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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员注册近日，央行行长易纲在2018年G30国际银行业研讨会的发言及答问，聚焦中国经济运行现状及发展趋势，聚焦中美贸易摩擦，传递出中国在中美贸易摩擦背景下多策并举应对经济下行风险的积极信号，有助于化解外界特别是国际社会对中国经济发展的疑虑。
今年以来，中国经济在复杂严峻的内外部环境中运行，面临一些新问题新挑战，外部环境发生明显变化。作为世界第一大经济体、中国最主要经贸伙伴的美国，打着所谓“公平贸易”的旗号，罔顾中美贸易“顺差在中国、利润在美国”的事实，采取单边主义、保护主义的霸道做法，以提高关税、实施高科技出口管制与技术封锁等手段，不断挑起对华贸易冲突。由于中美经贸往来紧密，也由于中美贸易摩擦有向政治、军事等领域蔓延的趋势，致使中国经济发展的外部环境发生明显变化。
从内部环境看，中国正处在转变发展方式、优化经济结构、转换增长动力的攻关期，经济运行的深层次结构性矛盾还没有完全解决。外部环境的明显变化与内部矛盾的尚待解决，很容易形成叠加效应，影响到中国经济的平稳运行。最近一个时期，股市震荡、“消费降级”说盛行、“外资撤离”论泛起等等，很大程度上源自中美贸易摩擦所导致的负面预期和不确定性，反映了市场的不安情绪，折射出中美贸易摩擦给中国经济带来较大的下行风险。
然而，中国经济的基本面并未因此而发生根本性变化，依然呈现总体平稳运行并稳中向好的发展态势。尽管今年投资、消费等少数指标的增速与前些年两位数的高增长相比有不同程度回落，但GDP增速、就业、物价和国际收支这四大宏观经济指标上“稳”字当头。上半年，GDP增速为6.8%，虽比去年全年回落0.1个百分点，但比前年提升了0.1个百分点，并且是连续12个季度稳定运行在6.7%至6.9%的区间内。8月底，全国城镇调查失业率为5%，是该数据公布以来的较低水平；前8个月我国城镇新增就业1000万人，完成了年度目标任务的90%。1-8月，CPI同比上涨2%，PPI同比上涨4%，价格水平处于良性区间。此外，我国外汇储备始终保持在3万亿美元以上，汇率也基本稳定。同时，在稳的基础上，经济结构在优化，经济效益在改善，发展质量在提升，延续了经济稳中向好的发展态势。这表明，中国经济具有十足的韧性。
不啻如此，中国拥有13多亿人口和世界最大规模的中等收入群体，市场潜力巨大。内需已是中国经济增长的支撑力量，消费作为内需的“顶梁柱”，已成为经济增长的主要拉动力。在追求美好生活过程中爆发的巨大市场需求，将进一步发挥消费对经济发展的基础性作用。而且，中国拥有比较完整的产业体系和供应链体系，虽然在产业技术整体水平上与发达国家存在一定差距，但作为制造业大国的这一优势，抗风险能力强，不是哪个国家当前所能全面具备的。这也是中国经济韧性足的重要体现。
当然，面对贸易摩擦及其带来的经济下行风险，我们必须充分准备好“弹药”，多策并举促稳求进。作为宏观调控的两大政策工具，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要协同发力，相机预调微调与定向调控相结合，既扩内需也调结构。一方面，积极的财政政策要更加积极有效。除了保持支出强度、优化支出结构，在预计全年减税降费规模超过1.3万亿元的基础上，还应考虑更大规模减税、更加明显降费措施，并使企业、居民真正有感。另一方面，稳健中性的货币政策要松紧适度。在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风险底线的前提下，利用好货币政策工具箱中的利率、准备金率等政策工具，保持适度的社会融资规模和流动性合理充裕，保持杠杆水平稳定。
值得指出的是，应对贸易摩擦及其带来的经济下行风险，最根本的是要靠更大力度的改革开放。过去40年中国经济发展得益于改革开放，未来中国经济实现高质量发展也必须依靠更大力度的改革开放，而贸易摩擦及其带来的经济下行风险，是我们实现高质量发展过程中必须迈过去的“坎儿”，为我们进行更大力度的改革开放提供了重要推动力。易纲行长在发言及答问提到的诸如“加强知识产权保护、考虑以‘竞争中性’原则对待国有企业、促进服务部门的对外开放”等政策设想，无一不是更大力度的改革开放题中应有之义。
总之，用深化改革不断释放改革红利，最大限度激发市场主体活力，用扩大开放引入经济发展的“活水，形成全面开放新格局。从而，强身健体，夯实发展后劲，推动我国经济发展质量变革、效率变革、动力变革，在应对贸易摩擦及其带来的经济下行风险的过程中，不断强化中国经济的韧性。（中国社会科学院财经战略研究院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