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正富：供给侧改革的关键在于搞对投资结构

    要尽快切断经济下行与产能过剩的恶性循环
    2007年以来的问题实质是全球产能过剩，背后是资本积累过剩。资本在实体经济中找不到有利的投资机会，就涌入金融衍生品开辟的虚拟经济中。在泡沫破灭、整个经济体系面临崩溃之时，全球央行只好祭起大规模货币宽松的旗帜，但这一步现在也走不下去了。全球央行放出了天文量级的流动性，但钱流不进实体经济，不过是把金融泡沫又吹起来而已。
    今天，又再次面临泡沫破灭的风险。索罗斯说“35年的牛市要走到头了！”斯蒂格利茨说世界经济进入“大疲软”；近日，连美国前财政部长的萨默斯也提出了世界经济的长期停滞（SecularStagnation）！
    美欧各国政府还有什么办法呢？白宫预算与管理办公室前主任斯托克曼说：“这次的华尔街泡沫是靠美联储恶意发行大量空头货币吹起来的，基础并不是真正的经济增长……大量增加的流动性不但没有刺激银行贷款或者企业支出，反而一直被困在华尔街的深渊之中，正在发酵成又一轮无法持续的泡沫。这轮泡沫一旦破裂，美国银行将不会再得到像2008年那样的新一轮救援方案。相反，美国将会堕入一个零和紧缩与恶性政治冲突交织的时代，就连目前这种经济增长的微小残痕也会消失殆尽。”
    这样一种全球长期停滞的背景，对我国发展意味着什么？
    我国经济增速下行已经4个年头了。这本是由过去高增长的老常态向未来中高速增长的新常态转型调整的过渡期中必然要发生的现象。但是，有迹象表明，经济连续减速正在引发经济下行与产能过剩的正反馈机制，即产能过剩致使经济下行，经济下行则使产能过剩进一步加剧，而加剧的产能过剩又使经济下行势头更猛，由此形成经济下行与产能过剩的螺旋式轮番加剧。
    若无有效对策，结果可能将是包括煤、钢、电、铝、化工、建材、建筑、工程机械、运输工具等主体工业部门的垮塌，即普遍性生产过剩的经济萧条，并将引发金融系统性风险的爆发，社会秩序大面积的瓦解，经济将陷入萧条与停滞。届时，中国经济与全球经济的停滞萧条相互震荡，后果不堪想象！
    因此，现在到了我国尽快结束转型调整的经济下行期，用新的发展战略迈入中高速增长的新常态的时候了。
    关键是搞对投资结构
    中央提出了在总需求管理的同时，着力加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但究竟什么是我国真正需要的供给侧改革呢? 显然，供给侧改革首先要能切断经济下行与产能过剩相互推动的恶性循环，而这就必须创造对过剩产能行业的有效需求，适当提高过剩行业的产能利用率（这与淘汰部分过剩产能并不矛盾）；同时，供给侧改革在长期中又要推动经济结构的调整、升级与优化，提高供给体系的质量和效率。
    而这就要求对生态环境、能源资源、劳动队伍、材料装备、技术研发、前沿科学等广义生产要素和国家战略性资产进行持续有效的资本投资。即使对某些行业需要适度淘汰、减少部分过剩产能，但对留存下的产能仍有技术与管理升级的任务，而这也同样离不开投资。
    总之，对过剩行业不能再搞规模扩张性投资了，但对提高供给体系长期能力的基础性生产要素和资产则要大规模持续投资。
    重要的是，对基础性生产要素的投资恰好又能立即提高对过剩行业的有效需求！搞对结构的投资其实既有短期需求侧功效，又有长期供给侧功效，是同步解决当前经济困难和推动新一轮长期经济强劲增长的关键。
    搞对投资结构呼唤双轨投资
    现实地说，现在到处都是产能过剩，能够带动经济结构调整的投资机会在哪里呢？
    政治经济学认为有两类投资机会。一类是市场导向、企业利润驱动的投资机会，其特点是投资具有明确的收益排他性（谁投资谁受益）、投融资的顺周期性和投资周期的短期性。这种微观-逐利性投资的周期性波动是造成经济周期性危机的关键力量。
    另一类是国家战略导向、整体利益驱动的投资机会。它是指国家从长远发展战略角度考虑，对国民经济长期稳健发展必不可少的重大工程或领域，具有规模大、周期长、不确定性高和投资效益具有外溢性等特点。
    我国作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国家，应同时发展上述两类投资。主流经济学把宏观-战略投资与微观-盈利投资对立起来，强调二者之间的“挤出”效应。但事实上，这两类投资也有互补与互强的关系。只有宏观-战略投资到位，基础设施与战略性生产要素得到保障，微观-盈利投资才能有效运行；反之，也只有微观-盈利投资活跃，企业的竞争与创新活力得到激发，市场规模持续扩展，宏观-战略投资形成的基础设施与要素产能才可能充分发挥作用，投资也才可能获得合理回报。
    在发达国家，有过美国上世纪对全国州际高速公路系统的投资；日本战后起飞时，也有在产业政策引领下对重大基础建设和后来对集成电路等的战略性投资。中国改革30多年经济奇迹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由国家引领、分权型地方政府与开发性金融机构共同参与，实施了大规模基础设施建设和产业升级推动。这段历史实践，就是用宏观-战略投资引领微观-盈利投资、实现双轨投资同步互促，创造出“中国奇迹”的经典案例。
    上述两类投资中，宏观战略投资是我国制度优势所在。其内涵包括：第一，把过剩的产能转化为短缺的基础性生产要素的投资。第二，把过剩资本转化为保障低收入群体正常需要的民生资产。市场经济本身必然产生收入分配两极分化。而收入再分配仅靠税收与福利支出是难以持续的。因此，应该考虑通过国家行为打造某种民生资产，即该类资产产生的收入定向用于增加低收入群体的收入与消费。
    上述宏观-战略投资的合适领域是很多的，举例来说：
    一、生态资产与生态中国：通过大西线调水和“西水东调”等方式，至少在大西北增加1000亿立方米以上的淡水供给；通过统一规划与有序投资，实现我国重大水系的互联互通；与水利工程结合及其在陕-甘-内蒙等地区的流域治理，与南疆太阳能开发/咸水改淡和人口增加相结合的大规模改地；以及南方丘陵坡地利用率的提高等，至少增长2亿亩的可用地；通过南疆开发与西部造林的战略行动，有效控制和减少沙漠面积。
    二、能源资产与节能减排：转向自主的清洁能源，优先发展新一代核能和万亿度规模的太阳能为主的电力生产和新型智能电网，减少对国际油气的依赖度；缩小煤电规模和减少“煤基污染”，抓紧车用电池的产业化，彻底解决汽车尾气的污染问题。
    三、技术资产与产业升级：这是指统一布局国家研发体系建设，实现中央、地方、企业在科技创新和商用生产上的战略合作；推动中国制造走向中国精造和中国创造。
    四、人力资产与共富中国：通过央、地、企合作的培训体系，打造亿级的德国式专业-技能型劳动者队伍；开发新人口红利，提高劳动收入占比。
    五、民生资产与民生中国：通过亿套级社会保障性住房、全民医保、义务教育和全民财产性收入所依托的长效资产（有稳健现金流的长期资产）的布局，对冲当代市场经济中新的收入分配两极分化。
    六、西部开发与平衡中国：上述生态环保、能源资源等基础生产要素的投资新基础设施主要布局西部，能发挥西部比较优势，更能使西部可持续发展。
    七、“一带一路”与全球中国：在“一带一路”的实施中，借鉴发达国家经验，探索把国家安全与经济发展的结合之道，例如①建立南海发展集团，投资岛礁旅游与平战两用渔船，对此类渔业合作机构实施引领、培训与保护；②建立南疆开发集团，实施塔克拉玛干光热电产业综合发展，形成数百万级移民人口为主的城镇群落，既提供巨量清洁能源，发展社会经济，又改变人口比例，对民族分裂主义釜底抽薪。
    宏观-战略投资的资金筹集与实施
    为此，宏观-战略投资的实施主体应该力求创新。借鉴股权投资基金行业的经验，一个可行的办法，是设立担负国家战略使命的准市场型战略投资基金体系。其要点是：
    ①在基金下按不同领域及其同一领域的不同地区，设立若干专业性子基金；
    ②中央银行与国家财政提供引导资金，授予基金在金融市场特许融资范围，选择性提供国家信用担保，吸引国内外大机构作基石投资人，吸引社会投资大众作为（优先回报的）投资者，再加上直接在银行间市场发行债券，形成国家战略引领、国家资金牵头、多元资本混合的长期投资基金；
    ③市场化挑选基金管理人，开发使用那些国家部委办局中包括退休仍适宜工作的、具有产业和大型工程/企业经验的干才，与资本市场的现代专业人才结合，打造市场化、专业化基金运作团队，建立以国家荣誉和长期经济利益并重的复合型长期激励机制；
    ④完善建立基金投资决策、咨询与审计体系，促使基金体系在总体上达到有效运行。
    宏观-战略基金的基础是国家引导资金，这部分不应主要用财政支出来解决，而应活用人民银行资产负债表。具体说，是要对央行资产基础进行结构性调整。
    目前，这种以外汇为基础发行人民币的操作在历史上曾有过积极作用，通过稳定汇率提升了我国制造业竞争力，促成了前些年超常规高速增长。而这种操作内在的副作用则是我国无货币发行的自主权，却有持续超发人民币的压力。现在已是弊大于利，未来不再合用，应予改革。
    改革办法之一是把央行货币发行基础切换成“国债”，其好处是获得货币发行自主权，但又意味着国债必须与货币需求同步增长，从而将来必导致国债大幅升高，可考虑一部分国债，但不宜全靠国债。
    我们认为，更为可行的办法是以上述宏观战略基金中央行出资对应的权益资产作为央行基础货币发行的基础资产之一；由此形成以战略资产、黄金、国债和外汇储备为主的多远复合的央行基础资产。当然，如何把当前20多万亿的外汇储备置换成战略资产与国债等多元资产涉及具体的专业操作，需要深入的技术性设计。
    大规模宏观-战略投资的长期回报
    就项目本身而言，宏观-战略投资因为投资周期长，故在中、短期难有回报，但在长期中的回报则有稳定、上升、可持续的特点。
    首先，宏观-战略投资所形成的资产应该是国家长期发展中需要的战略性、基础性的要素供给能力，它会随着人均收入水平与经济总量的增长而相应增长，对其需求是长期存在的。同时，这类资产的收益具有固定收益的特点，并不依赖竞争性行业中必需的企业家精神；而且，这类资产的收益水平往往与人均收入水平正向相关，因此具有资产收益跨时递增的特性。
    但就投资的外溢性效果来看，这些战略投资可以说一投资就有回报。因为它很大部分是超级工程，直接拉动对过剩产能的需求，可以缓解这些行业的过剩程度，减轻产能压缩的难度；其中属于科研投资和劳动力升级培训投资的部分，则能增加收入从而拉动消费及第三产业发展。
    总之，由宏观战略基金对国家长期发展必须的战略性基础资产进行开发性投资，在当前，可以显著提高宏观有效需求，抬升经济增长的底部；在长期呢，更是具有良好回报的超级投资机会。
    尽快进入中高速增长的新常态
    总之，要尽快结束三期叠加的经济下行期，尽快进入中高速增长的新常态，急需实施在需求侧与供给侧同时发力的政策组合，而最佳选项就是投资，即把结构搞对的投资。为此，需要以更加宏观、长远的视野来理解结构与增长的辩证关系。在调整期讲“稳增长、调结构”；进入新常态时，则可讲“调结构、促增长”。其意思是：通过发挥投资的关键作用，用宏观战略引领的结构性投资带动产业、生态、能源资源、收入分配等诸种经济结构的调整优化，从而增强国民经济长期增长的潜力，提高经济长期增长的水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