会员登录
会员注册 在首届世界晋商大会（2012年8月20日）上的发言：
学习、创新与晋商兴衰
北京大学经济学院教授 周建波
晋商能够成为明清时期中国最大的商帮，根本原因在于旺盛的创新精神和卓越的创新能力，而这一切的背后则归之为学习热情的保持。
众所周知，晋商的市场大本营是在浩瀚的东北、蒙古、新疆以及俄罗斯、东欧地区，为此不能不将采购的触角延伸至祖国的四面八方。要在地理环境迥异、温度、光度、湿度相差很大的地区开展贸易，要在技术低下的条件下开辟出方便物流、资金流、人流的商路，要突破来自大自然的毒蛇猛兽以及来自社会的各种恶势力的阻挠，自然需要基于利益最大化追求，包括恐惧贫穷,恐惧失败，基础上的旺盛的创新精神。然而仅有创新精神是不够的，还需要将其转化为卓越的创新能力。正是依靠卓越的创新能力，晋商才能将技术的潜力发挥殆尽，不但在人迹罕至的大草原、戈壁滩开拓出商路，还能在冰冻技术落后的情况下保质、保量地完成送货任务，从而提高物流的效率；正是依靠卓越的创新能力，晋商才能在广阔地理范围内与收入各异、偏好各异、风俗各异、语言各异的不同社会群体间达成利人利己的各种制度安排，这就是晋商能够在民众收入不高、且收入季节性强，难以找到担保人的大草原纵横捭阖闭数百年的原因，也是晋商钱庄、帐局、印局、票号等各类金融机构相继出现的原因。显然，正是创新精神与创新能力的交互作用，最终成就了晋商辉煌五百年的基业。
而创新能力的培养依赖于学习，依赖于建立在知己知彼基础上的认识能力的提升。宋元以前，作为中国开发最早的地区之一，山西政治、经济、文化发达，不仅倡导社会和谐的儒家思想广为普及，涌现出温彦博、司马光等很多文化名人，而且探讨农工商各业效率提高的知识追求的风气也很浓厚，产生过许多的技术创新。正是文化底蕴的深厚，使得晋商能够突破自然、社会等多方面的限制，最终凭借技术、制度的力量成就了让世人艳羡不已的辉煌事业。
以推动晋商成就辉煌五百年基业的股份经营制度而言，我认为，站在明清商业发展的立场，“劳资共创”、“激励兼容”的股份经营制度可谓晋商的独创。这套劳动者和资本拥有者以其“身股”与“银股”共进共创、激励兼容的制度安排，一是把资本所有者的合约投资和劳动者的才能智慧整合在一个产权制度框架内，削平相互之间的财富悬殊，共享平等权利；二是资本拥有者向劳动者让渡资本经营收益的分配权，自上而下地扩大剩余价值的共享范围；三是把资本拥有者和劳动者的物质利益绑定在同一个平台上，让企业成员把追求个人利益和实现企业价值最大化目标咬合在一起，达到“不责而勤、不检而俭”的管理效果。
正是依靠这套“身股”与“银股”共进共创的股份经营制度，晋商在当时科学技术允许的限度内最大限度地凝聚了社会力量，不仅做大、作强，而且做久，在中国五千年文明史上留下厚重的一页。同时，也正是依靠这套劳资共进共创的体制，晋商发展过程中根本不存在马克思《资本论》中所描写的劳资严重对立，工人阶级过着猪狗不如生活的景象，自然也不存在广大员工为争取自身权益而不断开展政治、经济斗争的情景。
晋商所以能够形成劳资共进共创的制度，本质上仍是“见利思义”，利人利己的传统价值观影响下的产物，这就是晋商有着浓厚的关公崇拜情结的原因。因此，晋商的伟大不在于它的思想——此乃以孔子为代表的中华贤哲创造的，而在于它的制度建设，即能够通过对商业发展规律的深切把握，对人性的深刻理解，将“见利思义”，利人利己的原则落实在具体的制度设计中，这是晋商最了不起的地方，是明清山西人民对中华文明的一项伟大的贡献。然而一项制度创立后，并非万事大吉，还要根据环境的变化不断修正其具体内容，以与“见利思义”，利人利己的原则相一致，做到与时俱进，这就是孔子讲的“时中”。而与时俱进的条件就是学习热情、学习能力的保持。
然而晋商在商业领域的不断成功，在推动山西全民经商的同时，也形成了不愿意读书、甚至鄙薄文人的社会风气，这在民间俚语中多有反映。如“人养好儿子，就得像三人，大子雷履泰，二子毛鸿翙，三子没出息，也是程大佩”，“生子有才可经商，不羡七品空堂皇”，等等。光绪年间的山西举人刘大鹏哀叹，“近来吾乡风气大坏，视读书甚轻，视为商甚重，才华秀美之子弟，率皆出门为商，而读书则寥寥无几。”“当此之时，凡有子弟者，不令读书，往往俾学商贾，谓读书而多困究，不若商贾之能致富也。是以应考之童不敷额数之县，晋省居多。”
“读书无用”乃至鄙薄文人的的社会风气，反映了晋商学习热情、学习能力的下降，其直接的后果就是制度创新能力严重滑坡，无法像以往那样随着环境的变化，在信义利的指导下重新修正以前的制度，或制定出大家普遍满意的新制度，在这种情况下，晋商引以为豪的劳资共进共创的股份经营制度自然也受到了挑战。也就是说，晋商晚期，劳资共进共创的制度仍然存在，但就其具体内容来说，已与迅速变化了的社会实践发生了偏离，急需要修正，但由学习能力下降最终导致制度创新能力下降，使晋商无法完成制度的变革。比如，晋商票号在交通不发达的情况下，规定了不同区域的员工休假的“班期制度”。具体来说，离山西老家近一点的员工可三年探亲一次，为期半年；远一点的员工可五年探亲一次，为期一年。晚清末期，随着火车、轮船等先进交通工具的出现，原来的“班期制度”不适合社会的变化，应该作调整了，但尽管广大员工迫切要求改革“班期”制度，可高层无视交通条件的变化，视“班期制度”为祖训，应不接受改革意见，致使一些年老的员工过不管这种生活，只好辞职回家，这自然大大伤害广大职工对企业的感情，使企业的凝聚力下降。又如，随着西方资本主义商业势力在中国影响的扩大，国内金融业的竞争激烈，要求总号决策层了解市场，研究市场。在分号供职的员工，因身临其境，深感市场不同以往，不断建议总经理和财东坐火车或轮船到各商埠，特别是京师、上海、天津、汉口等地走一走，了解外情，而不少总经理听若罔闻，他们已习惯了束缚的办公室，不愿意下市场调研，结果决策失误事件屡屡出现。这样，建立在共进共创基础上的晋商股份经营制度就出现了偏差，无法动员劳资双方群策群力共克时艰，对晋商发展影响极为巨大的票号向银行转轨的失败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发生的。
票号转轨银行,就本质言,是在新的历史时期,协调与社会、政府、员工、投资人以及竞争对手的关系，重新凝聚社会力量，树立竞争优势。面对新的金融组织——银行的巨大冲击，员工、社会、政府都要求并推动票号转轨银行，但学习能力的下降导致票号决策层昧于天下大势，寻找各种借口拖延乃至拒绝改革，结果导致竞争能力日趋下降，最终退出历史舞台。
提起晋商的衰败，学术界普遍强调政府政策的消极影响，我认为这种意见并不全面。按照制度经济学的定义，政府是一个社会唯一的合法的暴力组织，同样充满有限理性，同样具有上升、辉煌、衰退乃至灭亡的生命周期，这是企业必须要积极面对，无法摆脱的经营环境的一部分。具体而言，政府的政策可能会有力地促进企业的发展，如明初的“开中令”，清初的允许晋商进入浩瀚的蒙古腹地贸易；可能会好中有坏，坏中有好地影响着企业发展的速度，如明中叶前迟迟不愿在边关启动对蒙古的贸易，清中叶对俄贸易政策的时紧时松；还可能会阻碍企业的发展，如明末、清末的政府，面对内忧外患，不得不加重对企业税收的征发、捐输的增加等。但不管怎样，企业就是在其无法约束、变动不定的经营环境中寻求利润最大化的，如机会合适，则力求利润最大化；如机会不合适，则寻求损失最小化。《老子》指出，“祸兮福之所倚，福兮祸之所伏”，哪怕对企业再不利的环境，也不是完全的黑暗一片，对企业的考验就是能否在“危”中寻找出“机”，以至于最终走出危机，发展壮大，这就对企业的学习能力提出了高要求。同样面对王朝衰退期的对企业不利的政策，仍享受昔日学习红利的明末的晋商成功地抓住了有限的在边关跟女真贵族贸易的机会，华丽转身，在王朝更迭中不仅没有损失，反而迎来了更大的发展，从“足迹半天下”走向“足迹遍天下”。而清末的晋商票号，由于学习热情、学习能力的下降，加之过去储存的学习红利的消失，无法通过制度创新来重新凝聚社会力量，树立新的竞争优势，最终只能黯然退出历史舞台。
客观地说，晋商即使到了晚期，基于利益追求最大化基础上的创新精神仍然保持，但由学习热情下降而带来的创新能力的下降，使其无法通过制度的变革来应对外部环境的变化，，这是老晋商留给世人的沉痛的教训，值得正重新走向世界的新晋商很好地借鉴。
有人会说了，晋商因为全民经商不爱读书而衰败，哪徽商爱读书为什么也衰败了呢？我认为，不爱读书肯定不行，这正如毛泽东所指出的，“没有文化的军队是愚蠢的军队，愚蠢的军队是不能战胜敌人的”。但爱读书也不一定行，还要会读书，这就是读万卷书，走万里路；既读有字的书，还读无字的书；既读人文方面的书，还读商业贸易之类的书，等等。徽商读书的目的是奔功名，提升社会地位，不是为了商业的发展而读书，因此所读之书都是四书五经这些处理社会关系原则方面的书，而对产业结构的变化，顾客需求的变化、竞争者的变化以及与之相关的国际关系的变化等方面的书所读甚少，这就导致他的知识结构单一、偏狭，在急剧变化了的社会形势面前，同样无法通过制度创新来重新凝聚社会力量的，树立竞争优势。
关于老晋商对新晋商的启迪，社会各界研究了很多，提出了不少有价值的观点，如诚信晋商，责任晋商，服务晋，商知识晋商等，但我认为其基础还是知识晋商。这是因为，诚信晋商也罢，责任晋商也罢，服务金商也罢，目的都是要协调与社会各方面，包括顾客、民众、政府、竞争对手以及供应商、经销商等合作伙伴，做到利人利己，双赢原则。而要做到这样这一点，一要学习、研究处理社会关系的原则——在中国，这就是主张见利思义，文武之道的儒家思想，力求做到烂熟于心，时刻警惕自己——举头三尺有神明，从而自我约束，尊重他人；二是学习、研究与商业有关的各方面事务的知识，这样才能运用儒家思想指导商业实践——这一结合的结晶便是处理与社会各方面关系的各种类型的制度安排，并随着社会的变化不断修订这些制度，做到与时俱进，长久地保持竞争优势。
当然，鉴于目前社会道德沦丧，商业信誉下降，因此我们更强调利人利己，见利思义原则的诚信晋商、责任晋商、服务晋商等，这无疑是正确的，应该大讲而特讲。只是考虑到这一问题已有别的研究者大力呼吁和提倡了，基于企业长远发展的考虑，基于动态中协调和社会各方面关系的不断的制度创新的需要，我才在诚信晋商、责任晋商、服务晋商的基础上，大力呼吁知识晋商。在我看来，诚信晋商、责任晋商、服务晋商是原则，知识晋商则是将这些原则贯彻下去的方法的保证。因此，我们不能管讲原则，还要研究贯彻原则的方法；不能光讲普遍性，还要研究生活中的各种特殊性；不能光讲“主义”，还要研究“问题”；不能光讲态度决定一切，还要研究将态度落实下去的一整套相互联系，而不是互相冲突的制度安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