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建国：供给侧是改革，需求侧是调控

初闻“供给侧改革”，是2015年10月10日，中财办主任刘鹤在广东调研，首次谈及要重视“供给侧”调整。刘鹤继续谈及，要“加快淘汰僵尸企业，有效化解过剩产能，提升产业核心竞争力，不断提高全要素生产率”。这些，是当时刘鹤心中的“供给侧调整”的大意。

一个月以后(2015年11月10日)，在中央财经领导小组第11次会议上，国家主席习近平强调,在适度扩大总需求的同时，着力加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着力提高供给体系质量和效率，增强经济持续增长动力。

在次日召开的国务院常务会议上，李克强总理提出“以消费升级促进产业升级，培育形成新供给新动力扩大内需”。总理对于“供给侧改革”加入了“消费升级”、“扩大内需”等概念。此后，中财办主任刘鹤、副主任杨伟民,以及部委领导人也均在不同场合强调“加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此后至今，“供给侧改革”成为2016年度的首要财经词汇。

初闻这个词，笔者是有些惊诧的。教了这么多年的书，也没闹明白什么是“供给侧改革”。难道这世界上还有“需求侧改革”吗?了解基本经济原理的人都知道，长期的经济增长由供给侧决定，短期的经济波动由需求侧决定。所谓改革，针对的是长期的增长潜力，永远都是“供给侧”的问题。换句话说，所有的改革都是“供给侧改革”。

那么需求侧有什么?需求侧是消费、投资、出口这些东西。这些，是家庭、企业、地方政府、中央政府、外国居民在给定的制度环境和经济激励下的选择。对于这些万千经济个体的微观选择，用“改革”一词是不合适的。试想，你怎样“改革”千家万户的购房需求?可以压抑它，却无法改变它。对于需求，用“管理”“调控”这样的词汇，是可以的。简言之，供给侧是改革，需求侧是调控。

说到这里，大致也就清楚了，之所以强调“供给侧改革”，是对改革的进程不太满意，用一个新的统领性概念来进一步推动。

供给侧改革的最经典案例，当数1978年开始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通过把土地的使用权赋予农民，提高了农民生产的积极性，大幅提高了农业生产率和产出。到了1984年，粮食产量增加40%多，从吃不饱到卖粮难，也就是几年的工夫。供给侧改革的魔力，由此可见一斑。

在此基础上，后来的乡镇企业的异军突起，民营企业的大发展，也是在中央的允许、鼓励下取得的成就，是供给侧改革的大手笔。不断调整生产关系，适应生产力的发展，释放生产力，是“供给侧改革”的本质含义。所有这些，在经典作家的著作中都有表述。

回顾历史，比较接近的大规模的供给侧改革，可能是上世纪90年代末期的国有企业改革和加入WTO(世界贸易组织)。通过关停并转低效的国企，释放了大量的劳动力资源，企业的整体微观经营绩效大为改观。同时，借着加入WTO，理顺了很多经济管理关系，减少了经济运行的摩擦，也大幅提高了经济效率。这一次大规模的“供给侧改革”，是奠定了新世纪以来所取得的巨大经济成就的改革和制度基础的。

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之前改革的制度红利趋于耗尽，增长模式难以为继，客观上呼唤新一轮改革。可惜新一轮大规模改革迟迟没有出台，是近年来经济下行的根本原因。2009年出台的大规模财政刺激，稳住了短期的总需求，但是对于提高供给侧绩效，不但没有帮助，还适得其反。直到今天，我们还在消化其负面影响。

下一轮的供给侧改革路在何方?不妨从刘鹤的话谈起。去年10月刘鹤说，要“加快淘汰僵尸企业，有效化解过剩产能，提升产业核心竞争力，不断提高全要素生产率”。去年12月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2016年经济工作的重点是“三去一降一补”，即“去产能、去库存、去杠杆、降成本、补短板”，和刘鹤表达的意思差不多。

这“三去一降一补”，其实就是两个字，一个是“去”，一个是“补”。去掉低效的供给，释放劳动力、资金、土地等资源，用以补充高效的“供给”。供给侧改革的实质，其实就这么简单。

而要想做到这“一去一补”，在于三个方面：(一)推动国企改革，释放国企体系中大量的管理人才和员工;(二)推动土地和户籍改革，进一步释放农村劳动力资源，提高城市管理水平，建设高效、宜居城市;(三)推动教育医疗改革，提高人口身心健康。

这些是大的方面。至于特定时期的工作重点、先后顺序，那就要具体分析了。笔者没本事做深入研究，还是就此打住吧。一定要说一句的话，就是政府职能一定要转变，既做裁判员，又做运动员，政策一定会走形的。

(作者系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教授)

本文刊登于《第一财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