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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一次讨论电信体制的会议上，有位论者为了说明发展中经济不宜在电信业“过早开放竞争”，举了印度的例子。据说印度由于大幅度开放电信竞争，“民营第二网”遍地开花，结果“竞争过度”，弄得好好一个印度电信业里谁也无利可图。论者以此为证，说明发展中国家的电信还是“垄断”为宜，搞不得什么“数网竞争”。不料把资料找来一看，印度恰恰提供了一个“分解但形不成可操作竞争”的典型案例。这个“无效分解”的教训，十分值得重组中国电信时记取。
根据美林公司电信专家提供的资料，早在1989年印度就对集行政管理和经营于一身的“印度交通部邮政及电报局”实施分解。首先完成的，是将印度国际长途电话业务和孟买及德里的市话业务，分别独立出来成立两家公司（VSNL和MTNL），按照公司化体制来经营。其余所有国内电信业务，则仍由印度电信部（DoT）一手掌管。1992年，印度政府出售部分VSNL和MTNL的股权（分别卖出15％和20％）。同时，印度政府提出开放电信市场，鼓励民营公司参加电信经营。
值得注意的，是印度开放电信市场的路线十分“独特”。首先，印度仅仅开放固线市话和移动电话两个市场。对于国际国内固线长途电话，顶多开放民营公司入股，而不允许出现竞争的第二网。其次，更独具特色的，是印度政府将全国固线市话和移动电话市场，分别“切割”成21个和20个“覆盖区”，允许每一个“覆盖区”通过招标产生一个民营固线市话服务商、两个移动电话商和若干个寻呼服务商。从1994年到1997年，印度分别发出了一批固线电讯、移动电讯和寻呼商的牌照，在上述开放的三个领域里，形成“印度电信部”以外的第二、第三、甚至第N个电信经营商。
印度电信体制改革的经验中，最可圈可点的，当数“开放入股（包括外资入股）”和“招标发牌（而不是行政“黑箱作业”）”。但是，印度电信市场的开放路线和格局，却令人不敢恭维。第一是市场竞争的结构性障碍，没有在“电信开放”后真正消除。印度电信部（DoT）官营的固线市话和移动电话业务，拥有全国统一基础网络的支持（固线长途没有开放竞争，并同样由DoT控制）。但是它的竞争对手，民营的第二固线市话和移动经营商，面临的却是如何与DoT的长途电话网络“互联互通”的“大麻烦”。与美国分解贝尔系统后形成可操作的长途电话营运竞争不同，印度新形成的“竞争”格局仍然不可操作。
特别是印度电信部（DoT），在“改革”之后仍然还是个亦官亦商的角色。它一身两任，既管着独家的国内国际长话和各地第一市话和第一移动，又要“主持改革”，完成“扶持”民营电话经营商来与自己竞争的历史重任。这等于是要求，DoT要亲手自废武功。若非圣贤，怎么可以做得到？所以从印度率先开放的电信市场，不是“无利可图”的固线市话，就是“需要大投入”的移动通讯，我们可以看出印度电信部的“孤心苦旨”。比较“绝”的招数，是将本来已经相对“薄”的市场，还狠狠切了20多刀，分割成几十个所谓“覆盖区”。每一个新进入的竞争者，要想取得投资和营运的“规模经济效果”，那就没门啦。那些预期收益不好的覆盖区，自然无人问津，思维形成竞争当然有名无实。即便可以进入的覆盖区，进入者也只在限定的“局域范围”内考虑成本收益，行为的出发点和落脚点远不可能是全国市场范围的竞争。最后，印度电信部再征收一道高额的牌照费，新进入者就只好在“高投资（包括高额牌照费）、小范围、低预期收益”的夹缝中生存，根本不可能与印度电信部“直属”的电信业务形成“旗鼓相当”的市场竞争。总的结果，到1997年，预期盈利较好的移动牌照发出了大部，而不被看好的市话牌照，虽经两次全国性招标，但还是应者寥寥。讲来讲去，印度的电信改革，起身不算晚，但差不多十年时间过去了，按照行内专家的评估，“成效仍是一个疑问”。
值得注意的，是印度电信重组运用了“横切竖切相结合”。国际国内长话、市话和移动业务的独立经营，是谓“竖切”。固线市话和移动电话市场的“覆盖区”设置，是谓“横切”。印度不但“切”了原来大一统的国家电讯，而且还开放了国家电信之外的第二、第三电信商的进入。远远看去，市场竞争已经形成，甚至如皮相的观察者所言，是“竞争已经过度”。可惜的是，真正形成可操作的市场竞争，仅仅在若干移动电话覆盖区内的几家民营商之间。主导整个印度电信市场的，仍然是事实上的垄断，而不是可操作的竞争。从某种意义上，印度电信的改革重组，与中国殊途同归，得到了一个“数网并存但不（充分）竞争”的结果。
中国古代曾经有一个淮南橘子移植到淮北就变了味的寓言。我们在当代则看到，纵向横向分解贝尔系统，在美国形成了一个可操作的竞争的长途电话市场。不料这只“橘子”，到了印度却变了味。印度的确分解了独家电信垄断商，也的确开放国家电信企业入股和发牌准入。但是，竞十年之功，印度仍然没有形成可操作的竞争性电信市场。作者本人原来对1984年美国分解贝尔系统的经验颇为欣赏，也曾经主张中国电信的重组方案考虑横切竖切向结合的原则。是印度的故事，使我大长见识。我现在的认识是，分解不是目标，形成可操作的市场竞争才是目标。
有趣的是，没有照搬美国“分解垄断商”经验的一些欧洲国家，却“条条大路通罗马”，一方面保留“全能一体化”原国家垄断电信公司，另一方面，为新的竞争者开放同样可以从事“全能一体化”经营的法律空间。“欧洲模式”的要点是，不分解，但同样形成两个或两个以上全能一体化电信公司之间的可操作竞争。
这个“欧洲模式”，或许可以拿英国为代表。我们已经简要介绍过，英国早在1982年就依法设立与英国电信（BT）竞争的Mercury集团公司。但是从一开始，Mercury集团就被授予“全能的”电信经营权。就是说，凡是BT可以经营的电信业务，Mercury都可以独立建网从事经营。在此框架下，Mercury从1983年起同时推出伦敦市话、英国国内和国际的长途固线电话服务，1986年起推出基本网络服务（即出租电信线路），1991年后，更获得经营PCN（个人通信网络）的经营牌照，进入方兴未艾的移动电话领域。时至今日，Mercury已经成为英国第二大电信商，与从未被分解的BT一样，提供全方位的电信服务，参加全方位的电信市场竞争。
非分解的电信竞争形成模式，最大的优点是电信商不但可以获得“规模经济”（scale economy）的效果，而且可以获得“范围经济”（scope economy），也就是充分利用诸项电信业务之间的技术经济互补性。本来“全能一体化”的电信供给能力，是市场独占者阻碍新的竞争对手进入市场的“法宝”，但英国的改革模式，却做到保留全能一体化、又不妨碍电信市场竞争。英国模式因此令人刮目相看。比之于美国先分解（长话、市话互不介入），等竞争对手在分解的架构内长大之后再开放全能电信竞争（1996年电信法允许长话、市话、移动和有线电视互相进入），英国模式似乎更“少走弯路”。放到国际电信市场开放、各国纷纷允许外资进入本国电信业的新背景里来观察，由于更容易产生有能力全方位参与国际电信竞争的全能电信商，英国模式被看成更具远见的电信改革模式。
不过，英国橘子也是可能变味的。1994年中国联通的设立，其实基本上就是遵照英国模式而不是美国的分解模式。当时中国联通被赋予第二国有电信公司的地位，凡中国电信局可以做的电信业务，中国联通在理论上（没有法律）都可以做。所以当时中国政府的选择，基本上也是全能竞争模式，并希望通过两个全能电信商之间的市场竞争，发展中国电信业。无奈全能竞争模式需要更为“全能”的体制条件，而实践的结果表明中国至今还是满足不了这些必要的环境条件。从结果来看，联通还是联通，而没有随着时间的延长而变成中国的Mercury集团。正是由于变味的英国橘子解决不了中国电信开放市场竞争的问题，于是才又酝酿中国电信的“分解式重组”。我们希望重组出一个有利市场竞争的局面，但也有理由担心，那些导致“非分解的竞争形成模式”变味的力量，会不会在中国电信选择了“分解模式”后同样起作用。读者容易了解这并非危言耸听，因为根据信息产业部领导日前“披露”的中国电信重组“方案”，甚至连印度那样允许“局域竞争者”存在的局面在中国电信重组之后也不能出现。“只有分解、没有竞争”，实在是比印度橘子还要怪味的橘子。部分学者和电信消费者（在下便是其中之一）的失望还在其次，解决不了问题，中国电信和中国电信市场的“再重组”，终究还要被提上日程。为了避免来回重组、来回变味，我以为在思维上要明确一个观点：有各式各样的分解之道，也可以完全不经过分解，但重组电信必不可缺的是形成可操作的市场竞争，因为导致电信服务价格下降、市场扩展和创新迭出的，既不是分解，也不是“非分解”，而是经过分解或非分解方法形成可操作的电信市场竞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