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济学的人文转向

　　最近一些年来，中国经济学界提出建立中国自己的经济学的目标和任务，不少经济学家也为此做着各自的努力并取得一系列成果。在中国经济学建设的过程中，一方面我们必须立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伟大实践，另一方面，还须求诸于中华民族的历史和优秀文化传统。笔者认为，中国历史的人文传统将对中国特色经济学的建设产生显著影响，并在一定程度上对当前经济学过分的科学主义倾向提供新的借鉴。

　　1.经济学科学主义的演进路径及其“去价值化”的理论误区

　　西方人文传统源于古代希腊和罗马，但在中世纪为宗教神学所湮没，以后又在文艺复兴时期被重新提出。不过，文艺复兴时期的人文主义主要是资产阶级用作批判宗教神学和封建专制的武器，而当资本主义兴起以后就被弃如敝履。西方经济学创建之时，人文主义衰落，理性主义兴起，在这样的背景下创建，西方经济学自然较少受到人文主义的影响，相反，却沿着理性主义路径日益走上科学主义道路。这个过程大概可以概括为四大步骤：第一步，亚当·斯密将人的理性和感性分开，将经济学建立在理性人的假设基础之上，经济学成了理性经济学；第二步，李嘉图将逻辑方法与历史方法分开，将经济学专注于纯粹抽象和演绎方法，使经济学成为非历史的经济学；第三步，后古典主义者如穆勒等将实证与规范分开，经济学开始摆脱道德伦理等价值判断，使经济学成为实证经济学；第四步，新古典主义者以自然科学为榜样，运用边际分析和数学方法，试图使经济学成为与自然科学一样的“实验科学”。这样，经过一系列过程，经济学走入一个尽善尽美的逻辑世界，甚至走进一个数学模型构成的公式化世界，从而最终实现了去价值化，成为纯粹的科学经济学。

　　西方经济学的科学主义方法，一方面实现了对社会经济现象的精密化分析和阐释，另一方面却导致了人文价值的缺失。首先，经济学成了以物为本的经济学，而人的本质欲求逐渐消失在有关效率目标的阐释和解决之中；其次，经济学成了没有历史的经济学，人类社会和历史的多样性消失在抽象的逻辑演进之中；最后，经济学试图阐释普世主义的道理，由此泯灭了不同民族的利益区别和价值诉求。这样一来，西方经济学家将特定历史条件下的经济理论作为了普遍真理向世界推销。而在这一过程中，原始的商品拜物教经过货币拜物教转变为资本拜物教，到了现代社会则进一步演变为“GDP拜物教”，从而影响了世界各国的经济发展模式并不可避免地带来负面影响。笔者认为，为了扭转现代经济学的这种缺陷，有必要重新强调经济学的人文价值，重建人文经济学。

　　中国的经济学是作为“舶来品”从西方引进的，正值中国人文传统衰落而科学崇拜方兴未艾之际。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引入的经济学，是作为科学经济学被直接“拿来”的，完全没有中国的人文元素。随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也传入中国，成为与西方经济学竞争的科学思潮。不过，后来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受到“苏联范式”的影响，导致教条主义盛行。改革开放以后，随着西方经济学的大规模全面引进，中国经济学进一步向科学主义方向发展，人文传统仍然没有受到应有的关注。

　　经济学的科学方法本身是正确的方向，特别是边际分析方法，是适应于工业化时代生产力发展的要求的。但是当工业现代化发展到一定水平，社会经济的主要矛盾发生变化以后，经济学面临一系列新的问题，经过了“去价值化”的经济学却不能提供有效的阐释方法和解决方案。因此，科学主义的经济学必将遭到质疑。近些年来，复兴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和建立中国经济学的呼声交相兴起，经济学的人文转向这一问题也进入人们所讨论的话题之中。

　　2.人文之“人”：中国经济学的人本理念、人性假设和美好追求

　　中国的人文传统可以概括为两个方面，一是“天人合一，以人为本”，即人文之“人”的方面；二是“人文化成，文以载道”，即人文之“文”的方面。就中国经济学的人文转向而言，前一方面体现了经济学研究的“本体论”转向，后一方面则体现了民族文化对经济学发展的价值。

　　中国文化传统讲天人合一，以人为本。这里指的是人文之“人”，是本体意义上的，强调人的本质、人与物或人与自然的关系，以及人与人的关系。在这样的人文视域之下，中国经济学应具备以下特点：

　　首先，中国经济学应是“人”的经济学。中华民族根据自身的生命体验和历史过程，形成了以“人事为本”的人本史观，“以人为本”的价值传统。但是在现代化过程中，“物本”的主导性压制了“人本”的主导性，致使人们“丧己于物，失性于俗”，成为“倒置之民”。中国经济学的人文转向，首先要解决的问题就是确立人在经济学中的位置，重建“以人为本”的价值理念，从物的经济学转变为人的经济学。而对于国家来说，“以人为本”就是以广大人民群众为本，即“以民为本”。无论“人本”还是“民本”，其具体体现都是民生，即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所以，中国经济学的当代建构，就是在人本史观基础上，重建“以人为本”的价值传统，确立“以民为本”的政策方向，建立“以人为本”的“人”的经济学和“以民为本”的“民生”经济学。

　　其次，中国经济学应是“善”的经济学。中国传统文化将“以人为本”的基本理念进一步提升为以“仁”为本的价值高度，从而确立了中国传统文化的伦理本位。经济学的人文转向就是要恢复经济学的伦理性质，主张从“人性”出发建立“仁性”秩序，用“价值”来矫正和规范“理性”，处理好“义”与“利”的关系。所以，经济学不仅要研究人的理性，还要研究人的感性，更要研究人的“仁性”；不仅要研究人的“利己”行为，还要研究和鼓励人的“利他”行为。这样，竞争作为经济学的天然原则也要有所改变，即从强调竞争效率转变为强调合作效率，建立“合作为体，竞争为用”的市场经济原则，实现社会整体效率的提高。

　　最后，中国经济学应是“美”的经济学。在人的理性和感性之间，以“仁”为核心价值的中国传统文化偏重于感性，具有浓重的“诗性”特点。西方经济学建立在片面的“理性人”假设基础上，忽视了人的感性方面，进入“理性人—经济人—经济动物”的误区。而要实现中国经济学的人文转向，就必须重建经济学的人性假设，将经济学建立在“现实的”人性基础上。而现实的人，不仅仅是理性的，也是感性的，因而才是活生生的；不仅有血有肉，有物质需要，而且充满激情，充满仁爱之心，同时有精神追求和文化需要。所以，实现中国经济学的人文转向，除了要追求效率和利益最大化，还要追求“美”。

　　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发展的目的不仅仅是物质文化生活水平的全面提高，不仅仅是人的生命质量和生活质量的全面提高，还要求生活方式的多种多样，包括快乐劳动、率性自由、身心如一的幸福感，也就是人的自由和全面的发展。正如马克思所说，“劳动是自由的生命表现，因此是生活的乐趣”，人在劳动中肯定了自己的个人生命，从而也就肯定了人的个性的特点，因而人们的劳动是创造性的劳动，劳动既创造价值也创造快乐，还创造美。总之，中国经济学必然反映新时代人们对美好生活的追求，因而是超越人的理性，彰显“感性”和“仁性”的“人文”经济学。

　　3.人文之“文”：中国经济学的历史方法、民族叙事和话语体系

　　人文化成，文以载道。这里指的是人文之“文”，也就是历史、民族和文化。这里的问题核心在于：文化是历史形成的，不同民族由于有不同的历史，因而有不同的文化传统；不同文化传统的民族具有不同的价值观和不同的利益诉求。因而，不同民族的经济学要有不同的民族表现形式。

　　第一，中国经济学要采取历史方法，即唯物史观和历史叙事。人的存在，既包括人的自然存在，也包括人的社会存在；既包括人的现实存在，也包括人的历史存在。恩格斯指出：“政治经济学本质上是一门历史的科学。”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人们按照自己的物质生产率建立相应的社会关系，正是这些人又按照自己的社会关系创造了相应的原理、观念和范畴”“这些观念、范畴也同它们所表现的关系一样，不是永恒的。它们是历史的、暂时的产物”。中华民族根据自身的生命体验和历史过程，形成了独特的历史观，“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彰往察来”，以“理”以“仁”，中庸中道，构成了特殊的历史叙事。这就要求我们努力挖掘中国历史资源，包括经济史和经济思想史资源，为中国经济学的形成和发展提供历史唯物主义阐释，建立中国历史叙事的经济学。

　　第二，中国经济学要体现民族价值，即民族利益和价值诉求。西方经济学希望以理性主义同化不同的文化和价值，建立所谓的普世主义经济学。但韦伯也说过：“作为一门说明性和分析性的科学，政治经济学是跨民族的，但是，一当涉及要作价值判断，政治经济学就必然受制于人类的某一特殊族系。”近年来，中国经济学界也开始认识到，从实践层面上看，西方的经济发展模式不能等同于世界的发展模式，更不能等同于中国的发展模式；从理论层面上看，西方经济学对中国经济学界的“殖民主义”倾向和中国经济学界对西方经济学理论的“消费主义”倾向已不能再继续下去了。更重要的是，中国经济学界也已认识到，西方的经济利益并不能等同于世界的经济利益和中国的经济利益。因此，中国经济学的人文转向，必然是体现民族价值即体现民族利益和民族诉求的“国民经济学”。

　　第三，中国经济学要有特别的民族形式，即民族语言和话语体系。语言是文化的符号。不同民族的文化价值通过不同的话语体系得以表述，不同民族的利益诉求也必须通过不同的话语体系得以表达。从历史上看，任何一个民族国家的崛起，都必然伴随着本民族语言的形成和兴起，也必然形成本民族的学术话语体系，即所谓“文以载道”。西方经济学试图消除历史差别和民族差别，全面整合各种不同的市场游戏规则和不同国家的经济利益，对中国经济学产生了十分重要的影响，致使中国经济学界一度丧失了自己的话语权。我们必须认识到，中国经济的崛起和中国道路的形成，要求中国经济学的兴起。但中国经济学的兴起并不能依赖西方经济学界对中国经济学的认可，而在于中国经济学自立于世界经济学之林的能力。历史上看，中国形成了完整的、独具特色的经济模式和经济思想，这是中国经济学最基本也是最根本的经验源泉和学术资源。我们要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基本理论指导下，吸收西方经济学学术话语，发掘中国经济史和经济思想史资源，形成独特的经济学话语体系，构建“中国话语”的经济学。这就是中国经济学的“民族形式”。

　　4.历史与逻辑一致的方法是中国经济学人文转向的枢纽

　　中国的经济学经过百余年发展，基本上已经形成马克思主义和现代经济学的融合，但是尚未实现与中国人文传统和民族价值的有机融合。实现经济学的人文转向，建立中国经济学，是我们当代经济学人的历史使命。马克思主义既主张人类社会发展存在共同规律，同时也承认不同民族的不同历史，主张普遍真理与具体实际的结合，在学术建构上采用逻辑与历史一致的方法。事实上，马克思主义既是科学的也是人文的。科学的方法应该是从历史与现实到理论，再从理论到历史和现实，这样反复接触，反复检验，才能提出科学的理论。而科学的理论必须与具体实际相结合，就是说，从一般的经济理论出发所做的研究，必须与具体的经济实际和实践相结合，也就是与不同历史的、不同民族的文化相结合。运用马克思主义历史与逻辑一致的方法实现经济学的人文转向，就是坚持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方法，同时结合中国的文化传统和思维方式。因而，马克思主义历史与逻辑一致的方法，是中国经济学人文转向的枢纽。

　　中国有数千年的历史文化，这种文化已经作为基因存在于整个民族的血液之中。正是这种文化基因构成我们与其他民族的区别，也决定我们与其他民族的不同历史和不同未来。我们要正视自己的历史文化，把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理论宗旨和中华民族的文化精神有机地结合起来，形成中国特色、中国气派、中国风格的经济学。

　　（作者：高德步，系中国人民大学中国经济改革与发展研究院常务副院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