卢锋：追赶-危机-变革

   目前危机以及美国数量宽松政策派生的风险，激发了人们对国际货币体系、尤其是储备货币安排的质疑和改革诉求。反思国际货币体系演变历史和规律，对认识目前讨论的改革议程实质内容应有借鉴意义。

　　国际货币体系，是指为满足国际经济交往对货币计价、支付、清偿、储值等媒介功能需要所形成和建立的制度安排的总和。国际货币体系需要对汇率制度和政策、国际收支调节机制、储备资产选择构成等三方面问题提供解决方案。以19世纪末叶形成以金本位为基础、英镑为主要辅助储备资产的第一个比较完备的国际货币体系为起点，其至今的演变大势可概括为三次追赶、危机和变革。

   除了黄金供应量不能满足经济增长需要等因素影响，推动金本位/英镑体制退位的基本动力，在于19世纪后期到20世纪前期美国经济对大英帝国以及欧洲列强的成功追赶。结果，“二战”前，美国经济实力已位居世界前列。“二战”后期，美国工业生产占全球一半以上，黄金储备占全球75％以上。高度不对称的实力对比，促成内容和形式都高度不对称的“布雷顿森林体系”应运而生。

　　“特里芬悖论”作为“布雷顿森林体系”解体的教科书解释简略而精辟，然而，推动该体系崩解的最重要历史力量仍是国际发展不平衡规律。这次，主要追赶国转换成德日等国，美国成为被追赶的中心国。1950年－1970年间，德国和日本制造业生产率增长是美国的2倍和4.5倍，GDP增长分别为2.85倍和6.2倍，出口增长为3.9倍和14.9倍。在国际竞争格局实质演变和美国持续通胀的背景下，人们对“布雷顿森林体系”信心逐步丧失，这一体制最终通过四次间歇性危机退出历史舞台。

　　在历史比较意义上，当代国际货币体系具有“多样化”特点。一是汇率制度政策选择多样化：大体上，发达国家较多实行浮动汇率制，发展中国家较多实行固定或盯住汇率制。二是国际收支调节机制多样化：包括汇率通过不同机制变动调节国际收支，通过国内宏观政策调节，IMF参与危机救助和调节等。三是储备资产多样化：美元仍是最主要储备货币，马克/欧元、英镑、日元不同程度承担储备资产功能。

　　如同历史上其他货币体系一样，多样化体制在解决某些早先矛盾的同时，仍存在不少问题和缺点。然而，从世界经济增长绩效看，过去几十年，经济全球化空前发展，一些新兴经济体利用全球化条件成功启动起飞和追赶。促成这一局面有多方面原因，尤其是这些国家总结经验教训选择适当发展战略功不可没，然而，这也说明现行国际货币体系并非一无是处，而是与当代经济全球化发展在一定程度上具有兼容性。

　　从美国作为中心国与外部追赶挑战互动关系角度看，上世纪最后30年，国际发展不平衡大体经历两阶段演变。上世纪70年代到80年代，美国继续面临来自日欧以及“亚洲四小龙”追赶压力，总体处于被动态势。上世纪90年代互联网技术产业革命发生，使美国在前沿创新、企业体制、资本市场方面某些优势得到较好发挥，美国经济再现辉煌，并把欧洲和日本进一步抛到后面。

　　进入21世纪后，全球经济见证新一轮生机勃勃的追赶。一批新兴经济体开始成为追赶的主角。现有经验证据显示，中国目前无疑是新一轮追赶的领跑国。

　　新世纪最初七八年间，用汇率衡量，中国GDP相对美国规模从12％上升到30％，中国进出口相对规模从23％上升到69％，制造业这个最重要可贸易部门增加值相对规模从16％增长到76％，该部门劳动生产率相对水平从6％增长到13％。同期，中美两国都出现空前规模的国际收支失衡，两国外部失衡镜像关系构成挑战教科书标准模型假设的经济史奇观。

　　这次全球危机祸起华尔街。美国经济体系、政策、运行固有的深层问题是危机发生的根本原因。从外部条件看，美国国际收支失衡以及配合这一格局形成的外部全球化环境，也构成危机作为“完美风暴”事件发生的必要条件之一。

　　“追赶-危机-变革”的历史观察视角，对目前的讨论不无启示。国际货币体系总是适应特定历史需要产生和演化而来，现实改革根本出发点，应在于为中国和新兴国家经济追赶和全球经济可持续增长提供制度条件。目前，从储备资产安全角度提出改革思路有其务实性与合理性，就当代国际货币体系而言，也需要兼顾和充实汇率体制和国际收支失衡调整等方面内涵。主要追赶国行动对未来国际货币体系调整重建具有关键影响，仔细评估可选择方案并识别中国是否存在支配策略具有重要意义。

　　作者为北京大学经济学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