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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的讨论，有一条界线容易被混淆，这就是中国的权利和中国为了实现这一权利而需要付出的代价。本文以WTO的基本电信协议为例说明，首先是中国拥有要求加入WTO的权利，因为加入WTO不但意味着中国应该取得她相应的国际地位，而且对本国经济的发展有广泛的和长期的利益。因此，不能把中国加入WTO看成是中国对其他国家、特别是发达国家的应尽义务，更不能把中国要求加入WTO的努力，理解成中国“屈从”发达国家的压力，甚至是什么“正中发达国家跨国公司的下怀”。至于中国为了实现加入WTO的权利，究竟愿意支付并最终实际支付多大的代价，取决于一系列环境条件和多边协商谈判的过程。本文的主张是，坚持中国电信业对外开放的方针，正确行使“在竞争中开放”的策略，即便一时不能完全达成多边协议，中国也应该立即开始双边的电信对外开放。
我们知道，中国虽然是WTO的前身－－关贸总协定（GATT）的最早缔约国之一，但是在确立改革开放的方针之前，中国并没有提出恢复GATT缔约国地位（即“入关”）的要求。这一点不难理解。在闭关锁国的环境当中，“开放”似乎注定会加害于“独立自主”，因此“入关”不但不可能被看成中国的一项正当权利，反而有极大的可能性被视为“出卖中国经济主权”。
“入关”作为中国的一项权利的意识，是逐步成熟起来的。改革开放之后，中国与外部世界的经济交往显著增加，中国货大量出口的同时，“洋货”大量进入中国市场。与此同期，中国逐步成为引进外国资本最多的发展中国家。“涉外经济活动”成为如此众多的普通中国企业和中国人“日常生活”的一部分。国际贸易条件和交易环境，变得对许多普通中国人也敏感起来，而不再是毫不相干的“国家事务”。我相信，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实践基础。没有如此广泛的一个基于实践的理解，中国的谈判代表要坚持长达十三年、至今仍未完全成功的谈判，那可绝对就是一件苦不堪言的差事了。
但是，甚至中国总理亲自出马访美谈判，中国加入WTO的尘埃还是没有最后落定，至今变数重重。挫折感之余，一个老问题重新浮出了台面：“中国坚持要求加入WTO的权利，究竟意义何在？”我的认识是，在任何情况下，中国都应当坚持加入WTO的权利。坚持这项权利，对中国利大于弊。诸利之中，关键产业和市场对现代跨国公司的开放，加快打破行政性垄断和分割，形成可操作的市场竞争格局，对中国尤为重要。经验已经证明，闭门改革，解决不了对市场的行政性垄断和行政性分割的顽症。进一步开放固然给发达国家的跨国公司提供新的中国市场机会，但也给中国的产业、企业和市场结构带来新的希望。
且以电信业为例。众所周知，加入WTO的门槛之一，就是缔约国必须加入乌拉圭回合中三个主要的多边协议（信息技术协议、基本电信协议和金融服务协议）。其中基础电信协议是1997年2月在日内瓦由68个国家共同签署的。这些占有全球电信市场90％（约6700亿美元）的电信协议国，彼此承诺彻底结束电信业的垄断和封闭，按照不同国家的情况，分步互相开放基础电信设施和服务的市场。虽然WTO基础电信协议是一个复杂的合约体系，但关键承诺的含义是十分清楚的：各加入国的电信公司可以按照步骤互相进入各自的基础电信市场，包括开放基础电信服务的竞争和对电信企业投资参股、控股或建立独资的电信公司。那么，中国要不要加入上述基础电信协议呢？中国加入了WTO的基础电信协议，对中国的电信业究竟有什么好处呢？
我看到最主要的一条，就是加入WTO电信协议能够加快形成我国电信市场的可操作竞争。事实上，1994年中国政府设立的联通公司，就是要形成电信市场的竞争局面。但是四年过去了，我国电信市场、特别是基础电信业务，竞争还是远远不足。到1998年底，中国联通的业务规模只及原中国电信的1％。联通集中力量做的是移动电话市场，但也仅占原中国电信的5％而已。须知当年我国选的可就是电信体制开放竞争的“英国模式”，就是政府并不强制分拆原来独一的垄断电信公司，而是维护其综合一体化经营，但同时允许、扶持第二个综合一体化营运商来与之展开市场竞争。联通的设立有重要的影响，但离开形成我国电信市场的有效竞争的目标还差得远。1998年中国政府又推动中国电信的重组和改革。除了强调政企分开，这一波改革更多地借鉴所谓“美国模式”，就是政府通过法律行动分拆独家垄断经营商，使一些基本电信业务（固线电话、移动电话、传呼和卫星通讯）各自独立经营。但是除了移动电话，其他各项都是“分拆但无竞争”，还是一家独大。
两波电信体制改革都是中国电信业改革的重大事件。但共同的缺陷有两点：（1）基本上是关门改革，没有及时引进大型跨国电信公司；（2）都没有引进民营经济的因素。关于后一点，有兴趣的读者可以参考我在《经济学消息报》上的评论）。电信关门改革是历史条件的局限，因为当时还没有提出中国电信业对外开放、进入WTO的问题。问题是我们可以讨论，为什么恰恰在电信这样一个关键性的基础性产业部门，关门改革难以受到预期的效果。
一般的回答是技术和资本。这当然有其显见的理由。电信业作为技术密集和资本密集的产业，没有雄厚的技术和资本支持，难以发展，是一个不争的事实。但是，中国电信业的实践也表明，技术和资本可以在其他条件下获得，并不必定要以进入WTO的基础电信协定（即开放基础电信服务和直接投资）作为前提条件。中国80－90年代以来电信业的高速增长，所需要的技术和资本支持，大体就是在维持原中国电信的垄断、未符合WTO条件的环境下获得的。因此，我们可以理解，仅仅为了技术和资本，并不一定需要加入WTO。
WTO电信协定的关键是将中国的电信服务市场和投资市场，直接向中国国有电信公司以外的境外跨国电信公司开放，并使后者可以在协定规定的条件和时间表，与国有的垄断公司展开争夺中国电信客户的竞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