卢锋：“一带一路”的影响与风险

    实施共建“一路一带”对中国与沿线国家可谓功在当前利在长远，同时这项宏大事业也必然会面临各种困难和阻力。
    就经济逻辑观察，“一带一路”有望带来多方面积极影响。第一，将为中国经济开拓创造更具全方位特点的开放格局。早先中国处于产业链低端，在全球化产品内分工时代通过加工贸易参与国际分工，主要表现为承接发达国家劳动密集型产业或产业区段并向发达国家输出加工品。经过几十年开放发展历练，中国已成功转变为中等收入水平国家，经济发展与结构提升对开放格局提出更高要求。未来中国与发达国家经济仍有很多扩大合作领域空间，同时与新兴经济体及广大发展中国家经济合作重要性将会显著提升。共建“一带一路”是中国“构建全方位开放新格局，深度融入世界经济体系”的重大部署，也是“开展更大范围、更高水平、更深层次的区域合作，共同打造开放、包容、均衡、普惠的区域经济合作架构”的战略举措。
    第二，创造培育国内、区域以至全球范围的新经济增长点。在中国宏观经济面临周期调整下行压力形势下，结合共建规划适当追加国内相关地区与行业配套投资，有助于国内经济短期稳增长目标并将对长期增长发挥积极作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由于受到基础设施缺乏等硬件条件与体制政策不完善等软件条件制约，发展潜力未能得到充分释放。共建“一带一路”对症施策，有助于中国与沿线国家更好实现经济较快可持续发展目标，并对培育全球经济新增长点做出贡献。
    第三，改进完善国际经济与金融治理架构。目前全球经济治理结构与全球化深化要求不匹配，要把21世纪经济全球化提升到更高水平，需改进完善全球治理结构。在IMF份额调整受阻与守成大国对全球治理架构“存量改革”消极拖延形势下，新兴经济体与广大发展中国家用建设性方式主动进行“增量改革”具有重要意义。中国倡导共建“一带一路”探索合作发展新路径，本身具有对现存治理结构在有效解决当代发展问题局限性方面提出质疑补救的含义。依托“一带一路”创建亚投行等新金融机构作为“增量改革”关键举措，将对改进完善现有体系产生深远影响。
    第四，推进人民币国际使用的历史进程。随着全球经济格局与主要经济体相对实力演变，国际货币体系与特定主权国家货币的国际地位会相应调整。虽然新兴大国经济与货币相对重要性变化，并非在每个时点都具有成比例的精准一致性，然而二者终究会通过非线性方式实现其内在一致性要求。伴随中国开放经济体量增大及其在全球经济体系中相对地位提升，人民币在国际交易范围逐步增加使用应是大势所趋。本币国际化是大国经济开放成长的自然历史过程，并且对货币发行国意味着责任和担当，因而它不应是短期政策目标，甚至也不是可以选择的政策工具。共建“一带一路”将探索使用区域内货币进行贸易结算与发债融资等金融与货币合作途径，中国作为共建“一带一路”倡导国，其本币即人民币的国际使用将获得前所未有机遇。
    第五，改善外部资产负债结构与收支状态。伴随经济追赶提速与加深融入全球经济体系，中国对外资产负债表快速扩大。国际投资头寸数据显示，中国对外资产从2004年9291亿美元上升到2014年64087亿美元，同期对外负债从6527亿美元上升到46323亿美元，净资产从2764亿美元升到17764亿美元。然而中国对外资产负债结构不合意，虽有巨额净资产却遭遇净值负收益。例如2014年数据显示，中国对外资产61%是收益较低的官方外汇储备，对外负债58%则是回报率较高的外商直接投资，国际收支平衡表中投资收益为逆差599亿美元，二者收益率差异为负2.7个百分点。给定人民币实际汇率升值趋势，最终用人民币衡量的净收益负值可能更大。共建“一带一路”将拓宽中国以非外汇储备形式持有外部股权债权空间，有利于提高中国储蓄在国外配置效率以造福于沿线国家经济发展与民生改善，也有助于改善中国对外资产负债结构。
    共建“一带一路”必然会面临各种困难与风险。第一，共建“一带一路”会始终面临如何处理与大国关系的难题。例如，美国作为现有国际秩序的主要创设国和主导国，显然会较多从竞争角度看待中国倡导的“一带一路”，美国对亚投行反应已显示这一点。不过美国也在实施“新丝绸之路倡议”和“印太经济走廊”战略，与“一带一路”有很多潜在合作空间，美国有关政策未来变化不确定性较大。由于众所周知的历史与地缘政治原因，俄罗斯对“一带一路”或许有复杂感受与反应，共建“一带一路”如何协调与俄罗斯这个重要战略伙伴国关系其实有特殊敏感性与微妙性。
    欧洲大国、印度等与中国在共建“一带一路”上有较多合作空间与意愿，不过也会在地缘政治与具体合作方式上存在很多立场差异与磨合之处。日本自然会更多从消极方面看待中国倡导的“一带一路”行动，不过日本与不少沿线国家经贸与援助关系与“一带一路”在客观上也不无交集。大国崛起如何管理大国关系演变始终是难点，共建“一带一路”越是取得成效，由其激活的潜在风险因素可能会更大。在某种意义上，“一带一路”给中国提供了一次充满挑战的“主场”历练机会。
    第二，如何处理沿线小国关系也会面临复杂难题。沿线国家中像巴基斯坦这样全天候好伙伴并不多。如菲律宾、越南这样近年与中国双边关系出现特殊困难的国家也积极参与创设亚投行，显示共建“一带一路”内在具有互利共赢性质，然而与这些国家具体合作仍可能会多一些制约因素和困难。又如由于不很久远的历史原因，蒙古国参与共建“一带一路”难免会多一些考量。即便是历史上丝绸之路沿线国家，总体积极参与共建“一带一路”，希望搭乘中国经济崛起快车以实现自身发展抱负，然而有学者指出：“今天一路一带上的许多国家尤其是小国，在古代丝绸之路的时候，并不是我们平等的伙伴而是我们的藩属。丝路时代的回忆对于他们来说，可能并没有我们想象的那样美好”。历史记忆中不美好因素，也可能转化为影响合作的交易成本。
    第三，工程与项目实施层面会有更多困难与风险。21世纪以来中国大量企业走出去曾面临的各类困难，都会构成共建“一带一路”的潜在和现实挑战。一是体制政策风险。沿线发展中国家即便在政治层面明确了合作立场，在体制与政策层面仍可能存在大量协调困难，例如特定项目用地能否及时到位，过于繁复的海关检验程序能否得到合理控制，汇率波动与外汇管制可能发生突然变动等，都会给本来可能互利共赢的项目蒙上阴影。
    二是管理风险。中国企业走出去在国外面临全新的社会、经济、政治、法律、文化环境，在生产流程、质量控制、员工管理等方面都会遇到新困难，简单采用国内行之有效方法可能会“水土不服”。这就要求中国有关企业在管理运营层面认真学习善于学习，尽快适应所在国特定环境以保证平顺运营，为共建“一带一路”提供企业微观面支持。
    三是环境风险。大型基础建设与工业投资项目必然伴随对自然生态环境系统的某种人为干预，受到技术可行性、预期赢利性与环境可持续性等三重变量的相互制约。虽然保护环境与重视生态文明建设是共建“一带一路”基本方针之一，在具体工程项目设计和实施层面如何统筹兼顾各方面目标达到最佳平衡，仍会面临选择困难甚至会有争议。
    四是经济形势与政局变动风险。中国企业近年国外投资，经常遭遇经济形势变化导致已确定项目搁浅取消的冲击。去年国际油价下跌在一些国家引发这类情况。如中资企业主导财团在墨西哥投标获得一个规模达数十亿美元的高铁项目，今年初被墨西哥政府以经济形势变化为由取消是一个事例。另外，投资目标国的一次执政党更替，有可能对已确定或在建项目带来颠覆性影响；如果出现政局动荡或爆发内战，则可能对中国企业投资设备财产甚至人员安全带来威胁。
    第四，企业是共建“一带一路”的中坚力量。打铁先要本身硬，中国企业和机构大规模走出去同时，如何把握好经济效益与社会责任关系，做到技术过硬、管理到位、效益良好、美誉度高，将是决定未来成败的关键。另外因共建“一带一路”创设的亚投行、丝路基金如何在自身决策机制与管理方面贯彻市场化、国际化、专业化原则，如何在实施项目层面坚持自身特色定位又与现有相关国际金融与发展机构有效合作，内部运行如何结合利用投票与协商机制达到既高效决策又充分集思广益，都存在需要通过实践探索逐步解决的问题。
    第五，如何保证中国在沿线国家大规模投资的安全性与收益性。拥有海量国民储蓄是中国倡导推动共建“一带一路”的关键支持条件之一。中国早先国民储蓄境外配置以官方外汇储备为主要形态，共建“一带一路”意味着中国富余储蓄今后将更多转化为在沿线国家生产性投资及相应债权股权。以主要发达国家高等级债券等金融资产为主要投资对象的外汇储备，与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主要以生产系统、基础设施等实物资产或大型工程为主要资金运用对象比较，在投资收益、风险、安全等不同维度指标和属性方面都可能存在反差性变化。面对更具有异质性的新投资环境，如何控制风险系数，获取合理收益，减少财务损失，将是共建“一带一路”长期面临的挑战。
    最后，如何正确看待实施“一带一路”战略与国内深化改革推动体制转型关系方面，也可能存在认识风险。亚投行冲击显示中国改革发展阶段性成就与影响力提升，国内媒体热议时扬眉吐气与欢欣鼓舞是大国崛起阶段的正常合理心态。不过也需防范公共兴奋与欣慰感可能传导一种潜在认识偏颇，就是把亚投行冲击解读为“中国模式”大功告成而盲目乐观，把共建“一带一路”开局顺利看作是所谓“北京共识”对“华盛顿共识”的完胜，而淡忘国内改革大业仍面临爬坡过坎与壮士断腕的挑战。改革开放激活创造力是中国发展成就的根本原因，中国也是战后经济全球化体系与秩序建设的参与者与受益者，倡导“一带一路”并非意在颠覆现有经济秩序，也不是仅追求中国自身利益，而是要与沿线国家一起依据各自国情改革开放，探索共同发展与互利共赢道路。
    中国应对挑战、克服困难、争取共建“一带一路”成功，是对新时期中国奋发有为新外交方针的检验，也是对中国作为最大新兴经济体引领发展潮流能力的检验。共建“一带一路”事业能否取得预期成功，根本保障条件在于中国能否通过全面深化改革解决建构完善国内市场经济体制的挑战，在于能否通过全面依法治国建成现代国家治理架构与能力，在于能否保持中国经济持续追赶从而为“一带一路”合作提供生生不已动力并动态充实其内涵。在这个意义上，“一带一路”成功条件在这个战略本身之外。
    要长期坚持“亲诚惠容”、合作共赢的基本方针，通过持久合作努力逐步实现规划目标，由此获得国际社会更广泛诚挚的认同。中国企业走出去要找准定位，谋而后动，发挥核心竞争力，避免一哄而起一拥而上。项目设计实施需重视兼顾市场赢利与社会责任目标，避免短期行为与竭泽而渔。要重视劳动密集型制造业有序转移，充分发挥这类转移对承接国在就业和经济发展方面的积极作用和特殊影响。项目设计实施应加强与国际机构与发达国家有关机构的务实合作，学习借鉴行之有效的国际经验和方法。要把培训、学位教学与实践高效结合起来，大力培养各个层次各种类型人才。
    总之，共建“一带一路”无捷径可走，只能通过持久而正确的努力，才能最终实现中国与沿线国家携手共进谋发展愿景。