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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员注册在深圳工作的董王勇老家是山西运城。11月14日，董王勇父亲给他打了个电话，告诉当地司法局来家里找人，说他“被判刑一年，缓刑两年，没有在规定时间内去报到”。电话这一头的董王勇完全不知所措，“我还以为是骗子”。董王勇自称，自己并没有犯过事，不可能被判刑。（11月28日南方网）
一个人过着正常的生活，没有做过犯罪的事，突然被告知自己被“判刑”，糊里糊涂地就成为“有罪之人”。而原因就是身份证被犯罪分子给冒用了，刑罚就到了自己这里。这样的事情看似无厘头，但其实就发生在我们的现实中，而且还不仅仅是个例，这几年就发生了多起类似事件，这就需要警惕。
按照正常逻辑，此类事件被当事人发觉后，就会去找到处理此案件的警方和法院，揭开真相。在一阵调查核实之后，便着手撤销当事人的判决书，开始消除影响，到这里，事件似乎是结束了。
但是，当事人被无缘无故地扣上“罪犯”的帽子，本来可以正常生活，可现在却要花费大量精力去为自己“平反”，其工作、生活和名誉都受到了一定的影响，难道不应该有个说法？这说法不仅仅是撤销判决、道歉和赔偿损失，还应该有相应的追责。至少要让当事人知道相关部门出了什么问题才让自己背锅，他们有没有为自己的过失担责，这也是在给社会一个交代。
当事人的身份证信息被他人冒用，导致了后面的一系列麻烦，可当事人的身份证并没有被偷也没有随意借给他人，也就是说，还是信息泄露的原罪惹的祸。这互联网环境下社会的共同痛点又被提了出来，尤其是还被贴上“精准”的标签。这里的追责虽然艰难，但关系着人们正常生活和社会稳定，必须得跟上，不能缺席。
如果说信息泄露是身份冒用“被判刑”的导火索，那公安、检查、法院等相关部门的失责就是在为这一奇葩事件的推进来“保驾护航”。
对犯罪嫌疑人进行身份核实，公检法均有相关规定。《公安机关办理刑事案件程序规定》第65条规定，公安机关需要查明的案件事实包括犯罪嫌疑人的身份；《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试行)》规定，检察院移送审查起诉的案件，应当查明犯罪嫌疑人身份状况是否清楚；最高法关于适用《刑事诉讼法》的解释规定，法院应当运用证据证明的案件事实，包括被告人、被害人的身份。
显然，这些相关部门在对嫌疑人身份核实方面违背了其已有的规定。如果说，身份信息泄露问题会导致身份核实十分艰难，相关部门即使拼尽全力核对，谨慎处理，也难保证身份核实不出问题，那还算情有可原，可以从轻处理。可现实是，即使身份信息泄露问题再怎么严重，相关部门仍可以通过身份证的相关信息联系当地以及家属、单位，或者通过身份证关联的户籍档案中的照片以及其他信息，来进行核查，判断犯罪嫌疑人的身份是否属实，这是分内之事，也是容易做到的。可他们并没有做到。难道说，公检法部门及其工作人员真的不用承担“玩忽职守”的失职渎职责任吗？
因身份冒用就“被判刑”的事件，不可当成个案去定义，因为信息泄露和相关部门的失责都不是偶然现象，一旦放纵，问题只会更严重。所以，这类事件不能放过任何一个，追责更不能缺席，这是需要谨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