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和谐发展的道路

走和谐发展的道路

姚洋

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教授

2004-12-29

       自1978年以来的25年间，我国国内生产总值的年均增长率超过了9％；以购买力平价计算，我国已经是世界上第二大经济体。这些成就堪称奇迹。然而，经济奇迹也助长了对GDP的崇拜。许多人、包括我们的许多地方官员，GDP增长是唯一的追求指标，而社会保护和环境问题往往被当作包袱，尽可能不予以理睬。人们相信库兹涅茨曲线，认为社会保护的弱化、不平等程度的增加以及环境的恶化是经济发展初期不得不接受的代价，并期望待收入提高之后再来进行矫正。但是，这种功利主义的想法极大地背离了社会主义的宗旨，即最大限度地发展个人的能力，让社会达到和谐的发展。须知，社会保护的弱化、不平等的增加以及环境的恶化会危及一大批民众的现实生活；而且，这种影响不是一次性的，而是长期性的。我们今天的疏忽，会造成一大批人失去自我发展的能力，从而使他们陷入长期的贫困，社会因此也失去平衡。GDP崇拜的负面影响已经在国民健康、教育、环境和收入分配等诸领域显示了端倪。

       健康 健康不仅是一个福利指标，而且是一个人能够负责任地生活的必要条件。我们不能期望一个卧床不起的病人对他自己负责，更不可能期望他对社会负责。许多人把健康当作经济增长的副产品，以为只要经济生活水平上去了，健康水平就会自然而然上去了。然而，GDP的高速增长并没有给中国人的健康水平带来全面提高。尽管城乡预期寿命都有了提高，但在婴儿死亡率、公共卫生的普及率以及医疗的可及性等方面，九十年代以来我们都在走下坡路。根据国际粮食研究所研究员张晓波的一项研究，在婴儿死亡率方面，农村从1990年的32.24‰ 上升到1995年的44.79‰，城市在同一时期也由19.31‰上升到21.14‰。如果说农村婴儿死亡率的上升还可能是男孩偏好造成的话，城市婴儿死亡率的上升则只能是因为公共医疗卫生状况的下降造成的。九十年代以来，个人医疗卫生支付的比例逐步增长，个人医疗负担加重；同时，随着医疗改革的推进，儿童被排斥在公共医疗保险体系之外。这些都是造成城市婴儿死亡率上升的原因。在农村，公共医疗体系一度瓦解，产妇在医院分娩的比例下降，这是造成婴儿死亡率上升的主要原因。在南方农村，血吸虫病死灰复燃。湖南、湖北、江西、安徽、江苏、四川和云南七省的110个县（市、区）的6000万人口生活在血吸虫病区（《北京青年报》，2004年12月23日A11版）。这和农村公共卫生投入不足以及投入方式分散化有很大的关系。更为紧迫的是，农村人口中只有不到10％的人享受某种形式的医疗保险。对许多老年人来说，生一场大病只能等死；对许多青壮年来说，生一场大病则意味着家庭在今后很长一段时间内陷入贫困的陷阱。

       教育 教育是一个人在社会上立足所必不可少的能力。近年来国家对高等教育的投入高速增长，但是对基础教育，特别是农村基础教育的投入却止步不前。由此所产生的后果是城乡教育水平之间的差距缩小缓慢。在2002年，农村的初中毛入学率为80.34％，高中则仅为24.84%，而城市的入学率则分别达到98.44％和80.38％。农村义务教育对农民的负担仍然较重。根据亚洲开发银行的保守估计，在严格核定的基础上，农村基础教育的杂费、课本和作业本费也在105－422 亿元之间，相当于农业税的总量。由于农村人口增长趋缓，许多小学必须合并，成立服务较大区域的中心小学，小学生因此必须住校，农民负担显著增加。

       环境 有些环境污染是可以矫正的，对民众生活也不会产生严重的后果。比如汽车尾气，只要政府下决心，完全可以加以治理。但是，许多环境问题是不可逆转的，并危及民众的生计。沙漠化和水土流失与人类对自然的过度开发密切相关，而它们几乎是不可逆转的。黄河流域不仅水土流失非常严重，而且，中上游地区的过度取水造成过黄河最长近200天的断流。在南方农村，城市污染工业的扩散不仅污染河流，而且污染地下水，当地居民失去了干净的饮用水。据水利部最近公布的数据，我国有3亿多人的饮水不安全，其中1.9亿人饮用水中的有害物质超标（《北京青年报》，2004年12月23日A11版）。环境的恶化和GDP崇拜分不开。经济增长关系到地方官员的升迁，于是，为了提高GDP增长率，国家的环境法规成了一纸空文。

       收入分配 近年来，收入分配的不平等成为社会关注的焦点问题。但是，人们集中讨论的，主要是分配不公问题，而没有意识到分配的不平等和GDP崇拜有关。中国收入分配不平等的最重要的因素是城乡收入差距。2003年，城市平均收入是农村平均收入的3.1倍，为世界之最。城乡收入差距为什么这么大？许多事实表明，这是城乡教育水平的差距造成的；而城乡教育水平之所以差距这么大，又是因为政府投资也和民间投资一样，追逐资金回报率高的项目。农村基础教育投资分散、见效慢，自然不是各级政府投资的首选。

       必须意识到的是，收入分配不平等不仅仅是一个分配问题，而且还是一个关系到国家经济增长的问题。首先，如果一个国家存在大批收入很低的人，像中国的农民，则国内需求就会不足，经济增长就会减速。第二，我们知道，一个家庭的生育决策是在数量和质量之间的一种权衡。对于低收入家庭来说，数量重于质量。因为他们无钱投资子女教育，所以生更多的孩子来弥补。因此，大量低收入的农村人口成为中国人口增长的主要源泉。这样，中国农村就不可避免地要进入低收入－高出生率－低教育投入－低收入的恶性循环。第三，城乡教育水平差距的拉大不利于中国的产业升级。一个很好的反面教材是印度，她有可以在世界上竞争的大学毕业生，但也有大量的文盲。这是印度的制造业迟迟发展不起来的主要原因。第四，大量低收入人群的存在会埋没一批有才能的人才。一方面，一些天资好的孩子会因为贫困而无法升学；另一方面，一些有企业家才能的人会因为没有个人资产作抵押，无法从银行贷到开办企业所必须的资金。两者都对迟滞经济增长。

       和收入分配不平等一样，健康、教育和环境的恶化也对社会和家庭产生长远影响。一个家庭一旦受到负面的外部冲击，在没有社会保护的情况下，这个家庭的财富和知识的积累路径就会发生持久的不利变化，直至掉入社会的最底层。对于大部分官员和经济学家来说，社会保护只是停留在口头上；在他们的心底里，仍然是认为收入增长是第一位的。至于个体的福利，他们总是相信补偿原则，即等收入提高之后再回过头来补偿那些在经济增长过程中掉队的人。然而，负面冲击对家庭造成的长期动态影响使这种事后补偿变得没有意义，因为在得到补偿之前，可能一、两代人已经被牺牲掉了。而且，事后补偿可能是成本高昂的。这一则是因为待一个家庭掉入极度贫困之后，要把它拉出来，需要花很多的政府资金；二则是因为迟到的保护让一、两代的劳动力白白浪费掉了。因此，无论从哪个方面来讲，加强社会保护都是必要的。

       社会主义作为共产主义的初级阶段，应该将发展的目标锁定在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所确定的方向上，就是“人的全面解放”。“人的全面解放”的精髓是个人的全面发展。这就要求我们放弃功利主义哲学，把目光从集体福利转向个体的全面发展。GDP崇拜是一种只考虑集体福利的功利主义行为，四分之一世纪以来的实践表明，它尽管给我们带来了繁荣，但同时也忽视了一大部分民众的基本需要，开始已经开始走向自己的反面。我们需要一种新的哲学观来指导我们的发展。这个哲学观必须把发展作为一个解放个人的过程来加以考察。经过社会主义革命，我们已经在政治层面上实现了人与人之间的平等，我们的下一步任务，是在此基础上为民众提供自我发展的能力。这里的“能力”，按照1998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印度籍学者阿玛蒂尔·森的定义，就是一个人的追求有价值的个人目标所必备的一组功能的组合。这些功能包括免于饥饿的能力、一定的教育水平、健康以及就业等等。当民众具备了这些功能之后，他们就可以自食其力，为社会创造财富；同时，社会也因此变得和谐有序。在《以自由看待发展》一书中，森将发展看作是达到个人全面自由的过程。他所理解的“自由”，和马克思、恩格斯所倡导的“人的全面解放”是一致的，既包括人与人之间的平等，又包括个人进行能动的创造活动所必需的能力。

       关注个人能力的培养，使我们既区别于古典资本主义，也区别于西方福利国家。古典资本主义盲目崇拜市场，不关心市场带来的负面后果。中国正处在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的起步阶段，认识到市场可能带来的负面影响是非常必要的。我们必须认识到，教科书上的完备市场是不存在的；在现实中，市场是不完备的。首先，市场无法解决生产过程中存在的规模经济问题。规模经济意味着资源向某个行业或地区的集中，因此天然地造成收入分配的不平等。其次，市场存在许多的不确定性，无法通过保险机制完全消除；况且，在现实世界中，并不是每个人都有能力支付保险所需的费用。由于不确定性的存在，市场中就会产生失败者，他们会因此陷入长时期的困顿之中，他们以及他们的儿女的个人发展无从谈起。第三，市场也无法解决外部性问题，也就是个体活动直接对他人造成的影响问。环境污染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排污者无需承担排污所造成的所有成本，因此他们的排污水平会大大超过社会所容忍的程度。GDP崇拜忽视这种负面的外部性；结果是，一家企业的生产上去了，但周围民众的生活质量却下降了。总之，虽然市场是资源配置的有效机制，但它也给社会中的一些人带来严重的负面影响，阻碍他们的能力的发展。关注个人能力，不是要放弃市场，而是要弥补市场的缺陷，保障个人在市场竞争中拥有充分的准备，让每个人都没有后顾之忧，即使失败了也不致于落入贫困的陷阱之中。同时，关注个人能力，也是为个人参与市场竞争准备必要的条件，让每个人拥有攀登社会阶梯能力。换言之，我们的目标是让每个人充分地分享市场带来的好处，从而达到公平、公正的发展。

       关注个人能力的发展也并不意味着我们必然走上福利国家的道路。西方福利国家为一个人准备了从摇篮到坟墓的保障，使得一个人不用任何努力，也可以过上安逸的生活。这样的制度消除了人们的进取心，培养了大批靠社会福利活着的“懒汉”。培育个人的能力决不意味着把个人放进社会福利的保险箱里去；相反，它意味着个人对社会的责任。国家仅仅为个人的发展提供充分的准备条件，使得个人能够自食其力，并回报社会。我们应该充分认识到，个人对社会责任是以个人具备基本的能力为前提的。正如森所指出的，我们不能期望一个饥饿的人对社会负任何责任，同样也不能期望一个卧床不起的病人对社会负任何责任；我们甚至也不能期望一个贫困潦倒的人对他人表现出任何尊敬，因为他自己就无法做到自尊。从这个意义上说，为个人提供基本能力不仅是个人发展的前提，而且是培养公民责任、维护社会和谐所必备的条件。

       关注个人能力的发展，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提供了一个新的思路。邓小平同志所提出的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理论，是极富远见的思想。他为这个思想拟定了一个大方向，要求我们跳出“姓社”还是“姓资”的争论，以经济建设和全体人民共同富裕为最终目标。发展个人的能力正契合了邓小平同志的这两个要求。首先，个人能力的加强是达到共同富裕的必要条件。一个人只有具备了一定的能力之后才可能自己去创造财富，才能不致于在市场竞争中落到他人的后面。同时，培育个人能力也是市场经济中唯一可以接受的用来提高个人财富创造动力的机制。在计划经济时代，我们追求的是完全的结果平等，结果是整个社会失去了创造的动力。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结果不平等是正常的，试图达到结果的平等必然破坏市场的正常运作。我们应该做的，是改善个人参与市场竞争的能力，为每个人提供一个平等的能力平台。在这个过程中，对结果的再分配在所难免，因为提高较差的人的能力需要政府的投入，而政府投入来自于税收。其次，提高个人能力为经济增长提供动力。正如前面所指出的，如果忽视发展的整体性，片面追求当前的高速经济增长，一部分民众的生活就要受到影响，而且，这些影响具有动态效应，极可能让受影响的家庭陷入困顿的陷阱之中。这样一来，社会生产力就会遭到破坏，经济的长期增长就会受到影响。为个人提供基本能力的过程，也是提高全民族竞争力的过程，健康和高素质的民众是中国在世界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的首要条件。

       发展个人的能力需要国家的行动。就目前来看，国家应该在以下几个方面进行较大的投入。首先，国家要下决心解决农村义务教育的经费问题。尽管义务教育在法律上是免费的，事实上却不是，主要是因为学生的学杂费和住宿费相对于农民的收入而言仍然太重。国家应该免除农村义务教育阶段的学杂费，并减免学生的住宿费。中国2004年的财政收入将达到2.6万亿元，拿出几百亿元不是一个负担。其次，国家应该加大对农村公共卫生投入的力度，改善管理机制，遏制婴儿死亡率的提高以及传染性疾病的蔓延。国家应该重建农村医疗体系，目前以自愿为基础的合作医疗不是一个发展方向。医疗保险中存在严重的逆向选择问题，也就是说，只有已经生病或者生病风险较高的人才会参加保险。这样一来，一个以自愿参与为基础的保险体系必定会崩溃。要发展农村的医疗保健体系，我们就必须把城市的强制参保办法移植到农村去。在这里，国家的财政支持和合理的管理机制是成功的关键。另外，在有条件的地方，应该尽快实现城乡一体化，将城市医保和农村医保合并。农村居民可以按其缴费标准，暂时享受比城市居民较少的报销权利，今后在提高缴费标准的基础上逐步提高。这样可以克服目前农村医保规模小，支付风险大的缺点，从而提高农村居民的医疗水平。第三，在城市，国家要不断扩大医保的覆盖面，特别是要把儿童包括在内，这对于低收入阶层更是重要。国家要进一步完善对失业人员和低收入户的保护措施。最重要的是，将重点由救助转移到培养能力的方向上来。国家应该通过减免学费和住宿费等办法，保障低收入家庭子女的教育。在农村，国家的重点是保证九年义务教育；在城市，国家的责任应该扩大到高中（职高）教育。国家在高等教育上面投入了大量资金，因此没有理由不在基础教育上投入资金。关注低收入家庭子女的教育，是使这些家庭摆脱贫困的根本出路，国家必须为此承担起责任。第四，国家要对女性就业中遇到的歧视进行必要的干预。目前，女毕业生明显比男毕业生难找工作，有些用人单位竟然公开拒绝女毕业生。在目前司法救助薄弱的情况下，国家应该采取积极行动，消除就业过程对女性的歧视。第五，国家应该严格环保法规的执法力度，鼓励农村企业向城镇的集中，以利污染的集中处理，改善农村居民的生活环境。第六，国家应该制定积极政策，改善进城安家的农村居民的生活状况。目前，农民进城就业的门槛已经降低，但农民在城市安家仍然不是名正言顺的事情。各地政府应该实施中央2004年一号文件的精神，解决农村进城新移民子女的上学问题。同时，中央政府应该出台新的政策，鼓励各地有步骤地将新移民纳入城市居民的管理序列，因为这是解决“三农”问题的根本出路。

       总之，经过四分之一世纪的经济增长，我们国家应该、而且也有能力构建完善的社会保护体系。本届政府提出发展和谐社会的主张，是非常有远见的。本文认为，构建和谐社会可以围绕发展个人能力展开，因为它既为个人提供了足够的保障，同时又为经济发展提供了动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