等方面内容。十八大以来的强调宏观要稳方针，包含要进行果断坚定实施调整以避免矛盾累积过多带来经济更大波动的内涵。
金融界：您刚刚说的有一点对我的触动还是蛮大的。您说经济增长速度从30%，从统计数据上来说是9%了，这个中间的落差就很大。我这么理解，从“稳”的角度来说，我们不去强调“稳”的话，这个落差就会对经济产生很大的波动和影响？
卢锋：挺对的。首先我讲并不是每年都是30%，是最高的一年达到30%。
金融界：肯定是两位数的？
卢锋：肯定是两位数的，并且远远高于全国的经济增速，它整个增长速度最近几年的落差，比全国平均落差要大。第二，鄂尔多斯相对来说有很多问题和矛盾，但总体来讲还是一个大体平稳的格局，这是值得重视的一个事实。某种意义上它过去一段时期跑得很快，同时也累积了不少矛盾，现在的消化过程相对来说还比较平缓。为什么它能做到这一点？我认为首先还是宏观政策的“稳”，就是说尽管在调整，但由于基本面总的来说还是比较好的，政策重视稳增长，所以仍然处在相对客观的增长速度。
从整体来看，虽然鄂尔多斯煤炭的产量这两年走平了，但是没有大幅度下降。相比之前的增长，如果调整起来，要降个20%、30%也不是没有可能的，但是客观上也没有降那么多。之所以没有降，是因为宏观经济毕竟保留了7%左右的增长。
金融界：宏观经济求稳还是支持了它。
卢锋：没错，所以还是有稳定的作用。我想地方政府、企业包括家庭实际上都做出了努力，在调整过程中，一个比较强有力的领导，包括企业的配合，包括老百姓都能比较理性的对待这种事情，我觉得很不容易。
回到刚刚的主题，我还是想说这个故事是一个极端的案例，不代表全面，它至少从案例的角度说明了经济的调整难以避免，并且调整不是很显现的，可能还没有完。像鄂尔多斯建的新城“康巴什”那么漂亮，有亚洲最大的广场，规划人口100万人，遗憾的是现在只有6万人，这让人很感叹，建的这么好的设施，人气却非常不足，要调回到正常状态，还是要有过程的。
金融界：这也是我想追问您的问题，就是您觉得调整可能还会延续多长时间？三五年可以吗？
卢锋：这个永远不知道。但是我也试图做一些推测，我个人觉得明年后年，两三年前后这一轮失衡调整应有阶段性的成果，届时宏观经济有望出现新的景气成长局面。
第四节 卢锋：根治货币信贷扩张是调控房地产的根本
「片花」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今年前十一月，全国房地产开发投资实现86601亿元，同比增长11.9%，增速较前十月回落了0.5个百分点。至此，我国房地产开发投资增速已经连降十月。市场普遍认为房地产黄金十年已经结束。
金融界：您刚才已经谈到了房地产。那就请卢老师给我们讲讲房地产的情况，10月份70个大中城市住宅销售价格变动数据显示，房价环比下降的城市有69个，持平1个，您怎么看当前和未来的房地产市场？
卢锋：房地产调整是整个调整中非常重要的环节。我觉得有四个方面的调整，其中一个就是资产价格的虚高，或者叫泡沫化因素。这方面的背景就是中国在过去高增长的过程中，货币增长偏快，一部分导致CPI和劳务价格的上涨，更多表现为资产价格不可持续的走高，走高的过程在一个阶段会给大家带来很多好处，特别是业内都觉得这是一个繁荣，确实很繁荣，量价齐增，大家都有钱赚，另外客观上也给当时经济发展过程中，老百姓住房的改进做出了贡献。同时也确实出现一些失衡的因素，价格高本身就鼓励人们有投机性的投资，投机性的投资又推高价格，所以钱多反而更缺钱。房地产业钱多了，或者另外的资产价格炒起来，如果在一个阶段过程中价格不断上涨，每一个想套利的人都有理由得到更多的钱，甚至用虚高利率成本去融资，来参加从资产价格飙升中套利的游戏。在这个过程中反而缺钱了，有一个阶段大家都觉得挺好的，但是它不可持续，需要调整。
所以现在的过程其实是调整的规律在起作用。有一阵说越调价格越高，好像永远调不动。其实关键看怎么调，是不是抓住了根本。房地产调节的根本还是保持宏观政策的“稳”，特别是货币信用不能过渡扩张。几年前货币信用的扩张问题很难解决，所以一波接一波的宏观调控政策尽管不断出台，措施多变，效果一直不是很好，最后不得不采用“双限政策”的行政手段来加以应对。
金融界：刚刚谈到房地产，您谈到“双限政策”。
卢锋：前几年尽管政府采取了很多宏观调控政策来调控房地产，但是由于整个宏观经济要“稳”的这个方针没有真正得到落实，特别是没有根治货币信贷的扩张，最后导致各种调控政策费了很大劲，效果却不好。市场人士就说越调控越激活，在某一个阶段似乎还有道理，然后经济学家又说房价上涨是必然的，一定要采用行政手段控制。
其实这些观点有待商榷，最终还是要从货币信用过度扩张的角度来看。客观上过去几年就证明这一点，在基本面没有发生根本性变化的前提下，宏观政策调整在持续，货币信用从过去的过度扩张到了比较稳健的状态。虽然这个状态会带来“稳增长”和经济增长的下行压力，但它确实是对过去的失衡的调整。今年我注意到夏季的博鳌房地产峰会，甚至把下行通道作为会议的主题，可见房地产人士也普遍认同调整的形势不可避免，所以它从反面说明了房地产的健康发展在中国还是有很大的潜力，但是房地产价格的飙升，泡沫化导致过高的杠杆因素，也是要应对的，并且也是有办法应对的。一方面是宏观政策要贯彻“稳”的政策，并且它已经取得了效果。所以我觉得中国的房地产今后仍然还是有发展的，这一点我完全同意。过去的所谓繁荣，实际上是在特定条件下、在宏观货币政策调控相对偏颇的背景下发生的，所以我觉得如果以后宏观政策要“稳”执行很到位的话，这种格局就不会轻易出现了。
第五节 卢锋：土地财政不可持续 需深化土地制度改革
「片花」中国当前经济运行传导机制的主要特征是什么？是“土地财政”，以土地为杠杆，撬动金融。通过撬动金融，推动经济增长。在土地财政、金融杠杆、经济增长三者紧密相联的扭曲局面没有彻底改变之前，整个社会债务风险依然很大。如何稳妥化解依然是决策层和各级政府必须正视的问题。
金融界：下面谈一下地方政府这一块，在之前一个阶段很多地方政府依靠土地财政，您怎么看待地方政府的救市行为？然后在经济转型的过程中，是否地方政府和中央政府之间存在这种博弈？
卢锋：中国很大，在中国这样一个转型背景下，地方政府要发挥更加重要的作用，一方面要贯彻中央的政策，另外一方面利用当地的资源发展当地经济，甚至直接参与地方的建设所需要的投资，这里面既包含基础设施的投资，也包括一些大的项目的招商引资的努力，所以理解地方政府地位和功能，是理解中国经济发展的重要环节。
但是也不宜过度夸大地方政府作用。影响地方政府某些环境变量不是地方政府决定的。比如说我们中央政府对地方政府的考评，鼓励GDP增长，某种程度上地方政府自己不能决定这个东西，它只能按照这个游戏规则决定自己的行为。再有，如果货币信用扩张很厉害，这也不是地方政府能决定的。最后，地方政府只能根据政治环境来决定其最佳行为。所以，地方政府的行为你要理性化看待，它有自己的一些选择，也有一些制度和环境是中央政府决定的。在这个背景下它利用土地财政，一个是它需要财政来增加资源，提高经济增长的速度进而得到自己的利益。另外一方面它能够这样做，也是因为农业用地要转为城市用地，需要国有化的环节，而这个国有化的过程是地方政府去操作，地方政府有可能利用这样一个法定制度条件然后来从土地的经营中得到利益，我觉得这个利益还是要实证地去分析它。
这个里面确实是有一些问题。过去十年经济增长偏快偏热的一个重要背景是土地财政，地方政府本来就想扩张，如果它能够用开发土地作为资本金，有这个资本金它又可以到银行去杠杆信贷，所以等于给本来就有可能很强的经济增长额外增加了一个推动轮子，既导致了经济增长偏快的压力，又难免导致与征地对象农民之间一些矛盾。不可否认，土地财政在中国的经济增长中作用很重要，特别是在过去十年中很重要，但这个增长机制难以持续。
我个人觉得应该通过深化改革加以调整，调整的方向就是通过土地制度的改革减少土地财政在政府整个的资源获取的大盘子中的比例。另外一方面通过公共财政体系的建设，这里面包括中央财政转移支付更加一般化、透明化、规则化，然后也包括我们探索怎么样在中国转型背景下，让地方政府合理的债务融资，通过市场化的方法，具体的来说通过地方发债的方法，来得到一个合理的满足，这些都是目前以及下一步改革需要解决的非常重大的问题。
第六节 卢锋：美国经济“复苏不易，景气难在”中国应更多主动选择。
「片花」2015全球经济仍将持续增长，但复苏不均衡，仍面临众多风险和不确定性。10月底美国宣布退出QE，美国经济前景如何各方分歧很大，但对新兴经济体影响显然不小。作为新兴经济体的主要代表，中国目前已经成为世界第一大经济体，如何更从容的应对日益成为经济发展和政策走向的重要课题。
金融界：刚才我们主要谈的都是国内的情况。其实影响宏观经济的因素，全球的经济形势也是很重要的。我们看到美国退出QE，美元走强，这是一个目前或者说未来会发生的情况，正在发生的情况您觉得对我国经济产生什么样的影响，您觉得我们应该制订怎样的货币政策应对这个情况呢？
卢锋：我觉得美国的经济形势可以从长短两个方面来看。短期来讲，一个非常重要的变化，就是最近的退出QE。它意味着美国在过去几年中主要靠政府超常规的货币扩张机制肯定要发生变化，但是到底怎么样呢？现在有不同意见交流讨论。主流观点认为QE退出了，所以肯定就是状态好了，因为不吃这个药了，所以可见他已经病好了。美国经济短期指标确实有一些支持美国经济向好的观点。我个人对上述观点有些保留。不吃这个药，不一定因为病真得好了，也可能是因为判断这个药不理想，很可能有副作用，所以不吃了。是不是退出了就能变得更好，或是说退出以后经济增速会是一个下行压力，还需要继续观察。
更重要的是中长期的观察。美国从金融危机以后，刺激经济，经济复苏，从2011年以后，美国的主流的预测意见都是年初非常乐观，说3.5%、4%甚至更高，到年中就出现一些事情，然后就很失望，年底整个的数字就是在2%上下，甚至不到2%，相对来说比较悲观，然后到第二年又很乐观。“年初乐观，年中失望，年底悲观，但是下年年初接着乐观”，最近几年大体是这样模式，可见经济乏力跟主流预测意见不一致可能是美国的新常态，实际上新常态最早也是美国提出来的，就是美国整个的经济增长速度，比危机前的估计显著下调了，以至于现在美国最主流经济学家，像美国前财长、前哈佛大学校长萨默斯教授，近来都提出美国经济都进入了一个长期停滞（secularstagnation）。这个概念不是很准确，目前形势不一定是严格意义上的停滞，它实际上是结构性增速下降。中国潜在增长速度也在下降，你看中国政府把这个速度降得相对比较从容，从10%降到8%，现在有一些短期的困难降到7%，这个我们觉得是可以接受的，并且是合理的。美国从3%-4%降到1.5%-2.0%，会引发深刻的不安。
所以我们需要进一步研判这个形势。过去主要靠外需增长的格局，实际上从金融危机以后就不复存在了。用国外形势变化来解释国内经济减速，合理性也越来越小。还需要看到的是，中国每年对全球的增量贡献、GDP总量的增量贡献已经较大尺度超过美国。所以，中国经济现在有很多能动性，可以自己进行选择而不是受制于国外，我们的选择甚至可能会一定程度上影响国外。我们更多的需要考虑国内的基本面和国内的需要，同时兼顾外部环境谋划独立的选择，一方面使得我们未来路走得越来越稳健，符合我们的利益，另外可能也会影响国外。最明显的就是大宗商品，我们在过热的时候，大宗商品一定会飙升，我们的贸易条件会恶化，一些评论人士从外国阴谋论角度解释这方面现象，现在价格回落有的媒体朋友仍用阴谋论解释。我觉得这个价格回落单个最重要因素，可能就是中国经济增速调整中趋缓。当然也包括上一轮价格上周刺激能源的供给包括美国的供给增加。所以我觉得中国的经济企稳或者阶段性的走缓，本身对我们是有利的，它注定会对国外产生一些影响，包括刚才我讲到的美国所谓长期的经济增速的下滑、走低，我认为与包括中国在内的新兴国家崛起有深刻的关系，这些关系目前在学界都还没有得到深入讨论，我觉得在一个全球变化过程中，需要改变原来的假设，务实的、冷静的去思考这些问题。
金融界：曾经听到过IMF（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华的代表认为美国的经济形势是比较强劲的，可能现在对于这个判断争议就很大。
卢锋：主流观点这几年都有类似看法，但是也持续显示高估美国经济增速的预测误差。刚才讲到，金融危机后，我每年年初都去美国开会，讨论中美和全球经济形势。近年情况是，年初主流预测总是说今年比去年好，年初预测数据很乐观，可能会达到3.5%—4%。但是年中速度回掉下来，年终盘点难免失望悲观。我2010年写论文评论奥巴马元年的政策，分析结论是美国经济未来是“复苏不易，景气难在”。复苏不易，就是它会复苏，但是复苏很坎坷，相对乏力。景气难在，就是它再难以回到90年代感觉特别好的状态。我在2010年的预测还过，说今后十年增长率从早年的90年代的以前的3.5%，要降到2%到2.5%，客观上过去的五年实际上不到2%，只有2%左右，比我想得还要弱。那为什么主流观点一直比较看好美国经济呢？我想看好他们的主要有两个原因。
第一，不要低估美国的调整能力，它的一些调整能力在哪儿呢？它的能源，像页岩气，天然气，从过去的净进口变成了平衡；还有它在一些产品的创新上，比如说IPHONE和脸书facebook，都是在危机以后起来的，包括电动汽车特斯拉，美国在很长的时期里，在这些方面还是特殊优势和领先能力的。
第二，美国私人的部门资产负债表调整效果非常显著。原来在危机前过度扩张杠杆和过高的资产负债，它的家庭部门和企业要调整资产负债表，这个调整效果也很好，这是我觉得大家看好它的重要的原因。这些观察都有道理，我在几年前分析美国论文中讨论过这些因素。不过我觉得上述因素扔不足以使美国出现像主流预测的那样景气的增长。为什么这样说？
第一，美国经济的盘子需要技术的突破、产业的提升，绝非仅仅用几个重要的产品就能解决，它需要更大的，像当年互联网那样的革命，它才可以一段时期感觉良好。然而这类革命性突破可遇不可求。奥巴马一上任时我写评论提出，奥巴马面临的是双重挑战，应对周期性压力问题不大，但是他难以设计实现一个类似于互联网革命的产业革命，这个我一点不看好，某种意义上这需要老天爷配合。
第二，美国私人部门负债表的缓和，并不是经济深层问题真得实质性解决了。很大程度是把私人部门的负债表的坏账挪到央行和财政部门去了。央行资产负债表扩大好几倍，政府债务率也总体大幅增加。
最近萨默斯讲的美国经济的长期停滞就是抓住了这两个方面，他说金融危机以后，美国不断的用QE，卯足了劲在刺激，结果表现还是这么平庸，他认为，如果没有这个东西会怎样？如果要达到3.5%的增速，需要多大的刺激？另外刺激带来的资产泡沫风险也不可忽视。
其次，他认为危机前的2003年到2007年，尽管那个时候有二点几的增长，但那是在泡沫的背景下才2.5%。他这个逻辑我就觉得更加务实，有现实历史结合的分析，是有道理的。
金融界：您是说需要从更深层次思考美国经济前景？
卢锋：对，我觉得持有美国经济陷入长期停滞状态的经济学家们是对金融危机以后，美国经济走势的更加深入的思考和概括，它不应是一个短期分析。美国是不是明年就好了，然后就复苏景气了，我也不排除这个可能，因为未来谁也不知道。但从分析的角度看，我们至少要思考，为什么美国卯足了劲刺激五六年还好不了？为什么每年都是年初乐观、年终失望、年底悲观？为什么会出现持续的预测偏差？
金融界：从这样一个比较长期的经济停滞阶段的观点来看，中国想依靠外需来拉动中国经济发展已经不太可能？
卢锋：确实不太可能。过去在贸易顺差最高的时候我们在危机前达到GDP的8%到10%，现在已经降到2%左右，客观上我们在调整，一方面是内部本身的调整，汇率，宏观政策，结构另一方面也因为美国跑不动了。因为顺差就是两个人一块跳舞的，它要吃不了你也没法有顺差。中国现在要考虑提振内需，我觉得还可以考虑一个更大的判断，中国到底是非得依靠外国吗？还是客观上你本身就有能动性，我们需要更系统深入地认识和把握这个能动性。现实的情况已经发生了深刻的变化，数据也显示，在过去五年十年中，我们的增量远远超过了美国，我们的储蓄总量是美国和欧盟的总和，我们的资本形成也是远远高于美国，这些宏观经济基本变量方面我们客观上已经很大。当然投资这么高、储蓄这么高是好还是坏，这个还得讨论。我个人认为，储蓄高本身不是坏事情，从长期增长的角度看它是有利的因素，但怎么样把储蓄变成高效的资本，特别是通过改革、保护产权、鼓励竞争、发挥企业家精神、创造能力，真正改革我们的资本市场和体系，把储蓄变成有效的资本，变成生产力，使得我们未来收入更高，这是个根本性问题。
第七节 卢锋：改革都有酝酿期 明年重点领域会有突破
「片花」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于12月9日到11日召开，部署了2015年的改革任务，目标设定GDP为7%左右，CPI为3%。会议定调2015年是十二五规划的收官之年，全面深化改革的关键之年和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开局之年。可以预见，经济改革不仅力度将更大，而且范围将更广。
金融界：现在到了2014年底，马上要进入2015年了。您可以用简短的话来评价一下2014年经济和2015年的展望吗？
卢锋：刚才我们也涉及到这个问题，我觉得今年的经济总体来讲还是比较平稳的，是比较平稳并且在方方面面取得明显进步的年份，特别是在改革的方面。十八届三中全会制订的一些重大的改革措施，今年比较平稳有序地推进，当然推进在不同领域也是推进不平衡的，有些领域推进的力度大一些、效果好一些，有一些方面可能还是困难多一些，但是总的来讲势头还是在推进。
另外我觉得很重要的是，就是刚刚我们讨论的，在宏观经济层面应对过去的失衡因素，化解过去深层的矛盾的同时，保持了经济大体平稳的增长，7.5%上下的增速还是在年初定义的目标范围之内，我认为做得这些其实都是很不容易，取得了可观的成就。
我相信明年大概还是这个格局，我希望明年在改革的重点领域，有更大一些突破，因为重点领域的改革都不是线性的，都会有一些酝酿，到某一阶段就会有突破，我觉得无论是土地制度改革、户籍制度改革，还是金融体制的改革，财税改革都能有一些突破。另外宏观政策还是要在化解过去的矛盾失衡因素与稳增长之间做一个拿捏并取得平衡，推测明年可能会把经济增长速度适当适度做一个比较务实下调，同时还是会对稳增长给予高度重视。通过一段时间的努力，在两三年内基本完成这一轮调整，然后在一个更高的新的起点上进一步展开我们中国经济追赶或崛起。我应是大家都乐于看到的前景，谢谢！
金融界：好，谢谢卢锋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